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理查德·保罗（Richard W. Paul）和琳达·埃尔德（Linda Elder）在《思考的力量》（Critical Thinking）一书中写道：当我们面临一个日新月异和危机四伏的世界时，更需要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批判性思考的工具能够为那些吸收利用它的国家和文化作出特别的贡献。”就网络信息技术而言，“一方面，网络系统能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货物、服务和思想的交流变得更为自由；另一方面，监视系统使我们的隐私暴露无遗。对于这类革命性变更，我们应如何应对”？[1]自从互联网技术产生并进行大众运用之日起，人们就开始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力图把（社会）批判理论与网络技术（与社会）研究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网络批判理论”这一概念的可能当属澳大利亚学者印顿（Samuel M. Hinton），他2005年递交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就是《朝向一种互联网批判理论》（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2]但就国内外研究的内容看，许多研究都可以纳入到“网络批判理论”这一范畴中来，如“信息社会批判理论”“赛伯空间批判理论”“信息批判”，以及种种关于网络的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批判反思的研究。西方技术批判理论创始者芬伯格为其所编的《再造互联网》［（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Critical Case Studies］一书所写的导言，标题也是“朝向一种互联网批判理论”（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美国学者李伏诺（Leah A. Lievrouw）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多数媒介研究者（包括新媒介学者）误解了计算机通讯网络的特征，他们实际上把因特网看作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联结平台、运用、设备、可视性，以及社会/文化资源和关系的群集，一种根本不同的人类交往环境和架构。因此，他们往往低估甚至忽视了可以经由新媒介而获得的抵抗、民主参与和解放的路径和机会，进而夸大了权力机构阻碍或制约人们运用和重构技术的道路。[3]而从技术批判理论的角度看，正如芬伯格所指出的那样：“因为现代霸权逐渐围绕着技术来组织，这种关系已经变成政治权力实施的中心。计算机设计现在是一种政治的设计。”[4]因此，网络批判理论就是（社会）批判理论与网络技术反思的一种“链接”。
网络批判理论的兴起和演变
美国学者戴维·西尔弗（David Silver）把1990年至2000年间的网络文化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代”：第一个阶段为“网络文化的大众化”（popular cyberculture）阶段，其特点是描述性的、好走极端，那时大家都把互联网比做“蛮荒”（frontier）。第二阶段为“网络文化研究”（cyberculture studies）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关注的是虚拟社区和网上的个体身份认同。第三个阶段为“批判性网络文化研究”（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阶段，这时的网络文化研究扩展到四个领域：网络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online interactions）、关于电子空间的话语方式（digital，discourse）、使用网络的障碍（access and denial to the internet）及网络空间的界面设计（interface design of cyberspace），人们也开始研究这个四个领域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依赖关系。[5]西尔弗所概括的仅仅是“网络文化”的研究历程，而网络批判理论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限于网络“文化”的范围，它涉及网络所及的各种社会现象，包括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因此，西尔弗的观点是对网络文化研究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和认识，我们赞同其对“批判性”网络文化兴起的关注，因为各种网络文化研究理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所以可以成为我们考察网络批判理论的一个切入点。由于其研究的过程毕竟限于10年间，而我们认为，“批判性”网络文化研究始终伴随互联网发展的全过程，即在网络发展的历程中，始终伴随网络的批判性思考。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用时间节点来划分“网络批判理论”的过程并不十分合适，主要原因是，对网络的批判性研究一直贯穿在网络研究之中，也就是说，自从网络诞生或网络的社会化运用开始，对网络的研究就一直伴随一种批判性的思考，或者说网络批判理论与网络本身的发展和运用如影相随。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网络批判理论有其发展的历程，但这主要是从网络批判理论主题的转换和变化过程来看的。
网络批判理论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网络技术自身的发展。众所周知，网络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已经无处不在，用“一网打遍天下”来描述网络的作用丝毫不为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蒂认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6]他进而把网络时代人们的存在称之为“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其次，各种“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理论的兴起。网络批判理论所针对的对象之一是那些“信息社会”鼓吹者和“未来学家”。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可在《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一书中，把这些观念统称为由互联网带来的各种“迷思”（神话）。就中国读者而言，我们关于网络社会的各种观点和图景，也许最早和受影响最深的就是来自这些信息社会学者和未来学家的理论。卡斯特指出：“中国人许多有关新信息社会的观点，大都取自美国的意识形态专家——未来学家。这些人是商业作家，他们的观点多半是没有学术研究根据的臆测，以一种新版的文化殖民主义，将美国所发生的经验推延至世界各地。”[7]再者，网络技术社会运用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网络在给人们带来“进步”的时候，也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可以说当今对网络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各种理论都从不同的方面指出了网络的社会弊端。最后，社会批判理论对技术的进一步反思。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技术批判”，从主要内容上看，包括技术的社会影响批判、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批判、技术决定论批判，等等。卡斯特认为，在分析网络社会的全部复杂现象时，把信息技术革命作为分析的“切入点”的这种“方法论上的选择，并非暗示新社会形式与过程的浮现，乃是技术变迁的结果。当然，技术并未决定社会。社会也没有编写技术变迁进程的剧本，因为许多因素——包括个人的创造发明与企业的冒险进取——干预了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与社会应用的过程，因此最后结局如何要看复杂的互动模式而定。事实上，技术决定论的困境可能在于问错了问题，因为技术就是社会，而且若无技术工具，社会也无法被了解或再现”。[8]因此，我们考察批判理论对技术的思考，尤其是批判理性对网络信息技术的思考过程，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个从技术“本质论”向技术“建构论”的转向。
总之，各种批判性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可以把网络技术及其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扩展。网络无疑是一种新事物，各种社会理论都力图在分析新现象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以期找到解决人类生存和社会问题的答案。这里既有原有理论方法的延伸和批判视角的转换，也有构建“新批判理论”的努力。
网络社会批判的多彩界面
网络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层面，而且以网络为基础也形成了所谓的“网络社会”或网络“虚拟世界”。因此网络批判理论不仅关注网络所及的各种现实社会现象，也直指网络社会的各种新的社会现象，这就形成了网络批判理论的极其丰富的内容。这里仅仅列出网络批判理论家思考的主要内容。
“网络社会”的整体审视。曼纽尔·卡斯特可谓是“网络社会”理论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其《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和文化》（包括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第二卷《认同的力量》和第三卷《千年的终结》），尝试把这种社会结构概念化为“网络社会”。阿兰·图尔纳（Alain Tourain）称誉本书将成为21世纪的经典。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出版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书评中推崇本书之于信息化社会有如一个世纪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济与社会》之于工业社会。而吉登斯更是认为“现在应是社会科学更新的时候了”，是因为“信息时代的特征正在于网络社会，它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卡斯特指出：“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其特征在于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9]卡斯特认为，既然“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那么就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分析范式，因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分析范式或多或少已经不太适用，传统的分析社会的诸如“西方/东方”“现代/传统”等的社会理论在网络社会中都需要重新加以审视。他认为在分析网络社会时，像诸如从“原始认同”到“重新编组”等这种分析构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寻求新的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
网络社会的“数字鸿沟”（“社会裂痕”）分析。在网络研究中，人们起初听到的都是关于网络带来了广泛社会平等的论述。的确，网络的结构和技术性特征为人们平等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但是，在对网络批判性的反思过程中，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问题由此显现。网络批判理论既要厘清“数字鸿沟”的定义，又要研究产生数字鸿沟的社会根源。网络批判理论所说的“鸿沟”主要是指由网络技术引发的网络社会运用方面的各种差距，它提醒人们要关注网络技术的社会效应以及其社会性运用中形成的各种“鸿沟”，反思造成鸿沟的社会原因。由于网络批判理论具有“实践性”的倾向，它还要为解决由网络技术运用形成的鸿沟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政策和操作思考。既然“数字鸿沟”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因此它具有多种鸿沟类型。由于划分的标准和研究重点的不同，学者们所归纳的数字鸿沟类型也各不相同。如美国学者皮帕·诺里斯曾把数字鸿沟分为三种形态（或认为其具有三方面的典型特征）：“全球鸿沟，指的是发达社会和发展中社会之间在进入网络方面的差距；社会鸿沟，涉及每个国家中信息富足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民主鸿沟，指的是那些使用和不使用数字资源去从事、动员或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们之间的差别。”[10]网络批判理论对数字鸿沟问题的分析融合并运用了多种理论，如把数字鸿沟与传统的帝国主义论、依附论、发展理论联系起来，提出了诸如“网络/数字帝国主义”“技术殖民主义”“新世界体系论”等理论。事实上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传统批判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用来思考数字/网络鸿沟问题。数字鸿沟问题是由各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合力”综合形成的，因此反思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需要坚持批判理论所一贯坚持的“总体性”思维和立场。反思数字鸿沟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数字鸿沟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网络社会运动的力量。“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发展和形态的变化，社会运动的形态、内容、组织和动员方式等也在发生着变化，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计算机网络的出现，更是把社会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赋予社会运动各种新的特点和形态，网络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平台。在一些网络批判理论家看来，当代社会运动新平台的网络技术本身的进展，实际上也是“社会运动”的结果。著名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写的“技术批判理论”三部曲之一的《可选择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一书就曾对此作过详尽的分析。[11]他分析的对象是法国最初的信息网络系统Minitel，这是一个原本按照政府、通讯公司思路设计的技术系统，但在公众具有社会运动性质的行动改造下，演变成了一种新的技术架构，成了新的社会交往网络平台。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曾经把“网络社会”的社会运动的特点概括为“片断化（fragmented）、地域化、单一议题取向，以及瞬间即逝的倾向”。[12]网络批判理论者们认为，我们在关注网络社会运动时，不能把“网络”与“社会”分开，即用一种新的“网络－现实”二元结构论的视角观察今天“网络社会”的诸种社会现象。我们应该把网络视为社会系统本身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网络自身就是现实社会型构的一种动力和组织机制。从这个角度看，网络就不单是社会变化的独立技术力量，而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总之，网络批判理论家们认为关注网络社会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受既有社会结构的影响而往往带有“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色彩，网络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的社会运动生态，使社会运动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伸展。网络社会运动的扩展，可以带来社会组织形式的某种变化，社会生活的型构方式也日益从行政管理型、政府主导型、政治动员型向社会自组织型、草根型、公民社会型转变，出现了现代公民社会的特征，这同时也对现有的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13]
网络社会的未来。总体而言，由（网络）信息技术而引起的社会发展走向问题，目前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社会（信息社会）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其中对“网络资本主义社会”的定性大致又可以分为三种：网络社会还是原来性质的资本主义；网络社会是现有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信息化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或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社会是一种社会性质出现较大变化的“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而与上述观点不同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网络社会（的未来）是社会主义、“信息社会主义”或“数字共产主义”。在对网络社会定性问题上，如果说还有第三种观点的话，那就是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当代社会出现了信息资本主义并行将出现信息社会主义”。持此种观点的学者终究还是认为“信息资本主义”可以过渡到“信息社会主义”。综观网络批判理论学者的各种观点，可以发现他们论及网络社会或一般社会形态的性质时常常运用的思维模式，即是用技术发展评判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认为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是辩证的。即一方面，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又促进科学技术革命。[14]如卡斯特就明确指出：技术并未决定社会，而是技术具体化的社会；社会也并未决定技术发明，而是社会利用技术，社会与技术之间是一种辩证的互动。[15]
网络的技术批判维度。荷兰学者约斯·德·穆尔在《赛伯空间的奥德赛》一书中，把对（网络）技术的批判观念分为三种：“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工具从来就不是中性的，而是永远具有社会、政治的蕴含”。“第二种反对技术工具观的观点，是认为这种观念促成了技术决定论的形式。”“可能还有第三种关于技术工具观的批判，它赋予我们另一种理由以严肃地审视信息技术的社会效果。……信息技术是一种融合了异质技术、社会礼仪和专业设计的聚合体，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有时甚至是互相对立的社会效果。……因此我们应当既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它，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拒斥它。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面对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处置这些技术时要始终保持警觉，为的是要理解技术能对我们干什么，而我们又能够让技术和想要技术干什么。”[16]
对网络技术“历史”的批判性反思是网络批判理论的非常重要的内容，或者说，网络批判理论所反思的各种现象，或许都与“网络历史”有关。“网络历史批判”具有丰富的内容，主要有：通过互联网发展的历程，揭示其可以引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阐述网络发展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为网络的未来提供一个可以“奋斗”或“构建”的方向。通过网络历史批判，批判理论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演变除了具有自身“技术逻辑”，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网络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历史的终结”。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内容之一似乎始终脱离不开有关“历史的终结”这一语境，同样，网络批判理论中的历史批判也往往受到这一话语背景的影响。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其《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一书中所指出的电脑网络时代的三种“迷思”或“神话”中，就有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在20世纪90年代末，电脑是非凡之物。那些曾经对电报、电力、电话和广播的奇迹般的预言，都被加诸电脑上。……根据这些迷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得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17]因此，网络时代人们的思考和行为范式仍然受控于卡斯特所说的网络技术控制论，即“信息技术范式”论。如果按照传统批判理论的说法，网络社会仍旧存在并且普遍流行着“网络技术工具理性”论，或者说实质上就是“工具理性”在网络时代的表现和延续。此外网络批判理论还涉及网络技术社会运用的多个方面的问题，如网络对人类和社会的“技术操控”、网络技术未来的社会思考等等。
网络文化批判。网络文化批判也是网络批判理论家们思考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他们也有大量著述，如吉尔特·洛温克（Geert Lovink）所著的《黑纤维：探索批判的网络文化》（Dark Fiber: Tracking Critical Internet Culture）和《零度评论：博客和批判的网络文化》（Zero Comments: Blogging and Critical Internet Culture）、西尔弗（David Silver）和马沙拉瑞（Adrienne Massanari）编著的《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贝尔（David Bell）编著的《网络文化理论家：卡斯特和哈拉维》（Cyberculture Theorists: Manuel Castells and Donna Haraway），等等。海曼指出：“没有文化转型，就没有技术革命。”[18]网络文化批判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网络文化的特性的讨论、网络文化现象批判，等等。在网络批判理论家那里，各种网络文化现象（如网络文学、网络艺术、网络语言、黑客现象等）都受到了批判性的反思和分析。他们中的许多学者得出的批判性结论是：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和文化控制方式，而网络文化控制的形态有各种各样，其中就存在着诸如“网络文化的国际统治”的现象。如美国学者哈吉泰指出：“美国文化的规则与信仰在网上甚为流行。文化统治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一种文化的观念比其他文化的观念得到更多的传播，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大的关注，也影响着他人的观念与信仰。二是指只有一类信息可用，进而限制了其他文化背景的用户去获得与美国用户等重等量的信息，因为前者必须克服这些障碍去理解一些代表特定文化规则并只在一种语言中通行的数据。互联网的内容大多来自美国，它反映了美国用户的特定文化观念。”[19]因此，颠覆主流文化网络霸权就成了网络批判理论的主要工作之一。
网络哲学批判。一些网络批判研究学者力求把他们的网络社会和文化分析批判上升到哲学高度，对网络技术和文化等涉及的哲学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这些主题非常广泛，比如主要有：“信息崇拜”批判、赛博空间（虚拟与实在）分析、赛博“自我”分析等等。斯洛文尼亚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其二是在精神分析的层面上揭露资本主义左右公众想象的方式”。[20]同样，齐泽克也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了对“赛博空间”和“虚拟实在”的反思。其对“虚拟实在”的反思具有哲学或形而上的意义，它能加深人们对网络空间存在本质的理解，进一步形成对外部世界新的“世界观”。齐泽克对“交互被动性”的颠覆性解释赋予主体－客体、自我－他者、主动－被动等问题一种新的理解。网络批判理论家们对网络文化的哲学批判体现在网络的诸多现象之中，而在这些批判反思中，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人道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往往都是从人文主（道）主义立场来反思网络技术这个“物化”客体以及“外在”“虚拟”世界对人类生存的影响，批判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网络世界。
网络政治批判。在网络批判理论中，网络技术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无疑也是比较重要的话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网络化、信息化的“经济”意义，把信息网络化仅仅看作是一种“产业”发展范畴之内的事情，忽略了网络技术的重要“社会”和“政治”意蕴。事实上，从网络技术演变的历史看，它天生就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性。因为美国人发明的因特网技术开始就是为了应付苏联的军事竞争。此外，苏联的解体在某些网络批判理论家们看来，一定程度上也与缺少技术创新，尤其是缺少信息技术创新有关。在网络的“政治批判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传统批判理论对这些批判者的影响。如在思考未来网络社会政治构建时，一些学者运用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观念，而是法兰克福学派（如哈贝马斯等）的观念。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指出：“我要支持一种特殊的民主概念——商议的民主——并且评估拥有完全过滤力量的机制所带来的结果。”[21]尽管他认为他对网络民主、自由等问题的探讨主要“取自于”两位自由与民主的伟大理论家约翰·密尔和约翰·杜威，但这里的“商议民主”与哈贝马斯倡导的“商谈伦理”（学）也有共同之处。他认为“网络是民主自治的大引擎”，他所想建立的“网络共和国”，“最主要的因素是运作完善的自由表达体制”。
上面只是列举了网络批判理论涉及的主要内容，聚焦于具有“社会批判”特质的方面，还有许多内容这里没有涉及。应该说只要网络所及，都成了网络批判理论思考的对象。除了我们提及的网络批判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各种各样的网络批判（理论）。我们认为，各种网络批判理论的目的不是把业已取得的一切成就虚无化，而是从批判视角对网络进行建构性的思考，以期构建一个更加合理的网络社会。
网络批判理论的类型和批判方法论
网络现象丰富多彩，批判对象纷繁复杂，理论立场五花八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理论做一个粗略的分类。瑞典学者福克斯认为，“分析和厘清，对我们理解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和关于网络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之间所体现的‘批判’背后指涉的意涵，有很大的帮助”。为此，“我们可以区别两种自认为批判的因特网研究取径，一是文化研究的背景。二是政治经济学背景。第一个理论背景，在广义的条件下算是后结构主义者，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者”。[22]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还有多种关于“网络批判理论”的著述可供参考，如《交往批判理论：网络时代重新阅读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霍耐特和哈贝马斯》（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New Readings of Lukâcs, Adorno, Marcuse, Honneth and Haberma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因特网与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理论》（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等。
安德鲁·芬伯格在其主编的《再造互联网》一书的导言“朝向一种网络批判理论”中指出，互联网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事物，其可选择的可能发展路径大致有三种模式：信息模式（the information model）、消费模式（the consumption model）和共同体模式（the community model），每一种模式都代表了网络未来可能的主导性特征。“信息模式”是指网络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最重要的平台和工具，知识已经取代工业成为最重要的财富和权力资源。“消费模式”是指基于互联网的市场是国家繁荣的原动力。“共同体模式”是指网络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空间，它能够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新的可能性，因此具有民主的意义。我们认为，尽管芬伯格说的是网络“发展模式”，但从网络批判理论的角度看，相应地也可以视其为批判理论“类型”，因为网络发展的模式所确立的网络社会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网络批判理论的视点和思想指向。如果说“信息模式”突出了网络的技术特征，“消费模式”突出了网络的经济特征，那么“共同体模式”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学）分析批判，突出了网络的社会政治特征。他认为只有“共同体模式”才具有网络的“民主潜力”，这实际上也表明其为网络理论中最具社会和政治批判的理论类型。[23]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对网络批判理论进行划分，从中考察其主要理论类型和方法论特征。我们尝试着把网络批判理论分为以下似乎相互“矛盾”的类型：
第一种“正型”网络批判理论，即对互联网本身和由互联网产生的各种新型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这里既用传统批判理论也用“新”的批判理论进行网络批判。如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霍耐特就在其“承认理论”和“权利”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电子信息网络对人们自由的影响。如他指出，信息技术革命不仅使私人生活方式的空间有了巨大的扩展，而且国家干预的可能性也有了持续的改善。在互联网中形成的虚拟信息交流和角色模仿的文化性实践，尽管都在相当强的程度上更全面地保护公民权利，但同时也有社会风险。因此，在以电脑为中介的信息技术新的层面上，有必要进行一种现实化重建：在使用互联网时不被监视的公民权利，只是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受到国家的限制。[24]本文前述的网络批判理论内容，大都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种“亚型”网络批判理论，这是在对网络信息技术所引起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考察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网络批判理论类型，简言之即对网络技术本身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如安德鲁·芬伯格从其开创的技术批判理论出发，认为要从“内部”，即技术发展本身的过程和逻辑研究网络技术。他以法国的Minitel网络为案例，研究了技术“代码”的社会建构过程。由此，也可以根据这种网络批判理论的基本理论倾向划分为诸如“后现代的网络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网络批判理论”“女性主义的网络批判理论”，等等。
第三种“工具型”网络批判理论，即用网络（网络逻辑）为工具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人们注意到，网络提供的平台也是各种理论观点交锋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网络形成的新的“社会样式”和文化形态也是对现有形态的“颠覆”和批判。如有网络批判理论家在对“加州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时，认为“加州意识形态”就是具有网络霸权式的思维方式，如任何事物只有纳入“互联网思维”，才能在信息社会中取得合理合法的地位，这本身就是应该加以批判的逻辑。当然也有人则是站在维护“加州意识形态”观念的角度，认为现实社会的问题恰恰在于人们没有形成新的网络意识形态，而解决现实问题则需要网络意识形态和互联网思维，就如人们现在对什么社会现象都要标以“互联网+”一样。前面提及的“网络社会运动”研究，无疑也可以看成是网络自身具有的社会批判功能的体现。
第四种“反思型”网络批判理论，即对“网络批判理论”的再批判。批判理性往往关注于批判“对象”的不足，而批判者本身所持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基础各异，因此对各种网络批判理论自身也有“再分析”的空间。尤其网络技术是一种“流动”的、正在发展中的技术，随着网络新型社会现象的出现，网络批判理论形态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或出现新的理论，对网络批判理论的“批判”和再思考也必然出现流动性、反思性的趋势，这也是批判理论自身逻辑的进程。
由于“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因此还可以把网络涉及的社会方方面面加以归纳从而划分出“网络批判理论”的其他各种类型，如网络社会批判、网络经济批判、网络政治批判、网络文化批判、网络技术批判、网络传播批判，等等。正是因为网络批判涉及的问题和理论太多，加之其他批判理论的论述（如传媒批判理论中的“新媒体”批判、教育批判理论中的“教育技术”批判、全球化批判理论中的“国际交往”批判、性别批判理论中的“网络身份”批判，等等）都会涉及网络批判，因此我们在关注网络批判理论时更要注重其对网络的“总体”“社会批判”。
目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概括网络批判理论的类型和方法论基础，都有可能做不到全面和系统，因为现有各种社会、文化理论和政治经济分析，“左”的“右”的思潮，等等，都会在网络批判中有所体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指出网络批判理论的一个突出的方法论特征，即它除了批判对象是网络“新现象”之外，在批判方法论上，社会建构主义思想可以标示这种批判的新维度。从社会建构主义出发，网络批判着重的不是网络技术自身发展的逻辑，而是把网络技术和社会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认为网络技术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构造”。网络批判就是一种“社会批判”，而改变网络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则与改革社会密切相关。
结语：批判与建构
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样式不仅给传统批判理论提供了批判分析的样本和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批判理论的活力，也为各种“新”的批判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养分和催化剂。这种现象也可称为“网络的辩证法”。这里采用的是社会批判理论“启蒙的辩证法”所指的“辩证法”的含义，即事物发展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一种初看起来好像“中性”的网络技术在现实中却带来了人们预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如网络从“文化反叛”的象征走向“社会操控”的工具等。因此，批判性反思对网络、社会和个体发展都十分必要。
网络批判是一种社会批判。网络及其所伴生的“网络社会”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对“现实”社会的“解构”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批判性）思考已经成为我们离不开的一种思维“范式”。在网络批判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网络文化自身就具有挑战正统文化、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抨击社会现实等功能。
网络批判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网络批判理论比较关注网络（社会）的未来，网络究竟是把人类带入“乌托邦”（utopia）抑或“敌托邦”（dystopia）？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同意技术批判理论家们的看法，认为网络技术与其他技术一样，不是“中性的”，也不存在纯粹的简单的“技术逻辑”，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或结果。我们在研究网络技术批判理论时要摆脱技术“乐观派”/“悲观派”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式思维，不是认为“批判”即是悲观或怀疑，而是从技术理性批判的立场对网络技术进行社会性的思考和反思，网络技术批判理论在这方面可能往往是建设性和建构性的。我们不否认网络技术批判理论在反思中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可能会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研究网络技术批判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即对网络技术批判性反思的反思。网络（社会）的未来毋宁说是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建构”，即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之间各种主体相互交往和作用的结果。
要关注网络批判理论发展中的“政治转向”，分析网络“技术逻辑”转向网络“政治逻辑”的趋势。技术批判理论家芬伯格认为，技术发展在一个初创时期之后通常会稳定下来，“一旦稳定，其社会和政治意蕴将最终变得清晰”。[25]因此，今天的网络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现象，事实上也是政治民主化的强大力量。技术发展的“政治化”在网络技术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这就要求我们抛开单一的技术决定论，从多个理论视角来分析网络，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网络，把网络建设的更加符合人类的意志。由此延伸，我们也可以运用网络批判理论的一些观点来分析近期出现的中国华为5G通讯技术被西方某些国家政客“政治化”地错误解读。
构建网络批判理论的中国话语。2018年11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指出，“我们支持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共享网络社区，这也是互联网最初的设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世界各国历史发展、国家制度、文化形态、尤其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对网络的理解和政策也存在不同，有些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网络批判理论从起源上讲是一种西方理论，但其所批判分析反思的网络现象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网络批判理论能够成为一种中国话语并运用于中国的网络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理论家们也要能够提出自己的观念与世界其他区域的批判理论家们交流沟通。
理论最终应该走向实践，网络批判理论初看起来是一种理论模式，但其与网络技术以及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批判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实践和“建构”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网络社会”。因此，网络批判理论是一种实践指向的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新批判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BKS055）
注释
[1]［美］理查德·保罗、琳达·埃尔德：《思考的力量》，丁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序，第2页。
[2]Samuel M. Hinton, 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 Australia: La Trobe University, 2005.
[3]Andrew Feenberg & Norm Friesen (eds.), (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Critical Case Studies,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2, p. vii.
[4]［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6页。
[5]［美］戴维·西尔弗：《回顾与前瞻——1990年至2000年间的网络文化研究》，参见［英］戴维·冈特利特主编：《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彭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31～32页。
[6]［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作者序。
[8]［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卡斯特在注释中写道：“技术并未决定社会，而是技术具体化了社会；社会也并未决定技术发明，而是社会利用技术。”
[9]［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9页。
[10]［美］皮帕·诺里斯：《数字鸿沟的三种形态》，参见曹荣湘选编：《解读数字鸿沟――技术殖民与社会分化》，曹荣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3页，第18页。
[11]［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1～196页。
[12]［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571页。
[13]陆俊：《论网络社会运动》，参见《改革开放与理论创新——第二届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文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6页。
[14] 陆俊、严耕：《网络社会：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参见《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5期，第5期，第26～31页。
[15]［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16]［荷兰］约斯·德·穆尔：《赛伯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36、39页。
[17]［加］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页。
[18]［美］派克·海曼：《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李伦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19]［美］艾斯特·哈吉泰：《网络之洞：网络和国际分层》，参见曹荣湘选编：《解读数字鸿沟――技术殖民与社会分化》，吴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41～42页。
[20]［美］丽贝卡·米德：《齐泽克：从天而降的第欧根尼》，参见［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21]［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9页。
[22]［瑞典］福克斯：《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参见［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上下卷），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00、503页。
[23]Andrew Feenberg & Norm Friesen (eds.), (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Critical Case Studies,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2, pp. 11-12.
[24]［德］阿克塞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3～124页。
[25]Andrew Feenberg & Norm Friesen (eds.), (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Critical Case Studies,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2, p. 3.
陆俊，北京科技大学终身教授、博导，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原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网络伦理和文化。主要著作有《理想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马尔库塞》《重建巴比塔——文化视野中的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