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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资本主义还是挽救资本主义?——论美国近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

【摘要】从2016年总统选举开始,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政坛悄然兴起。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公开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总统候选人,他为什么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追根溯源,美国当下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与罗斯福新政是一脉相承的。近代美国总统,从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克林顿、奥巴马,他们都试图对传统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美国的持续运转。他们虽然都只是在修补、改良或者说是在挽救资本主义,但毕竟是在推动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目前的美国,还有它存在的理由,它毕竟还在创造着巨大的、新的生产力,而这与民主社会主义对它的改良、限制密不可分。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同样有它存在的理由,这也是桑德斯敢于公开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  罗斯福新政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5.005

从2016年总统选举开始,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政坛悄然兴起。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争夺民主党候选人的竞争中最终虽然以微弱的劣势败给了希拉里·克林顿,但在《时代》周刊2016年度的“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评选中,桑德斯却屡次超过希拉里和特朗普,这在美国政坛不亚于一场地震。更有甚者,还是这位桑德斯,今年2月又郑重宣布:他将再次参加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并且已经赢得了大批支持者。虽然2020年的总统选举结果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民意调查主任约翰·戴拉在2016年说过的话现在仍然适用:“不论输赢,桑德斯都影响着美国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代人思考政治的方式”。[1]因为,桑德斯毕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公开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总统候选人。桑德斯非常明确地提出要为99%的人谋利益,而且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这是为什么?

罗斯福新政

桑德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显然不是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以改良、限制或者说是挽救传统资本主义为宗旨的民主社会主义。桑德斯本人对此曾经作过明确的回答: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就是“罗斯福新政”,也就是说,美国当下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与罗斯福新政是一脉相承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度,最应该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正如德国思想家桑巴特所指出的,由于特殊的地理资源条件及社会历史条件,美国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一直相对较高,再加上美国的统治精英从一开始就把工人群众纳入了政治程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两党轮流执政机制,从而有效地限制了工人阶级中激进主义流派的发展,使得美国共产党、美国社会党、美国人民党等一些激进政党一直难有作为,因此也就导致了美国一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2]

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美国可以一帆风顺、畅行无阻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打破了“美国例外论”的神话。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1913年,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美国经济的腾飞创造了条件。战争初期,美国宣布中立,但实际上它为交战的双方都提供武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它们不仅需要大量军火,还需要各种工业品。这就为新兴的美国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1917年美国虽然直接参战,但由于战场远离本土,其工业设施毫发无损,且作为战胜国还获得了大量赔款,因此战后美国经济迅速腾飞,迎来了所谓的“柯立芝繁荣”,仅用了10年时间,美国的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14年,美国的发电总量仅为88万度,工业动力设备电气化率仅为30%,1929年,美国的发电总量则达到了1167万度,增加了上千倍,工业动力设备电气化率则达到了70%。1929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额比1913年翻了一番,资本输出额增加了3倍多,美国的GDP占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将近50%。在此期间,美国的股票指数直线上升,生产规模全面扩大,一座座摩天大楼平地而起,一个个小镇迅速变成大城市,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震惊。

但风云突变。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一开盘即出现抛售,55种股票当天平均下降了40%,且这种直线下跌趋势一发不可收拾。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不仅迅速蔓延到美国全境,而且迅速蔓延到欧洲,波及到整个世界。192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044亿美元,1933年则降至1913年的水平,仅为742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在4年时间倒退了20年。到1933年3月,美国共有11730家银行破产,251200家企业倒闭,1700万工人失业,占工人总数的32%,另外还有100多万家农场破产。[3]据1932年9月美国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当时有大约半数以上的家庭和人口没有任何收入。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4]

陷入绝望的美国人民显然不会坐以待毙。1932年5月,25000名退伍军人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华盛顿,要求政府提前发放退伍补偿金,以解燃眉之急。结果他们遭到政府的血腥镇压,引发了打死4人、打伤100多人的惨案。经济危机期间,还有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各种请愿、示威活动。美国的工人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不愿饿死——必须战斗”的口号,在1929~1933年间,美国共有350万工人参加了2700多次罢工。当时美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蠢蠢欲动,各种思潮泛滥,美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美国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在赢得了1932年10月的总统选举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37届总统。他的使命就是带领美国摆脱经济危机。

要摆脱经济危机,首先必须回答: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危机?这是包括罗斯福总统本人在内的美国人民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罗斯福的答案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他认为,“使我们遭受打击的是10年的放荡无羁,10年的集团的利己主义——所追求的唯一目标表现在这种思想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结果是98%的美国人都遭到天诛地灭”。[5]面对当时的危难局面,罗斯福提出了复兴(recovery)、救济(relief)、改革(reform)三位一体的一揽子计划,就任不久就连续颁布了《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税收法》等十几部法律,首先整顿了金融秩序,制止了黄金外流,叫停了过剩的产能。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兴办了大批水利、桥梁、道路、学校、植树等公共工程,这不仅安置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而且还为后来的经济大发展创造了条件。稍后的《社会保障法》,不仅确立了65岁以上老人的基本养老金,而且还建立了失业保险、贫困救济等制度。为了解决资金来源,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签署了新的《税收法》。在此之前,美国的公司税一律为其收入的13.5%,新的法律则规定:公司收入为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为12.5%,5万美元以上的,税率为15%。另外,对个人纯收入为5万美元及遗产继承为4万美元的收入,一律征收31%的税。这些举措与美国传统的制度大相径庭,因此被美国历史学家称之“罗斯福新政”。显而易见,所谓的罗斯福新政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但它给美国社会生活、特别是美国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社会收入差距开始明显变小:1932年,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48,美国的贫困率高达78.1%,到罗斯福总统两届任期期满的1940年,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531,到1943年降至0.421,1940年的贫困率则降至60.6%,1943年进一步降至31.5%。[6]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确实得到了控制。保守派指责罗斯福是在偷偷偷摸摸地搞社会主义,一些人甚至称他为“斯大林分子”。但实际上,罗斯福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所作所为是在全力挽救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

但是,罗斯福新政毕竟触犯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自然地联合了起来,声称一定要尽快把罗斯福赶下台。在1936年的总统选举中,有保守派控制的媒体曾预测:罗斯福将以161:370的选举人票惨败。而实际结果则是罗斯福以美国总统选举史上前所未有的优势——523:8的优势赢得了连任。因为,美国经济的恢复速度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到1936年,美国的失业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上升了80%。联邦工业指数1929年为125,1932年则仅为58,1935年已经达到了101,1936年则基本上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达到了121。[7]

到1939年,美国经济已经恢复了元气,罗斯福新政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保守派们再度联合起来,准备在1940年的总统选举中送走罗斯福。而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美国虽然最初没有参战,却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力。在特别的压力面前美国人民自然要选择一位最可信赖的总统。结果,罗斯福再次以449:52的优势,打破惯例,连续第三次担任总统。在1944年的总统选举中,处于战争状态的美国选民再次选择了罗斯福,这也使得罗斯福新政成为了美国近代史上一座无法磨灭的丰碑。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罗斯福新政也宣告结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罗斯福总统新成立了战时生产局和战时动员局。这两个局的权力和职能比1933年成立的“国家复兴局”要大得多。它们在事实上控制了美国所有的资源:1000多万美国士兵被派到了海外,许多消费品开始实行配给制度,整个美国经济被纳入了战争轨道。而在某种意义上,战争经济实际上是罗斯福新政的延续和加强。为了战争的需要,194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税收法案把美国个人收入和公司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大幅降低,将边际税率大幅上调,其中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750美元调到500美元,边际税率从10%~77%调到了19%~88%,公司所得税从31%调整到了40%。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高昂的税率并没有妨碍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5年战争期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还多,人口还净增了650多万。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罗斯福新政的肯定。

不过,1945年4月,罗斯福在刚开始其第四任总统任期时因病去世,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很快结束,但战后美国经济的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物价的控制、劳动力市场,特别是800多万退伍军人的就业等问题,还需要一个强力政府的积极干预。杜鲁门总统也毫不犹豫地延续了罗斯福新政的原则,于1946年2月正式签署了对美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就业法》。该法中有这样的表述:“国会在这里宣布:使用所有与其需要和义务相一致的手段,……协调并利用其计划、技能和资源,采取鼓励和促进自由竞争企业以及公众福利的手段,创造和维护一种环境,为有能力、愿意寻求工作的人提供实用性的工作,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乃是联邦政府持续的政策和职责。”[8]这实际上是把罗斯福新政的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杜鲁门总统甚至走得更远。因为依据上述法律,美国总统多了一项具体职责:每年必须向国会提供一份全国生产和就业的预算、经济成果预期、经济发展形势分析及相关政策调整的报告。为了帮助总统履行这一职责,在总统办公室内,增设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专门负责写作这个报告。与总统的这个新职责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工作目标相一致,美国国会也成立了一个由参众两院成员组成的联合经济委员会,负责审查总统的经济报告,讨论总统的建议和要求。从那时以来,上述机构和机制就被常规化、制度化了,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

由于顺利地度过了战后调整期,且美国经济又出现了新的繁荣,美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因此,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杜鲁门不出意外地赢得了连任,从而使得所谓的罗斯福新政在事实上实施了整整20年。虽然无论是罗斯福还是杜鲁门,他们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施政纲领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要消灭资本主义,但他们的一些改革确实改变了传统的资本主义施政措施。只因为如此,一些保守的思想家一直指责罗斯福和杜鲁门是在“偷偷摸摸地搞社会主义”。

朝鲜战争的失败,不仅使杜鲁门个人失去了党内的信任,也使得民主党在1952年的选举中失利。继胡佛之后,时隔20年,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入主白宫。虽然艾森豪威尔绝不认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渐进社会主义”,但作为一位务实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废除民主党已经实行了多年、并且行之有效的许多政策。与1951年重新执政的英国保守党一样,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几乎全盘接受了民主党的政策主张。他不仅在联邦政府内新增设了一个健康、教育和福利部,扩大了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大幅提高了社会保障津贴的数额,兴建了一批面向低收入阶层的公共住房,而且,为了应对经济疲软,他甚至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启动了一项大型洲际高速公路修建计划,修建了一个共有4万多英里的美国高速公路网。此举不仅有效克服了当时的经济疲软,而且为美国经济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与罗斯福新政的原则显然并无二致。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期内(1953~1960年),美国毕竟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和经济转型,政府对经济、劳动力市场、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的限制越来越松,美国民众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明显拉大。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在1957年达到历史最低的0.403之后开始明显反弹,到1961年已攀升至0.424。[9]美国当时已经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富强国家,但美国社会仍然有4000多万人——占了总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人肯尼迪以“让我们推动这个国家再次前进”为口号,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胜利。

针对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贫困和两极分化问题,肯尼迪总统一上台就着手修订原来的社会保障立法。在1961年颁布的《社会保障修正案》中,社会福利标准得到了全面提升。针对当时社会特别关注的儿童犯罪问题,肯尼迪总统在其1962年签署的《社会保障修正案》中,对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又给予了特别大的补助。此外,肯尼迪总统还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社会保险税率、放宽了社会保险条件,等等。他的所有政策主张围绕一个目标:缩小收入差距、减少贫困人口。不仅如此。对于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肯尼迪也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并开始酝酿一部新的法律——《民权法案》,以此来废除种族隔离政策。

1963年,肯尼迪遇刺身亡,但他所开创的改革事业并没有中断。副总统约翰逊接任总统后,首先给当时已经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不仅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确立了黑人在所有社会生活中享有与白人完全平等的权利,而且还明令禁止任何公共场所的种族歧视行为。这个法案的通过,不仅大大提升了约翰逊总统的政治威望,也坚定了他个人想成为罗斯福式的社会改革家的决心。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他把肯尼迪在1960年的口号提得更高:要构建一个伟大的社会。

赢得选举之后,约翰逊继续了肯尼迪在社会保障领域开启的改革,明确提出了“向贫困宣战”的口号。仅在1965年,美国国会就先后通过了《医疗保险法案》《社会保险法案》《城市更新法案》《1965年投票法案》《1965年教育法案》等一系列重要法案。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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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美国政府的全部政府开支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8%,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的政府开支随之飙升至20%,在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美国的政府开支突破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0%。如此之大比例的政府开支都用到哪里去了呢?除了国防和行政开支外,大部分的钱都在事实上做了二次分配。这就使得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开始明显减小,在约翰逊总统卸任的1968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388,为美国历史上的最低值。与此相对应,美国社会的贫困率也开始明显减少,从艾森豪威尔总统期间的百分之二十几,减少到了约翰逊总统期间只有百分之十几。美国社会是否可以称之为“伟大”,这有待商榷,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建,与当时西欧各国由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福利国家建设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在约翰逊总统期间,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和奥巴马的医疗改革

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改革,不仅有效地减小了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把美国社会的贫困率降到了美国历史最低点,而且同时还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失业率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虽然由于越南战争的惨败,使得约翰逊个人和他所属的民主党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败北,但继任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几乎完全接受了约翰逊政府的国内政策,以至于尼克松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不知不觉地也变成了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了。后来的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在国内政策上也没有大的变化。这样,从罗斯福到卡特(第37~48届),前后12届总统,虽然在政见和政策重点上都各有千秋,但在事实上都接受了凯恩斯主义,都承认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旦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布豪斯和达伦多夫都同意:如果把19世纪叫做自由主义的世纪的话,那么,可以把整个20世纪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美国。

进入70年代后,美国经济同整个世界经济一道,悄悄进入了衰退期。1974年和1975年,美国经济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同时还伴有将近10%的通货膨胀率。这使得传统以来,靠赤字预算来刺激消费、刺激生产的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了。特别是1980年,美国经济不仅再度出现负增长,而且物价还上涨了13.5%,失业率高达7.1%。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党人卡特输掉了当年谋求连任的总统选举,共和党人里根出任美国第49届总统。

里根总统认为:美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本身。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市场失灵的话,那么,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滞胀的原因则是政府失灵。他提出的口号是:回归市场。以他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也因此而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主张政府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全面撤退。为了鼓励消费、鼓励投资,里根政府对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逐步建立起来的税收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把先前按收入高低分为14个不同税率征收的累进所得税制改为以17600美元为界限、对以下和超过部分分别只按15%和28%两个税率来征收,这显然对富人特别有利。同时,为了鼓励富人把更多的钱投入到生产领域,里根政府把公司所得税从先前的46%,一下子降到34%。里根政府的口号是“向市场要效益”,其具体政策措施就是减税。由于里根政府的改革几乎是颠覆性的,因此也被称之为“里根革命”。

“里根革命”对刺激美国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权威的《美国通史》作者曾以“两极分化的经济、支离破碎的社会”为标题来总结所谓的“里根革命”。正如该书作者所指出的:“美国社会如维持它生存的‘两极’经济一样,变得支离破碎。就像股市异常上扬造福于富人一样,里根减税政策极不相称地造福富人。经济转型最严重打击了低工资、半熟练工人。由于里根政府把大部分社会福利转嫁到州和当地政府身上,在信息服务和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主宰的新经济中,失业者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的福利减少了。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结束时,最穷的五分之一(4000万人)人口的生活水平比1979年下降了9%,而最富的五分之一的人口的生活水平提高了20%。”[11]

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放松了对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的管制,由减税而形成的那笔巨额资金并没有像里根政府所设想的那样投入到了生产领域,而是进入了股市和金融业。因为股市和金融业远比企业、制造业赚钱来得多、来得快。而大笔资金的突然涌入势必导致股价虚高,从而形成“泡沫经济”,造成虚假繁荣。事实正是如此。1970年,美国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每股753.19美元,到1979年涨至844.40美元,涨幅仅为12.1%,但在里根革命的10年间,即1980~1989年,这30种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却上涨了181.4%。这种泡沫经济显然不可能持续太久,它直接引发了美国1990~1991年间连续9个月的经济大萧条。在此期间,美国有六万多家企业破产,高峰时期失业率突破了两位数,199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为罕见的负2.5%,“里根革命”宣告失败。

用安东尼·吉登斯的话来说,如果罗斯福代表的是美国的老左派的话,那么,里根则代表着美国的新右派。[12]现在,这两条路似乎都走不通了,必须尝试第三条道路了。这一历史使命落在第42任(第52、53届)总统克林顿的肩上。

在199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针对美国社会当时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经济萎靡不振,平民出身的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大胆地提出了“人民至高无上”和“变革”两大口号,从而出人意料地战胜了谋求连任的共和党人老布什。在其就职演说中,克林顿再次强调:“美国要世世代代存在下去,就必须变革”,而且“不是为变革而变革,而是保持美国的理想——生活方式、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他特别强调,所有的变革都必须为广大民众带来实际利益。他说:“这个新世界已经使千百万能够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的美国人的生活富裕起来。但是,当多数人工作增加而收入减少的时候;当其他人根本不工作的时候;当医疗开支给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并给大大小小的企业造成破产威胁的时候;当遵纪守法的公民因为惧怕犯罪而失去行动自由的时候;当千百万贫困儿童甚至无法想象我们呼吁他们去过的那种生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使变革成为自己的朋友。”[13]

针对“里根革命”的后遗症,克林顿政府推行了这样一些变革:

调整税收制度。以回归市场为理由,里根政府曾经把美国的税收降至历史最低点。但现代社会生活在事实上离不开政府的领导和组织,里根政府也不例外。为了履行职责,里根政府只能举债。在他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年年都是赤字运行,结果是美国政府债台高筑。1980年,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仅为9000亿美元,而在里根卸任的1988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了26000多亿美元。而到老布什卸任的1992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400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当年政府财政收入的将近4倍。联邦政府明显入不敷出,以至于后来的美国国会不得不规定了一个债务总额上限。为了避免政府长期赤字运行,克林顿决心要增加税收、增加政府收入。1994年,在民主党并不占多数的情况下,克林顿还是艰难地让国会通过了新的税收法,把二级税率改为四级,把最高税率从33%提高到46%,同时对高收入的人加征富人税,把新增加税负的90%都摊在了富人身上。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还大幅度削减了国防以及其他一些不合理的开支。这样,到1998年,在将近20年赤字运行之后,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终于有了结余。

投资教育、投资知识经济。克林顿接受了著名思想家同时又是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的观点,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提高其劳动力队伍的整体素质,而这必须从娃娃抓起。为此,克林顿政府推行了一项短期效果不明显但影响深远的改革:把全国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标准班的人数从传统的22~25人,减少到平均只有18人。虽然这意味着要增加很大一笔投入,但为了孩子们、也即是美国未来的劳动力大军的成长,克林顿还是坚决地推行了这一改革。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克林顿政府还列出专款,支持美国各大、中、小学和图书馆之间建立网络连接,使得95%的美国公立学校在1999年就实现了“在线连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加强了职业培训。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劳动者的传统技能失去了用武之地,逐步被劳动力市场所淘汰,从而成为长期失业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签署了一部新的法律——《劳动力投资法》,旨在加强劳动力的技能更新和职业培训。该法不仅要求联邦和各州、各地方政府都要建立就业咨询网站,而且要求各咨询网站之间相互连接。同时,该法要求建立职工个人培训账户。凡是参加政府认可的职业培训,所花费用可以抵免税款。为了保证培训质量,该法规定政府有义务审核、确定培训方的资质和培训项目,并且在网上公布各培训项目的执行情况,促使各培训机构尽量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使劳动力的整体水平得到提升。

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福利国家制度在西方广遭诟病。许多人,包括里根总统,把自那时以来西方世界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归因于政府干预太多,而福利国家制度则被当作国家干预的同义语。自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美国总统里根于1981年上台执政以来,削减社会福利成为西方各国社会改革的主流。在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确立、在约翰逊总统“构建伟大社会”时期得以巩固。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作为民主党人,克林顿虽然继承了罗斯福和约翰逊福利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但他也敢于正视传统福利国家制度的一些弊端,特别是承认传统福利国家制度确实淡化了个人责任,因此,克林顿总统顺应了历史潮流,决心进行改革,1996年,克林顿签署了一部重要法律——《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其核心内容是鼓励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回归劳动力市场,靠自己的劳动脱离贫困,而不是消极等待政府救济。结果令人振奋:美国领取社会福利人数和贫困人数同时明显减少。1993年,即克林顿接任总统时,美国领取福利的人有1400多万,贫困率为15.1%。到克林顿卸任前的1999年,美国领取福利的人数减少到了580万,贫困率则降至几乎是历史最低水平的11.8%。美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克林顿还真兑现了他8年前竞选时的诺言:“人民至高无上”。

必须指出的是,克林顿的这些改革并没有打社会主义的旗帜。不过,他的这些改革为1997年赢得英国大选并且开创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布莱尔提供了蓝本。布莱尔在1996年曾以英国工党领袖的身份专门拜访过克林顿。正因为如此,风靡一时的“第三条道路”通常都是以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做标记的。

克林顿的改革虽然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而且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美国的经济甚至有了新的繁荣,但是,他的增税、特别是加征富人税以及加大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政策显然不符合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资产阶级再次选择了共和党人小布什。

小布什入主白宫后,由里根总统开创的以减税来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得以继续。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小布什总统就签署了两个减税法案,减税总额高达1.3万亿美元。减税的主要受益者当然是富人。富人们并没有像小布什和里根预期的那样,把减税所得资金投入到生产过程中。而是投进美国当时已经放开了的金融、证券市场,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并最终酿成了2007年的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经济再次出现了负增长,失业率接近于两位数。

好在有了1929年的前车之鉴。这次美国政府没有坐等金融和股票市场崩盘,而是迅速出手。小布什政府一下子出资7000亿美元,挽救了股市,并且接管了几家濒临破产的银行。这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来解救富人。因为,那些大银行家太富有了,他们不能破产!

而与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人似乎更谙国家干预之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党人奥巴马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与当年的罗斯福一样,奥巴马心里也非常清楚:他的首要任务是带领美国经济摆脱危机。他2009年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了美国历史上额度最大的(8000亿美元)刺激经济的法案——《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在该法案的作用下,从2009年第3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开始回暖,失业率开始下降。

经济形势一稳定,奥巴马立即着手第二项改革——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医疗资源配置是美国社会政策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从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到克林顿,多届美国政府都作过尝试,但都无果而终。美国的医疗开支巨大,但收效不大。到奥巴马上台的2009年,美国的医疗开支达到了两万多亿美元,占美国当年GDP的17%,远远高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而美国的人的健康水平和平均预期寿命并不比其他发达国家高。更让美国政治家尴尬的是:美国当时还有4700多万人根本没有医疗保险,有4000多万人仅有部分医疗保险。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医疗开支最大的国家,居然还有三分之一的人缺医少药。奥巴马决心改变这一局面。经过长期的酝酿与磋商,2010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医疗保险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所有有正常收入的人都必须购买医疗保险、其中,50人以上企业的雇主必须为其雇员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将被罚款。对于低收入和没有收入的人,政府将给予医疗补贴。该法案提出:要在10年时间内,使美国的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94%。由于该法案的主要目标是为那些缺医少药的人——也就是社会经济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服务,因此,奥巴马也被指责是在偷偷摸摸地搞社会主义。他的继任者——特朗普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要废除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医疗保险改革法案》。

可以看到,从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克林顿、奥巴马,他们都试图对传统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美国的持续运转。他们虽然都只是在修补、改良或者说是在挽救资本主义,但他们毕竟是在推动历史的发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目前的美国,还有它存在的理由,它毕竟还在创造着巨大的、新的生产力,而这与民主社会主义对它的改良、限制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同样有它存在的理由,而这也是桑德斯敢于公开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根本原因。

(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及社会民主主义新变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JJD0004)

注释

[1][美]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钟舒婷、周紫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页。

[2][德]W·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赖海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乔明顺编:《世界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76~477页。

[4][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之一: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1932~1941)》(插图本),朱协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5][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15~116页。

[6][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20世纪》,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8~209页。

[7][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之一: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1932~1941)》(插图本),朱协译,第173页。

[8]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73页。

[9][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20世纪》,第208页。

[10][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20世纪》,第736页。

[11][美]马克·C·卡恩斯、约翰·A·加勒迪:《美国通史》,吴金平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728页。

[12][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13][美]乔治·华盛顿等:《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407~40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责 编/周于琬

Destroy or Save Capitalism?

—The Rise of Modern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Liu Yu'an

Abstract: Since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democratic socialism has quietly emerged in American politics. Vermont Senator Bernie Sanders, a self-proclaimed socialist, has been the firs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in the American history who openly embraces socialism. Why did he win wide support? The current trend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Roosevelt's New Deal. Modern American presidents, from Roosevelt,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to Clinton and Obama, have all tried to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capitalist system and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thus ensuring the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ough they were only tinkering, improving or saving capitalism, they still pushed history forward.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reason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it is creating huge, new productivity, and this is because democratic socialism improves and limits it. Therefore, democratic socialism also has its own reasons for exi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fundamentally explains why Sanders dares to openly hold the socialist banner.

Keywords: democratic socialism, Roosevelt's New Deal, capitalism

刘玉安,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欧洲社会学理论、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北欧福利制度剖析》《西方社会学史》等。

[责任编辑: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