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中，企业和家庭的决策不仅受到可见成本的影响，也受到各种不见于会计账本，但却实实在在占用相关人力物力，从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和盈利的物质或人力成本。这些成本可以被通称为隐形成本。隐形成本就像暗物质一样，虽然本身很难观测，但可以通过它对相关经济活动的影响推测其大小和变动趋势。从社会发展角度，如果政策制定者希望全面降低经济活动成本，减轻企业和家庭负担，除了在税费等可见成本方面给与优惠，隐形成本的降低也是相关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
隐形成本在现实中的例子很多，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比较重要的大概包括以下几种。
流程成本或者说“填表成本”“开会成本”。每个企业或组织内部为了上下沟通和评价的需要，都难免需要通过开会、填表或报告等形式进行信息汇总和交流。一般来说，这些活动被计为员工劳动时间的正常组成部分，不列额外成本。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给定员工每天工作时常是固定的，这部分时间的机会成本就是员工的工资。如果管理者在进行相关安排的时候不把这一点纳入考量，就会产生为了显示流程公正、手续齐全，甚至单纯只是为了“刷存在感”而乱开会、乱组织填表的情况，造成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打个比方来说，在很多企事业单位，财务部门会为了追求手续的完善而让前方工作人员花几小时乃至几个半天的时间反复核对一张金额近几十元的报销单据的细节，甚至往返排队数次。在这种情况下，从组织的角度，财务人员为了避免这几十元的潜在损失而消耗前方人员劳动时间造成的隐形成本很可能就要以百千计，倘若因此损失了商机，损失则又要以百万千万衡量。如果整个社会的办事部门，特别是面向商业的政府职能部门都是如此，因此损失的效率和经济增长就十分可怕了。
政策不确定成本。企业的经营活动和相关政策环境高度相关。在很多时候，“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虽然可以更快地达到目的，但也可能因此增加企业对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他们的预期回报和投资积极性。例如，在面临最近的市场猪肉供应不足问题时，很多地方都采取各种政策鼓励农民养猪。但由于一些地区在之前一段时间刚刚处于环保等原因关停过猪场且没有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农民即使在看到最近的鼓励政策时，也会因为对未来被再次关停的担忧，或者还没有从之前的损失中恢复元气而不敢加入。
职业激励扭曲成本。当组织内部组员越来越向少数部门倾斜，或社会内部资源越来越向少数行业倾斜，那么人们对自己人力资源的投资也往往会受到未来期望回报的影响。这可能会造成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本来属于技术部门的人才也一定要向管理类岗位转型；或在一个社会里，本来更适合在自然科学或技术行业工作的人才也被高薪吸引转向金融业。这种激励的错配带来组织和社会内部用于技术更新的人力资本越发不足，从而损害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家庭内生产劳动成本。在世界各地，家庭内劳动生产活动，即通常说的“家务”活动虽然不计入生产成本或产出，但也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并影响着劳动者在家庭外部劳动市场的劳动力供给。例如，近些年，随着“减负”思想的大力推行，各地对减少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和关停培训机构的执行力度不断增大。虽然这些活动的初衷是好的，但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就是增加了学生的在家时间和需要家长陪伴辅导的时间。这样就很可能导致一些父母为了专心辅导子女而不得不减少劳动时间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继续保持原来劳动时间的，也可能因为过度疲劳而带来生产率下降。
避责成本。不可否认，健全的问责和舆论监督机制是一个社会良好运行的保障。但随着信息传播的加快，很多企业和个人在今天也会面临由于担心出现负面舆论评价，而在相关经济活动中采取过于谨慎，甚至“因噎废食”式的应对方法以求万全。这种以避责为首要考量的行为模式可能让社会损失很多创新和发展的机会以及进一步增长的潜能。例如，当网约车行业在近几年出现乘客遇害案件时，虽然从统计角度来看，案件的发生似乎很难说明网约车是一种比其他交通模式更不安全的交通模式。但面对网络上汹涌的负面评论，相关企业和监管部门还是采用了关停甚至取消相关业务的方式应对舆论。从经济学角度，这会不可避免地减少乘客的选择空间和出行效率。
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隐形成本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对非计价生产要素的意义和价值的忽视以及由此带来的使用上的低效乃至浪费。同时，激励的错配也是低效和浪费的重要来源。
要降低隐形成本，我们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把隐形成本显性化，纳入成本收益考量。比如，要降低流程成本，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每次开会、填表活动的隐形劳动成本按参会者或填表者的工资作为时间价格进行核算。提出“向开会要效益”，给定开会或者填表成本，不“赚钱”的会不开，不让不“值钱”的表花费填表者过多的时间。
第二，为生产者面临的风险和责任提供尽可能多的保护和保障。在制定政策时，尽量保证其常态化和长效性，并充分考虑到未来政策变动可能对利益相关者带来的损失以及相应的补偿和保障机制。力争做到任何一项政策的推出都不让响应者在未来因为政策的变化吃亏。
第三，创立尊重科学技术和优待科技人才的社会氛围，完善非管理岗位的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路径和薪酬体系。
第四，重视家庭内部生产活动的重要意义和价值，鼓励“家庭—工作平衡”的工作时间安排，但同时，在公立学校课时缩短的情况下，也要给学生托管和教辅行业给予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避免“学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的蔓延和恶化。
第五，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但在具体监管事务上，尽量更多从相关法律中寻找依据，而不是为避免争议简单一禁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