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的社会生活中，技术借助与资本驱力的融合，无孔不入且须臾不可离，把技术称为“超级权力”，人们没有太多异议，但是如何理解作为“超级权力”的技术？面对这一重大的时代问题，人们的反应莫衷一是，认知上的模糊不清与情绪上的普遍焦虑并驾齐驱，哲学洞察力的付之阙如使时代的真实意蕴被遮蔽了。在时代这个新旧更替的舞台上，将被否定之旧事物难以“退场”，将被肯定之新事物难以“亮相”，时代的辩证法陷入了某种停顿状态。如果说，观念世界的描述以人文的目的论为“中枢”，那么可以说，真实世界的运行是以科技的控制论为中枢。一方面，目的论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从不断变化的真实世界中汲取养分，以适应时代发展；另一方面，控制论精彩纷呈的自组织进程为重构目的论提供了新的可能。重新审视时代的否定性与肯定性，正视“主体形而上学”目的论的局限，领会“自组织”控制论的深刻内涵，这既是技术时代交给哲学的任务，也是人类以正确方式融入历史洪流，推动时代辩证法向前运动的理性选择。
时代的否定性：捉襟见肘的目的论
在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设计中，世界是一个目的论世界。目的论也称“历史至善论”。“启蒙运动的捍卫者坚信，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也不是水平式波浪起伏的。他们能够观察到人类的科学知识和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日益增进。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和个人发展都同样能够运用理性而臻于至善，而且这样的发展注定会由历史完成。”[1]目的论以人为中心，“人是万事万物的中心，是世界之轴”（培根）；目的论相信社会高于自然之上，是一个人可以在其中为自然立法的领域，“人为自然立法”（康德），最终也会是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至善领域。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让目的论落了空，20世纪的历史笼罩在战争与苦难的阴影下。纳粹德国时期在波兰建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以极端形式显露出人性之恶，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纷纷呈现不如意之“悖论”，而人类孜孜以求的“平等社会”也并没有实现，虽然启蒙理想的追求者们仍然在反抗中追求着各种目的，但“实情是他越来越难以反抗任何事情，不得不与所反抗的东西和平共处，到头来反而巩固了他所反抗的东西”。[2]面对不平等的加剧、民粹主义的抬头，逆全球化趋势的增长等非理性的现实和政治治理问题；面对能源问题、恐怖主义、权力腐败、经济危机、道德危机、犯罪、吸毒、艾滋病、瘟疫等问题，希望似乎成了人类的“最大奢侈品”。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要么是陈旧目的论的词语重组，要么是宗教迷信的借尸还魂，或者是一大堆既无历史亦无未来的“偶然意见”，这些力图抗衡虚无主义的“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便寿终正寝。“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持续的时间之短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3]心理问题与自杀问题是当代社会需要应对的现实问题。“在法国，自杀是致使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是青壮年死亡的第一大原因。”[4]斯蒂格勒把时代的种种否定世相称为“存在之痛”，它突显了目的论的困境与捉襟见肘。
如果从“前见”看，目的论不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伴生物。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描述，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哲人成为人类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因不同文化形式（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不同文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后工业文明）而不尽相同，但在文化前提的设定上却有相似之处：（1）设定了一个人生存于其中的固定时空结构——世界；（2）设定了一个固定不变的生命体——人。这两个“前见”即主体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类既有的目的论。
目的论的捉襟见肘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技术带来的。1969年7月16日，巨大的“土星5号”火箭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从美国肯尼迪角发射场点火升空，开始了人类首次登月的太空飞行；1996年7月5日，英国科学家伊恩·威尔穆特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苏格兰的罗斯林研究所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体细胞克隆羊“多利”。上述例子中，航空技术突破的是人所生存的时空结构或环境系统，而克隆技术突破的是人所依附的生命现象及其意义。人理解其自我形象的两个前提均受到冲击。哲学家海德格尔对登月飞行发表的感言是：人已被连根拔起；伦理学家瑞萨姆认为克隆技术是破除人类精神神化历史的最后篇章。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由科学技术带来的新现象也不例外，只是它们显然不在轴心文化的视野之内，也超出了既有的目的论的概念框架，使之捉襟见肘。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人们不能用人学目的论来反对信息社会的“随机突变”，不能用阶级觉悟的提高来反对物理分子的“随机扰动”，更不能用陈旧的政治经济学或革命来反对信息的工具-符码。在技术化社会，一切进入符码的东西或试图进入其中的东西，都被切断了与人学目的论的联系，都被无形的力量瓦解和综合了。目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似无可替代，但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看，它也终将成为历史的遗迹。[5]
目的论的概念框架捉襟见肘，但其是否因此就被时代所否定，退出了历史舞台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目的论是古老的人类学叙事（主体形而上学）的核心。它相当于人们用以观察世界与自身的中枢神经，已经通过生物与文化的双重遗传变得根深蒂固。当一种目的论变得陈旧，无法应对现实问题时，人们依然会本能地从这一目的论出发，而不是跳出这一目的论去思考解决办法，因此会出现“缘木求鱼”的状况。譬如把目的论的失效归咎于技术与资本。很多人文学者提出要对技术与资本进行控制，因为它们“剥夺了人性”，加重了精神的危机。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中指出，科学技术开始规范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领域，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成为宰执世界的力量，在“技术霸权时代”形成了“科技意识形态”。马尔库塞也认为在技术环境中，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个系统吞没或排斥了一切选择的余地，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合理性。当精神世界丧失根基，遍布缝隙和裂痕，本以为坚实的支撑物开始摇摇欲坠时，一些人尝试修葺或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业已失去的东西。然而，“恢复过往的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法面对这个业已改变的、无法恢复的世界，无法应对未来的挑战与承诺，没有认识到今天的问题与其说是失去了家园，不如说是现代世界（那个曾经富有意义且秩序井然的宇宙的相似物）把我们安顿得太好，以致已成废墟的东西仍然充当着窒息自由的牢狱”。[6]
其二，目的论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意义空间。当意义被赋予世界空间之后，这个空间就会变成封闭的结构，而一种空间的意义认同越强烈，改变它就越困难，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在原始思维互渗律的强化下，古代时间不但缺乏三维分化，而且是可逆的。到了近代，牛顿力学中时间也是可逆的，牛顿力学第二定律：F=md²s/dt²，其中时间t无论为正为负结果都是一样的，可逆时空观对于以肉眼和身体作为观察世界的人来说是容易接受的。20世纪以来，尽管牛顿的时空观在物理学中已被超越，但事实上，它仍然是今天的普通民众和人文学者们观察世界时不加反思的“前见”。人类社会空间仍然可被设想为一个稳定的时空场所，人们在此追求进步、自由、平等、解放等理想。由于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意义，在新的目的论诞生前，旧目的论尽管捉襟见肘，也聊胜于无。这种状况加重了哲学在目的论思想系统中的“闭路循环”，即使深刻的哲学家也难免在此“负隅顽抗”。譬如，海德格尔认识到：“人类学对人的解释建立在已经知道人是什么的基础上，它从来不去追问人可能是什么？因为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将使人不得不承认自身的存在并没有稳固的根基，不得不承认人是会被超越的。”[7]但也是同一个海德格尔，最终又拐弯抹角地回到他激烈批判的主体形而上学中，在哀叹科技进步的同时，与古代自然神论同流合污，在积极充当精神领袖的同时，与纳粹政权沆瀣一气。[8]如果目的论的变化跟不上时代和实践的变化，那么，它便会沦落为虚伪的幻象，貌似高贵、神圣，实则因唯心主义特征而无用、无益。马克思早就指出，“这些东西被生活揭穿得愈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作用愈小，那么它们对自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而这个标准社会的语言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9]
也许，要认清作为时代否定性的目的论，人文主义者必须诚实，要像尼采一样。尼采认为，上帝之死暗示着虚无主义的兴起，但这种暗示可能需要几个世纪才会变得明显。如卡斯滕·哈里斯所言，现代社会尚未正视自己的虚无主义基础，人们仍然在一座其实已是废墟的价值建筑物中寻求庇护。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开头说道：“在无尽的空间中有无数发光球体，每个球体周围都有十几个较小的发光球体绕之旋转，它们核心滚烫，外包裹着一个坚硬冰冷的壳；这个壳上一个发霉的薄层产生了有生命和认知的存在者；这就是经验真理，真实的东西，这个世界。”[10]尼采接着叔本华的话进一步阐述：“从前，在分散成无数闪烁太阳系的宇宙的某个偏远一隅有一颗星，在它之上有聪明的野兽发明了认知。这是‘世界历史’最为傲慢和虚假的时刻，但尽管如此，它只有片刻光景。自然呼吸了几下之后，这颗星便冷却和凝结了，聪明的野兽不得不死去。”[11]我们当然不必追随尼采的“决绝”，但至少应该认识到，在思想的路径依赖之下，在捉襟见肘的目的论中，把技术排斥于人文世界之外，把人作为纯粹的理性主体加以建构，这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
时代的肯定性：不断再生的控制论
乍看之下，控制论与目的论似乎有“神似”之处，但两者相距甚远。控制论（Cybernetics）源于希腊动词“ΚvβερvετιΚσ”，意为“掌舵”，1834年，法国物理学家安培将其转译为法文“Cybernetigue”，指代管理国家的科学，即控制论。受安培这一词语所启发，借助战争中的控制与通信技术，1948年，维纳推出巨著《控制论》（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控制论“Cybernetics”一经问世，即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技术领域。在词语的内涵上，控制论概括的是自组织的、处于混沌边缘的复杂系统及其涌现功能，它颠覆了目的论中的“以人为本”，以及人与物、社会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因此虽然可翻译成“控制”，但实际上瓦解并刷新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控制”。[12]在词语的外延上，控制论涵盖且远远超出了目的论，几乎无所不包：物理的、生物的、技术的、社会的、经济的和心理的等，以及由各种系统结合在一起而具有了新质的“超级系统”，如由世界经济、社会和地球碳循环等系统构成的无法预测的全球气候系统。自其产生后的70多年里，控制论几经沉浮。20世纪70年代后，目的论支配下的科学与人文依然坚执对立，控制论似乎由盛而衰，然而其真理内涵却“青山遮不住”，不断获得发展，广泛渗透到心理学、生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而且通过神经元网络、深度学习法、机器人、人工智能，通信工程等的发展不断“再生”。在整合起错综复杂的社会进步力量的同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低调而重要的肯定性“担当”。
控制论不断“再生”，并且不断展现为时代的肯定方面，这同样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从伽利略变换到洛仑兹变换、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自然科学的进展把一个变动的、开放的、自组织的控制论世界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个世界与经典力学的世界迥然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从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的提出到哈雷恒星位移的发现；从赫歇尔的银河模型到哈勃河外星系的测定，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视野一步步扩展开来，先前的“宇宙整体”总会演变成后来的“宇宙部分”。宇宙中我们可见的物质只占5～10%，而其他90%以上是不发光的暗物质，而中微子则是组成这些暗物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控制论世界观，人类社会绝非与自然宇宙无涉的独立、稳定的王国，人类社会产生并存在于宇宙是从一个非常随机的初始状态（大爆炸）开始，并且在膨胀状态中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断从有序向无序的“时间之矢”的运动中，人的世界只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相对平滑的、一个适宜智慧生命存在的过渡性空间，世界中的人只是享受着总体上不确定性中的短暂确定性。人类经过400万年才发展成为农业社会；大约1万年以后，工业革命开始形成一个工业社会；大约200年后，一个服务社会出现了；而一个知识社会的形成，大约只需要50年。此外，随着人类实践步伐的加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原有联系不断解体、崭新的多样化联系日益形成。全球化突破了传统文化局限于民族和国家的狭隘视野，但全球化也不是最终目的，它处于被塑造和改变的过程中。[13]
控制论把自然、社会、人类、技术、信息等纷繁复杂的万物看成一个处于不稳定平衡态的系统，其中的各种因素互为中介，人及其“目的”也不例外。根据控制论，生物的人离不开与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技术活动，生命体必然要干预有机界过程，根据自己的目标来改变它们。而且正是技术把人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工具的使用为人的生存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促进了人类自然躯体的进化和大脑容量的增加，使语言、智能得以产生。如果没有科学和技术，人类不知道宇宙及人类的起源，也不知他们将到哪里去。技术把宇宙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本质联结起来。广义的技术不但包括科学技术，而且包括人文技术，如契约制度等，它们与科学技术一样是保证历史前进的中介因素。控制论可以概括的现象是真正辩证的、系统的。探索火星表面的自动机器人是控制论的，人体，大气层的氮循环，或者海洋中水藻数量的波动也是复杂自动的。自我调节在各个不同层面上充斥自然界，从化学之小到宇宙之大。人的身体温度总是在37°C左右，因为有多种互相影响的反馈循环接收到外部环境的信息，并且用这些信息调节生物化学过程。社会和经济系统同样也是控制论的、开放的演化系统。其中，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新的东西不断被创造出来，推动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14]
如果说有局限的目的论带来了意识形态的争执、战争、经济危机等阻碍历史进步的因素，不断再生的控制论则保证了人类社会在遭受挫折后依然向前运动。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人类历史内在于自宇宙大爆炸起的自然演化进程，社会发展的规定性力量并非来自人类理性，以及解放、自由等观念，“它遵从控制论系统内在的动力（internal dynamic），通过自我累积和扩张而不断自我再造。它消化吸收各种不利因素，储存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并把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作为它发挥功能的必要中介。除了遵从宇宙整体的自组织变化外，它并没有其他的必然性”。[15]控制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致，认为时代性质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状况就有什么样的时代性质，当科学技术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重大变化，时代的性质会随之发生变化。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所谓“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6]从某种程度上看，人类是通过技术延续着自然史，也就是说人类通过技术将宇宙和生物进化的过程以社会进化的方式延续下去，科技不仅是工具，它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要内容，具有了自组织的“目的”特征。当代人之所以还能把科学技术当作工具，或许是因为“现代技术的许多种类——原子弹、生物工程、计算机，是以不可见的、分散的、远距离的方式控制人类主体。普通人要辨别由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17]
如果说时代的“生存之痛”与对目的论对“人”的形而上学设定有关，那么控制论则可以通过对人在天地间的正确定位和认识，一定程度上缓解人的种种心理问题。事实上，正是由于控制论在目的论之下发挥着作用，人们才没有在既有的目的论失效后，陷入“杞人忧天”的状态，也不会被周期性的自杀等问题所吓倒。人是什么？人并非目的论中高高在上的先验主体，而是控制论中一个重要的中介和运动要素。从最简单的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直到最高级的思维运动、社会运动，都发生在人的生命躯体中，维持身体存在的新陈代谢过程就需要与其外部环境进行交流，如果这些运动过程改变了，那么身体和情感要么转化并适应它，要么就不再存在。人类自诩为先进的当代社会生活，也依旧是人类原始行为在当代文化上的适应和膨胀而已。人类身上固有的先天性倾向，包括了激素反馈系统、情感强化系统以及各种学习适应规则等并不是当代社会的产物，而是控制论视野下的整体进化结果，自然借着一种绝对而不可控制的必然性，不但决定人类要呼吸和感觉，而且也决定人类要进行认知和判断。根据控制论，当一个系统制造另一个系统时，它会变成它所制造的产物的一部分，这种过程称为“自反性”。有一类叫做“自我催化”的化学反应也体现了自反性。1953年发现的DNA结构，以及随后对于生命如何复制和演化的理解，回答了数个世纪以来关于生命的疑问。复杂的自动机（例如细菌、动物和人类）可以从简单的自动机（例如自动催化的化学反应）演化出来。从极小到极大的尺度，不论是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有着极端简单的起源。生命是大自然实现“虚拟现实”的手段，图灵原理借此在宇宙中呈现。
借助控制论，我们才能理解复杂如何从简单中涌现，以及人的理性为什么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人类“具身”的大脑是一种第二级控制论系统，是由一千多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具有高度复杂结构的化学系统，经历了千百万年的进化之后，涌现出了一种有助于生存的能力-意识。具有存储信息和操控信息的“理性”能力是大自然的基本特征，即使是细菌，也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密的武器库，这些武器帮助它们潜入寄主体内，击败潜在的“敌人”。人的大脑不同编码神经元之间的数十亿或数兆亿突触联结有不同的结构，这些不同结构以不同方式介入大脑。每一个人的大脑都拥有大约1014个突触联结，但是没有两个人的计算功能完全相同，因为没有两个人会拥有相同的突触联结矩阵。某种程度上，人就是活动着的矢量转换矩阵，是“肉体信息增殖器”，他时刻会对从感觉末梢的低熵能量流动而来的信息进行过滤和加工，生产出新信息，认知处理完成后，高熵的热量由身体以红外线的长波散射开来。在人所拥有的全部生物特征中，只有那些最有利于生存条件的性状才能稳定下来，而理性能力就是这种稳定了的性状之一。“所谓理性，是进化植入人类与其他动物头脑中的‘自然智慧’，是演化适应者的生存发展工具。”[18]工具意味着改进的可能，意味着一旦脱离了演化母体，偏离了工具和中介的位置，理性便可能“文化”性地僵化，便会在实践中失败。即便是人类独有的德性和“目的”，也是相同机制作用的产物，它们要么是古代人类对其赖以进化的那个环境的直接适应，要么是由更深层的、肉眼看不见的适应活动所酿就的，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仍然具有适应性。
无论多么高级，人是控制论动态系统的一部分，始终不能脱离与物理、社会环境的交互。既有的目的论产生于科学不发达的人类社会早期，其缺陷是把人从演化系统中孤立出来，不能正确引导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对现实的批判。控制论作为时代的肯定性“担当”，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与科学和技术结盟，它促使目的论立足于重新理解人自身，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时代的辩证法：历史洪流的融入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类史与自然史相互制约，当代控制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人们呈现了一个辩证的、自组织发展的“大历史”，如恩格斯所言，人类产生、发展和消亡在其中只是短暂的有限阶段。以大历史视角看，时代更迭的辩证法并不建立在任何“神意”基础上，而是以技术实践为中轴的、社会主体和社会客体互为规定而存在，又相互作用而发展的开放过程，它不会停滞于某个时刻和某个水平上。“我们假如把一般世界历史翻开来，我们便看到一幅巨大的图画，充满了变化和行动，以及在永无宁息的推移交替之中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个人。”[19]在历史洪流这一巨幅画卷中，维护现状的力量和进行革新的力量，在各种社会层次上演着冲突激烈的“戏剧”。受技术促动，当代革新力与反革新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或者说历史的前进与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并不存在于目的论内部的两种或多种选项之间，而是存在于目的论与控制论之间，是以主体形而上学为概念框架的旧目的论无法适应以控制论为主导的新时代的问题。今天，在表面上迟滞的时间与辩证法之下，时代的新旧交替和变迁在深层次酝酿着。无论个人还是国家，要适应控制论新时代，推动时代的辩证法向前运动，就要以正确方式融入历史洪流。在这一注定曲折而艰难的过程中，有两个思想环节不容忽视。
一是以控制论为基础，辩证地认识主体与客体。开创了现代科学并且塑造了技术世界的革命是以重新理解主体——人自身为前提的。随着跨学科的控制论之发展，打破人文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二分，重新辩证地认识主体再次被时代提升为一个重要议题。
一个人如果不把自己放置在全人类的大视野下，他便看不清楚自己；如果不把人类放置在自然演化的视野下，他便看不清楚人类；如果不把自然演化放置在宇宙的宏观视野下，他便看不清自然演化。这里突出了控制论大历史的重要性，主体与客体虽然互为中介，但离开大历史这一客体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主体，因为人作为主体来源于大历史客体，起源“规定”着后来的一切，辩证地看，主体即客体，哪怕在最具人性的地方，也不难发现作为“基质”的客体。“大历史”是基因、心灵与文化协同进化的历史，人的意识、自由意志和主体性皆来源于物理世界的“自然力”。人类文化的“自由追求”，与物理的“时间之矢”、生物的“基因信息”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共同上演至今仍未落幕的进化大戏剧。这个大戏剧突破了“绝对时空”，它也突破了人的意识限度，人的开端与结局并不在人自身的把握之内，进化大戏剧展开的速度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灵长类动物到智人进化以十万年为单位，而从智人到现代人只经过了几万年。现在，“脑机接口”这样的生物改造工程，让人类生命进化的速度更快，未来的演进非常有可能以百年为单位，甚至更短。人类正在一步步重新定义“什么是人”。
主体形而上学概念框架中的“人”的概念虽然为人类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却存在两大认知“盲点”：一是人的自然起源；二是人在至今尚未落幕的、包括社会进程在内的自然演化过程的中介性位置。主体形而上学的特点就是把“人”从自然演化中孤立出来，使“人”从被动中介者，变为自给自足的“先验主体”。柏拉图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与人类心智中二元性本能极为合拍。在几千年的文化与生物双重遗传和演化过程中，各种理性概念与非理性情感一一对应和捆绑起来，构成了自带光环、免于审视的概念王国，其中以宇宙大爆炸起点的大历史得不到正确认识，人的自然起源、人的时间性与中介性存在的含义都被压制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处。无论如何，人是未完成的存在，他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用“从后思索”的方法来理解人是必要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只有参照历史进程中的新事物，“人是什么”才能得到相对完整的理解。机器人、克隆人、生化人、虚拟人、电子人、合成人······人的各种超级技术“替代”形式已经或将要登上历史的舞台，它们可能代表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正如现代人不同于原始人一样，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类将重新塑造自己的新形象。如何重新定义人类，这是21世纪的人类可能面临的关键性政治与哲学问题。
辩证地认识主体与辩证地认识客体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客体不是主体的僵硬对立物，客体是控制论主导的动态世界本身。一方面，科技界风暴式的进步，媒体界潮流般的各地新闻，企业与国家之间愈加紧密的全球化联系，让人无法对客观世界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客观世界走它自己的路”。被固定在观念中的所谓“客观世界”只是真实客观世界的片断，真实的客观世界是复杂的系统性存在，而且复杂系统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几个世纪。从日常的机器系统到全球信息系统都是如此。人类使用的飞机、计算机等复杂机器的数量以指数翻翻，凝聚全球文明的信息系统和规则也不断复杂化，Windows操作系统的源代码长度令程序员也读不懂。事实上，自给自足的高技术系统目前已经遍布世界，以超出人类理解的模式运作着。机器之间彼此进行多种互动，更像是彼此间的算法交流，正是这种交流使金融交易逼近光速，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主体的“主宰”已经变得次要。人、技术，庞大的互联网、大型的基础设施，处于控制论的“纠缠”态。电脑的“进化规划”算法能利用奇异的物理和电子现象来解决问题，这是人类工程师始料未及的。
辩证地看，客体也是主体。当然，这不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意义上的，也不是康德先验综合意义上的，客体作为人的生存环境并不是知觉刺激的单纯供应者，相反，它是人的一切思考和一切清晰知觉的构造环境和“场所”。控制论与谢林的自然辩证法有相通之处。两者都认为，动态的客体“产生”出主体，以此实现对其自身的“认识”和“提升”。随着智能计算机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智能“物品”将会成为人类日常生活和环境的一部分，它们将从单一的客体变为社会主体，与人类的社会结构无间互联。因为不能辩证地认识客体，目前关于人工智能的很多争论都偏离了主题，一些流行的说法被人类伦理所扭曲了。如果人类想研发出真正具备智能的机器，就必须辩证地而非二元对立地看待主体与客体，将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大门向生命、演化和混沌敞开，同时积极接纳和利用哥德尔自我指涉的力量。
二是以控制论为基础，重新构造目的论。历史告诉我们，当价值与事实之间出现落差时，人们不应否定价值本身，而应该更新价值，同理，发挥动力作用的目的论本身也没有错，错的是它的陈旧。然而，上文已经提到，要旧目的论退出历史舞台是相当困难的，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了目的论存在问题，但由于反思不彻底，他们仍然是从既有的目的论出发，从“固定的人”出发去改造目的论。不但迷信、偏见和恐怖主义等是旧目的论的产物，以反思目的论为名，开历史倒车的所谓“自然论”“感知论”，乃至打着科学旗号的科学至上主义，也依然是旧目的论的产物。因此更新和重构目的论必须要以控制论为基础，而不是以目的论为基础。只有以控制论为基础，人们才能理解意识与宇宙一直是相互关联的，才能逐步从主观上摆脱对空间和时间的常识性知觉，才能把反思推向深入，认识到隐藏于人类语言和意识中的“前见”缺陷。从控制论视角看，语言和意识都是演化的产物，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内在于语言和意识的“主体隐喻”，以及“理想空间”这一主体形而上学认知模型，很好地服务于人类，也推动历史进入了信息时代，但恰恰因为它们服务得太好了，以至于人们已经混淆了认知模型中的人、世界与真实的人、世界。
以控制论为基础的新目的论主要在两个方面区别于旧目的论。第一，新目的论是谦逊的。在旧目的论中，人是固定不变的存在，是自然界的最终目的，而在新目的论中，人是未完成的，不是自然界的最终目的。建立在控制论基础上的新目的论是谦逊的，它承认人作为动态宇宙中介者的“无知”“无能”的一面，而深藏于旧目的论之下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却阻止人们承认自己的“无知”“无能”，不愿承认自己对涌现新事物的变动世界缺乏掌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发了他那个时代的人的愤怒，量子物理学家的认识引起当代人的恐惧。实际上，对于受自然演化之初始条件制约的“人”来说，“无知”“无能”并非“缺陷”。正是因为产生并受制于动态的客观世界，正因为天然的“无知”“无能”，人类才获得了复杂的神经环路，思维才能成为一种符号操作过程，人才作为主体去感知和改造世界，并且在与外部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中、在一定社会结构下，建立起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知识体系。说到底，真理不是演绎或归纳的产物，而是主体在试错中与客体互动的结果。人不能在“居高临下”的目的论中，把世界当作人的意识和意志的函数，因为人的意识和意志不是自足的，它们是时间或时代（或者说持续至今的自然演化）的函数。如果割断使人感到“无知”“无能”的“束缚”，人便会在抽象认知中收缩为一个超时空的“感知器”，这个缺乏自知之明的“感知器”会自然地在一个安稳地存在了几千年的概念世界中扮演上帝，会自然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可惜他越是自认“无所不能”，并在自己编织的叙事中进行各种“目的”性实践，就越是会因为无视客观规律而遭遇失败，直至社会运行难以为继，其才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承认自己“无知”“无能”的一面，并因此融入变动的历史潮流，获得新发展。
第二，新目的论是开放的。在旧目的论中，世界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空间，旧目的论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把这个空间建造成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堂。但事实证明这一设想忽视了时间的力量，而且人不是上帝，也不是可以随意支配宇宙秩序的建筑师，旧目的论给人们提供的意义空间有虚妄成分，虚妄的意义阻碍了时代辩证法的运行，是人类通往真正自由的障碍。囿于旧目的论，一些人把“理想”的丧失当作可怕的虚无主义，但在新目的论看来，抛弃不合时宜的“理想”不但不可怕，而且会使人更加接近他的自由本性，更加无畏地追求开放的新理想。自由不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有限自由，而是控制论意义上的无限自由。作为追求真理的条件，自由不承认任何限制，它理应把人引向理性所无法把握的无限，人的自由本性使其不能在有限的空间当“幸福”的动物，而只能在无限开放的自我超越中获得理想的安慰。画家安德烈·马松有一幅画，描绘的是无头怪这一神话形象，巴塔耶写了一个警句与之相配：人会像犯人逃脱监狱一样逃脱他的头。在巴塔耶看来，人要想逃脱形而上学的锁链，获得真正的自由，唯一的途径就是逃脱自己的躯体。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世界，随着庞大工具系统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人的身体和头脑日益显得原始与落后，从趋势上看，当代高科技可能将肉体和物体、人体和机器，人脑和电脑、生命和技术、生物和文化相互融合，构成新的人体，使人们普遍成为自然和科技的共同产品。“如果说技术的第一次使命是使人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从野蛮人变成文明人，从古代人变成现代人，那么从趋势上预测，第二次使命则是通过‘去肉体化’和信息化，使人从实在人变成虚拟人，从物质人变成信息人，使人整体性地进入信息界，成为一种信息存在。只有信息人才能使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成为自由的人。目前信息技术的未来延伸就承载着这一使命，这也是“信息化”的扩展含义和最高价值。”[20]这种信息化预言，以及马克斯·摩尔、雷·库兹韦尔、凯文·凯利等人立足于高科技，提出的各种技术化“超人类”（或“后人类”）主张尽管有技术乌托邦的嫌疑，但在客观上也为目的论开启了新的视野，促使人重新思考自身。在控制论基础上，超越旧文化，重新构造开放的新“人文理想”，自觉推动技术时代的前进，对处于思想困境中的人类来说，这也是辨析前进力量后的理性选择。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新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与世界意义”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6BZX019、2018mgchq018）
注释
[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4页。
[2]Fletcher R. ed, Beyond Resistance: the future of freedom,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2007, pp. 1-2.
[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4]［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6页。
[5]陈慧平：《科学技术时代的人文精神反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8页。
[6][10][11]［美］卡斯腾·哈里斯：《无限与视角》，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2、7、8页。
[7] Heidegger M.,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William Levitt trans., New York, Harper&Row, 1977, p. 153.
[8]Sluga H., Heidegger's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5.
[9]［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1页。
[12]［德］托马斯·瑞德：《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王晓、郑心湖、王飞跃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9～19页。
[13]陈慧平：《科学技术时代的人文精神反思》，第110～111、197页。
[14]［英］乔治·扎卡达基斯：《人类的终极命运》，陈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65页。
[15] Lyotard J.F., 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Polity Press, 1991, p. 7.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8页。
[17]Bark E. ed, Man, Nature& Technology, St. Martin's Press, 1988, p. 92.
[18]Gigerenzer G. and Selten R. ed, "Bounded Rationality: The Adaptive Toolbox",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1, p. 72.
[19]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第72页
[20]肖峰：《人的数字化发展与人学新课题》，《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陈慧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有《科学技术时代的人文精神反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层探索》《人·时间·辩证法——中国道路的哲学基础探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