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的胜出是对美国右翼势力的推波助澜，而代表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在有组织地反弹，致使桑德斯再次宣布参加2020年大选，民主社会主义成为美国当前关注的热点之一。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是美国政治制度经历内在危机的结果和表现，表明两党政治共识面临严峻挑战，左右两翼竞争日益突显。然而，尽管美国政治总体出现了右翼化倾向，需要由左翼势力予以平衡，但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和作用有限，对美国内政和外交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也不认可中国道路，无论双边关系还是国际问题上，他们都不是中国的同路人，不应对其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 兴起 政策影响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5.002
在桑德斯参加历史性的总统大选之后，民主社会主义者人数急剧上升，并于特朗普赢得大选后继续增加，特别是克特兹赢得纽约皇后区民主党党魁克劳利（Joe Crowley）后，士气进一步大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混合体，同时具有性别的、种族的和其他身份的特定群体背景，使得这一旗帜的凝聚力不够集中和强劲。桑德斯宣布参加竞选并再次引起充分关注表明，上次总统大选的结果可能是错误的，而这个错误的选举仍将在2020年大选中重现。这就意味着无论特朗普的政策多么极端，都不足以刺激和动员选民团结在民主社会主义大旗下，力量有限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无力纠正政治错误，并改变美国的政治版图。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
沉寂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2016年大选之后迅速崛起，具体表现在首先是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在大选中崭露头角并继续参加2020年大选，其次是美国年轻的一代人开始向往社会主义，最后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发展。
桑德斯现象的再现。2019年2月19日，桑德斯宣布参加2020年大选，24小时收到600万美元捐款，实属罕见，是1972年麦考文以来的第一次，一时成为民主党声势最高的候选人。与特朗普一样受到大批草根拥护的桑德斯，主张全民医保、大幅征税、公立大学免费等。年轻人面临的沉重的学费、大学贷款和就业压力，中下层白人面临的就业机会消失、社会经济地位下降和严重的心理焦虑，意识形态上民主党整体更加自由化等，成为桑德斯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的新生力量。[1]
桑德斯竞选着力点是“贫富分化”的世界性难题，认为美国贫富差距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而真正的变革从来不是从上到下发生的，既得利益者永远只会护着他们的奶酪。桑德斯将用左派思想动员更多贫穷选民，革命对象是利益集团，如华尔街、制药厂、军工复合体等。桑德斯很明智地与过去的社会主义者保持距离，并坚持认为美国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实现。[2]他认为应对私营企业进行大力调节和征税，但并不想让国家拥有银行并制造汽车。
桑德斯民主社会主义巩固了民主党进步势力的社会基础，促进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DSA）的快速发展，并帮助其他左翼组织取得成功。这主要在于桑德斯围绕民主社会主义核心理念传递了革命性影响的结果，是宣传与政党标签冲突的观点中取得胜利的赢家。[3]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而桑德斯作为国会历史上任职最长的独立人士本身更是一个奇迹。
年轻人向往社会主义。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政策对年轻人转向社会主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在2012年占领华尔街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得到了更多体现，并因2016年桑德斯大选而影响持久。同年3月的民调显示，58%的30岁以下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只有33%对资本主义有好感，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变化，在爱荷华州，桑德斯在年轻人中的得票率超过希拉里70%，[4]全国范围内年轻人的选票都超过希拉里。
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在年轻人心目中越来越有影响。2017年9月，美国精英学校的西点军校少尉斯宾塞·拉波内在自己的军帽里写着“共产主义会胜利”（Communism Will Win）的字样，被视为“大逆不道”，毕竟共产主义可是美国半个多世纪来与法西斯相提并论的“意识形态死敌”。2018年国会选举，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纽约州28岁议员克特兹，击败资深民主党对手获胜则是另外一例。她作为左翼崇拜的对象、右翼恐惧的目标，代表了过去被认为极端激进的社会福利政策，并快速成为更多人的共识。
正如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美国历史上的思想进步运动主体多由年轻人构成，成为社会和政治进步的中坚力量。目前，年轻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向往必将对美国政治生态和未来走势产生深远影响。
民主社会主义内涵扩展。从左翼媒体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辩论可知，尽管多数民主社会主义者对计划经济抱怀疑态度，但这一意识形态包含之前几代社会主义者提倡的主要意识形态内容。在比较并思考两种制度后，美国社会主义学者巴切特尔提出了“现代的、以人为中心的、民主的、和平与绿色的社会主义”新概念。[5]民主社会主义者呼吁走将医疗保险、电信和金融行业与小型的、私营企业和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并立的、混合市场社会主义道路，认为终结所有压迫性主义（男性至上、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等）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改造生产关系的唯一途径。卡尔·戴维森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另两个关键维度是：一，计划与市场平衡，社会主义与市场并不矛盾，二，承诺人权，即权利和主权在于人民本身。[6]民主社会主义与以往社会主义的不同在于“民主”二字，一是对民主的承诺，二是对极权的拒绝。
但左翼社会基础薄弱，投票积极性不高，难以动员足够支持力量，当前只是处于意识形态和组织重生及巩固阶段，在赢得美国劳动人民坚定支持之前还需长期努力。而且正如美国左翼学者所说，“左翼不应该在这场（资本家的）争斗中选边站。不应该被动地接受两党体系的表达方式，而应利用民众对当前对政治秩序的厌恶情绪，努力对其做出创新界定……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解放力量和社会保护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美国左翼”。[7]
民主社会主义兴起的原因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有兴起的趋势，首先是与历史发展的大周期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对走出低潮的大背景有关，其次是美国国内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最后是对特朗普执政右翼势力反弹的表现。
历史发展大周期的影响。随着苏联解体、中国开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败的问题远未有定论。正是经济复苏乏力、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为社会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而社会主义的回潮，则是它对西方社会问题提出尖锐批判并令人反思的结果。纵观西方国家，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改良阶段：即转向21世纪科学民主社会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和随后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也是由里根和撒切尔开启的富有活力的市场导向资本主义的胜利。于是，布莱尔、克林顿和施罗德等西方左翼领导人，都对所谓“第三条道路”充满了期待。他们高度赞美市场效率，大力推动公共服务，有效地引导和利用市场经济的收益。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整合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和廉价的人工及其带来的规模效应，很大程度上稀释、延迟甚至改变了二战后西方经济危机的规律，等于变相挽救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然而，美国在30年里已消化完冷战结束的红利，经济全球化的优势也被新兴经济体逐渐抵消，结果造成不仅与非西方国家竞争中处于下风，而且国内深陷矛盾冲突：政党竞选承诺选民福利好处，但执政后并没有解决社会底层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决心、意愿和资源。如果说过去通过战争来缓解国内矛盾，现在选择战争并不能稳操胜券，结果只能眼看着矛盾在国内爆发。从2012年美国占领华尔街到2018年法国巴黎黄马甲运动，都是选民对政客表示不满的反映，由此刺激了左翼思想抬头。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左翼从未经历过活跃分子和支持者如此迅速汇合的势头。在此背景下，桑德斯及其弟子克特兹的民主社会主义，要比青睐市场重新分配的第三条道路走得更远。
美国长期积累的矛盾。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让民众认识到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富裕强大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8]“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样适用于解释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只是这种反抗首先表现在思想领域，即反抗的第一步，距离武力反抗还有漫长道路。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成功提出了颇有广泛基础的“我们都是99%”的口号，但未解决任何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矛盾，事实上该运动也是警方以武力方式结束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的金融自由化等措施，虽然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注入了强大活力，但也埋下了一系列隐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回潮源于资本主义和资本民主未能解决工人、年轻人和穷人的住房、教育、工作和医疗等日常问题。[9]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财政紧缩和资金全球自由流动两大关键政策，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不平等，[10]特别是金融危机导致美国梦的破灭，年轻人的上升空间越来越小。种族主义的抬头、警察对黑人的暴力以及极端的监狱改革都刺激了美国左翼觉醒。反伊拉克战争、反全球化发展、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都呼唤和复活着左翼力量。作为一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受到巨大冲击，遭遇到几十年来从未遭遇过的危机，“历史终结论”者福山也承认判断失误，陷入发展困境的资本主义制度急需寻找出路。
尽管资本家人数不多、而工人众多，但资本家掌握金融和资源手段可以购买最优秀的人才并控制市场，这不仅使他们占据斗争的优势，而且成为时代绝对的主人。人数众多力量庞大的工人却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更没有联合起来斗争的觉悟。特别是美国官方意识形态长期的无阶级灌输，有意模糊了工人的自我意识，成为美版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可以说正是在美国社会两极贫富分化、政党政治的日益极化、民众对政客的不信任等问题的刺激之下，桑德斯才大胆地提出了背离美国长期政治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观念。
2016年大选的反弹。2016年大选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败北、反社会主义的特朗普当选。但这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复兴进程的终止，而是阶段性低潮的反映，胜败双方都对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影响。鉴于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改良运动传统和劳联-产联豢养的工人贵族领袖的恶意误导，使工人丧失了斗争意识，而且美国共产党人更多满足于书斋里的研究，而不是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致使理论研究与现实需要出现脱节，更不用说服务于社会实践了。
桑德斯2016年的大选及其再次宣布参选、民主社会主义快速复活等，使人们对于何为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产生了兴趣，以寻求更好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迫使支持者提出清晰概念。包括改造民主党这样大企业政党在内的正待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无数声称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活动分子，都与上世纪进步时代初期相类似。自我认定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可超过对资本主义的认可（57%比47%），2010年以来这一比例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民主社会主义者在上次大选中的败北，无疑激起了左翼势力的更大同情和有力反弹。
特朗普上台时被CNN称为“分裂的总统”。执政近三年后，他是否解决了信誓旦旦要解决的社会底层问题？答案是一定程度上就业压力虽有缓和、经济复苏似有起色，但更多掩盖了问题、转移了矛盾，结果只能制造更多麻烦。一些选民对特朗普的反对，对他的种族主义和排外的愤怒，千禧一代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对政府应对能力日益加深的怀疑等，促使人们从左翼那里寻找答案。
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异军突起，并非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胜利的象征，而是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就是说，统治者无法通过以往那种“正常人格”的领导人继续统治了，必须诉诸“反常”手段予以挽救，也表明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复兴阶段。而特朗普班子成员的集体右翼倾向化，使得美国左右力量更加失衡。在此背景下，左翼社会主义者从纽约到芝加哥都组织了学术活动，从思想和理论上给民众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指导，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急速膨胀的右翼思想。
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
桑德斯的竞选使得民主社会主义支持者人数翻番，而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再次翻番。[11]左翼复兴仍在进行中，但能否形成气候，关键在于2020年大选及以后走势，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有如下方面。
冲击了僵化的舆论环境。把僵化与被普遍认为自由的美国舆论环境联系起来似乎违背常理，更加不可思议。但托克维尔早就警告过美国社会多数人的暴政：“在美国多数人都把思想禁锢在一个可怕的樊笼里。在笼内是自由的，但是一旦越出樊笼就会受到惩罚。”[12]自苏联建立及后来与美国陷入冷战后，共产主义在美国就成为与法西斯相提并论的思想禁锢词汇；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奥巴马时期的政治正确，可谓思想禁锢的新变种。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领头羊，美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长期持排斥态度。民主社会主义话题在美国之所以得到更宽松的环境予以讨论，与其说是桑德斯大胆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激发了选民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并自发认可的表现，不如说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在美国遭遇挑战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结果，迫使美国人思考资本主义道路之外的选择。特别是桑德斯以民主社会主义身份参加选举，使得社会主义这个在美国极敏感的词很大程度上“脱敏”了。[13]社会主义者在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保护环境、捍卫人权和民主方面表现出了更大多元性。激进思想被广泛讨论，使选举充满了活力。
尽管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冷战后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和政府宏观调控与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经验却不无关系。向可持续经济转变意味着对“自由市场”实施更大调控，而这最终将使所有自然资源和能源生产转归民主政府管理下的公共所有制，并对全部社会支出激进地进行再分配以重建国家基础设施。然而，正如日益严峻的中美关系表明的，美国并未因此在意识形态上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和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仍被视为水火不容。民主社会主义公开和正式的亮相，犹如撕裂了美国长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禁锢的铁幕，而漏出一丝舆论宽松的曙光。
对美国政治走向的影响。如果说桑德斯及其民主社会主义兴起将影响到美国的政体，并实现资本主义的“再平衡”，可能还为时尚早。[14]事实上，正是由于桑德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的政治生涯才可能会受到限制，而把他推向总统选举平台的则是他的真诚品格。[15]尽管桑德斯的草根支持者不少，但在精英阶层却显得孤立无援，应者寥寥，凸显出他与当前美国政治大气候的格格不入。考虑到社会主义在美国包含的负面意义，桑德斯使用这一词汇让人有些费解。如果他把民主社会主义通过选举改成社会民主，那么他的世界观可能将更少争议和更为正确。[16]
桑德斯主张的全民医保、大幅减税、大学免费、提高最低工资、实施带薪产假、缩短非法移民归化时间以及拆解华尔街大银行的想法，虽然都是具有很强针对性的对策，但难免有点过于“超前”而失去支持基础。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统治者从来不可能实现自上而下的革命，即革自己的命。毕竟真正统治美国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大资本集团，而政坛精英只不过是资本操纵的工具或如特朗普那样本身就是资本家一员。即便桑德斯改良式民主社会主义，如果实现也必将动摇美国制度根基，而修修补补的变革只能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打转转。
必须清醒的是，当前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存在社会主义茁壮成长的土壤，社会形态的前进性并不排斥历史发展的曲折性。[17]事实上，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诞生以来，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和平过渡到另外一种（更高一级）制度的先例。就此而言，美国并不比任何其他国家具备更好的社会、政治、思想意识等条件，尽管它在全球经济秩序中借助金融等制度安排而处于优势地位，但这种优势只能强化既得利益者维持现状，而不是鼓励变革。不增加社会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合法性，桑德斯及民主社会主义在大选中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对特朗普执政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流行与特朗普政策成败成反比，他的政策越成功，民主社会主义就越没有市场，反之亦然。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时说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他害怕社会主义，而是认为多数美国人不认可这个前景。[18]尽管方式不同，桑德斯和特朗普都吸引失望的白人劳动阶层。但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简单化为专制与自由的对立，很容易激起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排斥，即使民主党精英也不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挑战，特朗普一定会祭起红色恐怖大旗，反对社会主义倾向的候选人。
在经济不景气时代，右翼抬头的能量丝毫不亚于左翼，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扩军的容忍和接受就是证据。民主社会主义在反对者看来只是鼓吹激进社会主义和违逆美国反对大政府主义传统的大逆不道之举。[19]再加上当前美国社会面临的多种极化和不确定性，使得左翼和右翼之间日益分化，自由主义者担心被扣上“社会主义”的帽子。[20]即便最终明确向华尔街资本集团妥协的奥巴马也被认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并成为民众反复质疑的焦点问题。
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污名化的宣传，使得普通美国人对这一意识形态概念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天然排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附属物，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改革，实质上在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资本主义制度“维权者”角色，即便是桑德斯这样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在试图拯救而不是彻底推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特朗普之所以被推上总统宝座，就是为了有效应对美国现存问题。正在对现行制度框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特朗普，显然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不会轻易让步，而且试将拼死一搏，与民主社会主义形成你死我活的斗争。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引起的思考
长期以来，鉴于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是一直以来的重要议题，中国对美国制度层面的立场评价在美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探讨和追随者阵营里没有什么影响力。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中国的含义及其国际影响，值得深入思考。
民主社会主义改良本质。美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区别很大，大都围绕民主、平等、自由做文章，不讲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更不提生产关系变革和制度替代。即便最激进最有代表性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也从未提出废除私有制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21]只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重返福利社会主义道路，至多是小恩小惠麻痹民众的改良主义，只是“让资本主义变得人性化一些”，[22]暴露出资产阶级极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与其说桑德斯代表了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压迫和资本主义情绪的高涨的产物，不如说是代表了统治阶级对这种危机的反应而已。[23]所以，桑德斯的主张实属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范畴。[24]
社会主义在美国至今没有取得高人一等的成就，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失败”，不如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及其在国际社会占尽优势的结果。有意思的是，桑德斯是真正相信人民主权的民主社会主义民粹，而特朗普则把经济民族主义作为强大的选举工具。[25]尽管特朗普和桑德斯从左右翼民粹主义角度，谴责和夹击民主党建制派和精英主义政治，都吸引社会底层的选票支持，但最终以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胜利而结束这轮左右翼较量。要消除西方选举制弊端，就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制度根源。所以，对于不少美国人尤其是精英而言，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根本不可能有前景，而只是社会失败群体不切实际的妄想。
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之所以没有给予桑德斯迎战特朗普的足够力量，是因为个人主义、民主自由、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性，削弱了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蓄积集体力量的能力而陷入乌合之众的结果。特朗普大选的胜出本身就表明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弱小。另外，由民主社会主义引发的美国左翼运动与民主党或者说美国“白左”是存在着区别的。“白左”是一种明显的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反映，而非真正关心民众特别是黑人等少数族裔生活疾苦，本质在于为了捞取政治选票和满足于某种虚荣心理的产物，它不仅不会给民主社会主义添加选举筹码，反而成为被共和党等右翼诟病的把柄。
民主社会主义“非我同类”。与上世纪共产主义革命不同，民主社会主义把群众运动和投票选举结合起来的合法性看做通向社会主义切实可行的道路。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更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而不是19世纪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试图要在中国、朝鲜、古巴这些现存社会主义制度之外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们不仅毫不推崇中国模式，而且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丝毫不提中国古巴等国家，[26]不把它们的存在和进步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而是从西方资本主义范围内寻找社会主义道路的灵感；不是依靠革命的阶级即广大的工人阶级、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的良心发现、慈善行为；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企业的国有化、福利的国家化、中央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等，[27]而由于经历过冷战的一代美国人把苏联与社会主义划等号，而苏联模式是他们眼中专制独裁、政治压迫、官僚主义、高度集中、命令主义的同义语：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局限性。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他们对中国的看法。美国对社会主义的污名化至少是对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等的诋毁和拒绝，并不会因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趣而改变。就当前美国的对华认识而言，一方面确实承认中国发展的潜力及其给它带来的挑战甚至于威胁，另一方面却极力否认这种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反而又矛盾地无限放大中国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
桑德斯等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的其实是高度的财富再分配和平等待遇的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所以，以北欧为榜样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毫无交集。桑德斯不仅反对美国海外军事行动，也反对自由贸易。前者是为了避免美国陷入泥潭，后者则直接与中国立场对立，而且与特朗普一样反对中国加入WTO。
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鉴于美国在经济、军事、技术甚至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还相当强大，即使在中国知识精英中间也有不少追随者，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与资本斗争的胜利。而慑于美国霸权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强大，外部可以借重的力量要么没有自信，要么没有动机，意味着孤立无援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前景暗淡无光，也许只有等到美国霸权滑落才有翻身机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究竟如何现在难以确定，道路必将是曲折的、漫长的，但“过程的复杂性和事物本质的被掩盖可以推迟死亡，但不能逃避死亡”。[28]
如果说内政上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影响十分有限，外交上的影响也难具有实质意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对外政策上的倡议犹如一股清流，是对美国例外论和霸权思维禁锢的冲击。在民族国家意识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制度之争毕竟是从属于国家利益之争的，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美苏之争，还是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今天的中美之争，制度层面的分歧只能成为国家竞争的一个因素和借口，而不可能辩论出优劣高低来。
二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修修补补不仅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反而使危机进一步加深和蔓延，最终演变为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并呈现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此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进入瓶颈时期。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诞生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其未来前景，与社会大生产特别是现代技术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货物、服务、资本和人才的全球自由流动，不只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需要。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孤立中实现经济繁荣发展。民主社会主义目标是拯救资本主义制度，即便学习社会主义制度和经验，也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延续香火。所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本来并不致力于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也就谈不上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取得最后的胜利添砖加瓦。
尽管美国两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差距很大，并对国内政治进程产生影响，但不必然影响对华政策立场。可以肯定的是，在中美关系上，民主社会主义还不是我们的盟友，我们不应对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发表观点，更不宜予以支持，最好继续旁观。这不是逃避责任或坐失良机，而是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在改变局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时，轻举妄动将陷入被动，那么动，不如不动。
注释
[1]周琪、付随鑫：“从桑德斯现象看美国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学习时报》，2016年5月16日，第002版。
[2]Marian Tupy, "Bernie Is Not a Socialist and America Is Not a Capitalist", The Atlantic, 1 March, 2016.
[3]Jamie Gillies, "'Feel the Bern': Marketing Bernie Sanders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to Primary Voters", in J. Gillies (ed.), Political Marketing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algrave Studies in Political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DOI 10.1007, 978-3-319-59345-6-7, 2018, p. 111.
[4]Marian Tupy, "Bernie Is Not a Socialist and America Is Not a Capitalist", The Atlantic, 1 March, 2016.
[5][6]于海青：《当前美国的“社会主义”论争及思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第44页。
[7]Nancy Fraser, Andrew Arato, "Critical Support: Nancy Fraser and Andrew Arato discuss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No. 8, 2016, http://www.versobooks.com/blogs/2931-critical-support-nancy-frasser-and-andrew-arato-discuss-the-2016-us-presidential-election.
[8]轩传树、谭扬芳：《从桑德斯的“社会主义”看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红旗文稿》，2017年2期，第36页。
[9]Hawkins, Eljeer, "A New Gilded Age: Corporate Power and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Class, Race and Corporate Power, Vol. 6, Iss. 2, Article 6, Available at: http://digitalcommons.fiu.edu/classracecorporatepower/vol6/iss2/6.
[10]Jonathan Ostry, Prakash Longnai, Divide Furceri, "Neoliberalism: oversold?",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Vol. 53, No. 2, 2016, pp. 38-41.
[11]Douglas Williams,"Why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are Experiencing a Boom.", The Guardian, 20 August, 2017.
[12]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J. P. Mayer, ed., George Lawrence, trans, New York: Doubleday, 1969, pp. 254-255.
[13]张新宁：《如何理解美国2016年大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第104页。
[14]门小军：《伯尼·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评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1期，第64页。
[15]Tom Gallagher, "Feeling the Bern: An Analysis of the Sanders Phenomenon", New Labor Forum, 2016, Vol. 25(2)18-26.
[16]Marian Tupy, "Bernie Is Not a Socialist and America Is Not a Capitalist", The Atlantic, 1 March, 2016.
[17][18]张新宁：《如何理解美国2016年大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第108页。
[19]门小军：《伯尼·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评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1期，第66页。
[20]Mason B. Williams, "Socialism and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Dissent, Volume 65, Number 4, Fall 2018, pp. 93-98.
[21]于海青：《当前美国的“社会主义”论争及思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第48页。
[22]卢振华：《桑德斯要在美国发起一场“革命”吗？》，《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11月4日。
[23]轩传树、谭扬芳：《从桑德斯的“社会主义”看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红旗文稿》，2017年2期，第37页。
[24]张新宁：《如何理解美国2016年大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第104页。
[25]Jamie Gillies, "'Feel the Bern': Marketing Bernie Sanders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to Primary Voters", in J. Gillies (ed.), Political Marketing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Palgrave Studies in Political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DOI 10.1007, 978-3-319-59345-6-7, 2018, p. 110.
[26]2017年7月6～9日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社会主义大会，100多个分会场居然没有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专门议题，可见美国主流左翼学者与其他学派一样，根本没有把中国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发生任何联系。见张霖鑫：《特朗普时代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11期。
[27]于海青：《当前美国的“社会主义”论争及思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第41页。
[28]《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3页。
责 编／赵鑫洋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Profound Impact
Li Qingsi
Abstract: Trump's victory in the 2016 general election gave a boost to the right-wing for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representing the left-wing also rebounded in an organized manner, which led Sanders to announce his 2020 reelection bid, making democratic socialism become a current issue of great concern. The revival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is the result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 internal crisis experienced b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which shows that the two-party political consensus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wings is increasingly fierce. However, despite the right-wing tendency of American politics, which needs to be balanced by the left-wing forces, the power and role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is still limited and will not have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the internal affairs and diplom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democratic socialists do not accept China's road. They are never China's "comrades" in America in terms of either bilateral relations or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we should not have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of them.
Keywords: Democratic socialism, rise, policy effect, Sino-US relations
李庆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外交学系主任，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理事。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制度、对外关系、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主要著作有《美国国会与外交外交》（论文）、《社会组织的外交功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