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一思想建设任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于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完成十九大提出的各项战略任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初心 使命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6.009
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已经拉开帷幕。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和动员这场主题教育工作时强调指出，这次主题教育要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具体目标。[1]为达到这一目标，使得这次主题教育能够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我们在理论学习时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初心”和“使命”。
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基本内涵
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首先要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及其基本内涵。
一是，什么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古人讲过“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也说过“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只有始终坚守初心，才能修成正果。我们今天讲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更深刻的含义。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最早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要求时，曾经指出：“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2]在这次开展主题教育的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指出：开展主题教育，“其特别意义在于，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3]因此，什么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简而言之，就是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二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十九大报告讲得很明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4]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讲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讲的是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讲的是整个党的“初心”和“使命”，而不是某个人的“初心”和“使命”。即便是参加党的一大的党员，各个人的想法也不完全一样，其中有的人后来成为汉奸、叛徒，和他们党性不纯有直接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每一个党员在入党前都要上党课，端正入党动机；在入党后还要继续接受党的教育和监督，锻炼自己的党性。
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我们都知道，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的十九大在党的建设部分提出的。需要指出的是，十九大在提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一思想建设任务时，用了“推动”两个字，强调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5]
为什么要大家注意“推动”这两个字？因为，十九大报告指出：“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6]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在这次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根本动力”这四个字，意义非同寻常。我们讲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讲过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讲过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现在又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可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于激发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继续发展的动力，具有多么大的意义！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这项工作的意义时强调，这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这就是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根本动力”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意义之所在。
意义之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推动我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源。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功，都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传统，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可以推动我们进一步结合党史特别是党的创建史，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声有色地入耳、入脑、入心，真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一言一行的指导思想。
意义之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推动我们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动力。我们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遵循“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坚持不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路，破除“四风”，克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雷厉风行反腐败，取得了历史性的党建新成就。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坚持“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的理念，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从严治党不松劲，进一步推进依规治党管党。这次，按照十九大要求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大举措，必将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意义之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推动我们进一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根本动力。我们知道，“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是1929年9月28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的。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群众路线已经成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一工作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其主要内容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工作路线，不仅在思想理论上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而且在中国复杂的实践环境中帮助党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贯彻好民主集中制，密切党群关系，保证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更好地坚持群众路线，进一步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意义之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推动我们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实现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的根本动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已经强调“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7]值得注意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八个字在十九大报告中，不仅写在关于党的建设的部分，而且首先是写在“大会的主题”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8]也就是说，完成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各项任务都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根本动力来推进。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常常用“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样的谚语来告诫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更不能松劲。我们党在十八大就已经清醒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把他提出的“伟大斗争”和过去提出过的“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一起通称为“四个伟大”。习近平总书记说，所谓“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是“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因此，他在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时候，告诫我们说：“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9]
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在我们认识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意义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及这一“初心”和“使命”是怎样形成的。
为了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认知，我们可以联系党成立时的历史。这一“初心”和“使命”不是凭空而来的，更不是主观设定的，而是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承担的两大历史任务，顺应了中华大地激荡交汇的两大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两个先锋队”这一独特性质的客观要求。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承担的两大历史任务的客观要求。中国近代史，中华民族救亡和发展史，一般都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起点。鸦片战争后，中国还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特别是，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及其签订的《马关条约》，不仅迫使中国向日本支付巨额赔款，中国还被迫割弃台湾。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中国首都北京及其迫使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不平等条约更加体系化。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结构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政府的内政外交被列强操纵和控制，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尤其是外国列强在中国获得的领事裁判权，享有的治外法权，建立的租界，标志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已经不再完整。在经济上，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垄断了国民经济，使中国一步一步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落后的传统农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但依然处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控制下。民族工商业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比重很小，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十分困难。广大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已经一步一步由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两方面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决定了，反对帝国主义以求得民族独立并进一步实现国家富强，反对封建主义以求得人民解放并进一步实现人民幸福，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五大深刻地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10]
十五大报告概括的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任务，是从纵断面即历史层面讲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进行民主革命，以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改革开放，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如果从横切面即历史任务的对象来说，就是：一要求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二要实现人民解放和人民幸福。或者说，一要为人民谋幸福，二要为民族谋复兴。
这两大历史任务是一张大大的考卷。在中国，谁能够在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的考题上，考出一个好成绩，谁就代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要求，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获得人民的拥戴。
中国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参加了这场大考。规模和影响大的，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的革新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农民的太平天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地主阶级的革新派的失败，说明仅仅靠技术而不改变封建君主制度，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说明帝国主义不愿看到中国摆脱他们的奴役，成为东方强国；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也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结束统治；而农民又不是先进的阶级，担负不起民主革命的重任。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仅仅依靠皇帝来立宪而不改变整个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也行不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为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曾经取得伟大的胜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个革命也很快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反动势力的强大，主观上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果实与其说是袁世凯夺去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拱手让出的。但孙中山先生不愧为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不甘心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的丧失，先后组织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奋起与北洋军阀作武装斗争，但屡战屡败。他不仅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来动员群众，也组织不起能带领群众战斗的坚强的政党。历史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一样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也就是说，在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考卷面前，中国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考失败了。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初年，资产阶级也曾尝试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一套，搞议会政治，政党组阁。1912～1914年间各派政治势力为了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席位，纷纷建立自己的政党，一时竟有682个之多，形成中国近代史上党派林立的局面。规模较大的有统一共和党、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其中又以国民党势力最大。在参众两院870席中有392席，有望通过国会选举由国民党组阁。但是袁世凯是绝不允许资产阶级掌权的。1913年3月，在国会召开前夕，袁世凯派人暗杀了热衷于议会政治的国民党人宋教仁，彻底击碎了资产阶级的共和梦。
最后一个走进考场的，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一样是同社会化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阶级，但它的产生又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特点。它不是和本国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而是伴随着外国在华设立的厂矿企业产生的，即是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要比中国的资产阶级更成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受压迫和剥削的严重程度，是世界各国少见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却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最革命的阶级。除了世界工人阶级的这一共同特点外，中国工人阶级还有自己独特的优点：一是受压迫最重、革命最坚决。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内部没有工人贵族阶层存在，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二是集中程度高，多数集中在几个沿海大城市和为数不多的大企业，便于组织；三是与广大农民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从上海开始，举行“六三”大罢工，并迅速发展到全国，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释放了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爱国学生。这次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也标志着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中国工人阶级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显示出他是一个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先进阶级。
“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初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又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因此，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后很自然地就把自己的眼光投向工人阶级。“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变化最为突出。他自1915年起主编《新青年》杂志，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积极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北洋军阀政府军警拘捕。在李大钊发起的全社会营救活动推动下，陈独秀被关押98天，于9月16日下午被释放。这以后他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强调20世纪的民主应该是无产阶级民主。由于在北京受到北洋军阀政府军警的监视，1920年2月他南下上海，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1920年五六月间，陈独秀在上海同李大钊介绍过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见面后，开始筹备建立共产党组织，并对党组织用什么名字征求过李大钊的意见。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然后，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通过写信、派人指导等形式，联系各地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共产党组织，并发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在上海召开后又转移到嘉兴南湖完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是在整个中华民族为解决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1]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由历史造就和决定的。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顺应了中华大地激荡交汇的两大时代潮流的客观要求。追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以说是两大时代潮流相结合的产物。这两大时代潮流，一个是社会主义大潮，另一个是民族救亡大潮。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社会主义大潮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时代潮流；民族救亡是民族复兴的第一步，民族救亡大潮就是“为民族谋复兴”的时代潮流。上一世纪20年代，这两大时代潮流在中华大地激荡交汇，孕育和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救亡和复兴的时代潮流。孙中山先生组织过一个革命团体，名字就叫兴中会，即“振兴中华”。可见，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土地上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激荡下诞生的。
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社会主义潮流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使得正在寻找救国真理的中国人更深入地去关注和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常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2]这意味着世界范围奔腾急进的社会主义这一时代大潮进入了中国。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在1918年7～11月，他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通过介绍俄国革命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成为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进步的潮流就这样进入了中国。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以这些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桥梁，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这样的历史性结合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不是偶然的，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和“使命”，一是为人民谋幸福，二是为民族谋复兴。
最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两个先锋队”这一独特性质的客观要求。在整个中华民族为解决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的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和民族救亡两大时代潮流相结合进程中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与众不同，具有独特的性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我们的党章中已经写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这里强调的“两个先锋队”，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就独一无二在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那样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为了救国救民走上革命的道路，又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还是创建中国共产党后在党内长期担任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他们都是为救国救民寻找真理，找到马克思主义，最后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特别是，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后，并没有放弃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结合起来，确立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再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长远奋斗目标。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来都是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于一身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是“两个先锋队”的人格化代表。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在斗争中形成了体现“两个先锋队”的行动纲领。党的一大旗帜鲜明地把中国共产党确定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军队”，制定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把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纲领。这个纲领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后来，党的二大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侵略、宰割中国的帝国主义和争权夺利的北洋军阀。在党的二大召开前，共产国际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革命的经验，贯彻落实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阐明了被压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列宁在会上抱病接见了与会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其它革命团体的代表，阐述了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明确指出中国应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希望国共两党合作，联合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和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因此在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在当前的奋斗的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个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宣言在提出民主革命纲领的同时，党并没有放弃最高纲领，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明确了中国革命要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来推进，而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包括了“民族独立”即“民族革命”的任务。也就是说，在党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纲领中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由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华大地激荡交汇的“两大时代潮流”，以及由此造就的“两个先锋队”的性质，这“三个两”决定的。
最重要的是要问一问自己入党为了什么、当干部为了什么
我们了解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怎么来的，就可以体会到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对于共产党人来讲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这12个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的衣食父母，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实践历练中增长经验智慧，在经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找差距，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找一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服务群众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有的放矢进行整改。”“抓落实，就是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3]
我们在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这12个字总要求开展主题教育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最重要的是要问一问自己：入党为了什么，当干部为了什么。
入党是为了什么？我们每一位党员在入党前上党课也好，接受组织谈话也好，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端正入党动机。我们要求每一位入党积极分子对党的认识要从朴素的感情上升到崇高的觉悟，要求每一位入党积极分子能够认识到入党不是为个人谋利益、谋出路，而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今天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不一样，端正入党动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也不是一次教育就能够完成的。
这里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正确认识自己今天的本职工作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间的关系。我们过去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放到今天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实现，刮“共产风”，犯过错误，因此，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只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和今天的工作没有关系，久而久之，逐渐淡化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应该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是遥远将来的理想社会，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是和共产主义没有关系的，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在各个阶段的崇高任务。今天我们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入党为了什么？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是为了个人名和利。共产党员不是没有共产主义理想而徒有“共产党员”之名的人，更不是通过入党到党内来捞好处的人。
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讲，不仅要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还要进一步搞清楚：当干部是为了什么？
我们知道，当了干部意味着手中有了权。于是，就发生了怎么正确认识权力、怎么正确用好权力的问题。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权力观，是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权力问题上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同志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同资产阶级权力观的根本区别。”[14]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领导着13亿多人民群众的执政党来说，领导干部手中握有大权，更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并把权力观教育纳入世界观、价值观建设之中。
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总是把职务和权力的提升看作是个人奋斗获得的，而不是看作是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因此在执政实践中总是为“自己”谋私利；特别是那些贪图私利和情色享乐的领导干部，总是把争权谋位作为做官之道；在我们一些干部中存在着“乱作为”或“不作为”等问题，究其根源，也在于没有真正确立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因此，今天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可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可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认识到“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今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用两句话对新中国70年经验作了精辟的总结和概括。这就是：“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15]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首先在思想上要正确认识人民与共和国的关系、人民与我们党执政的关系。
“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这样的道理，在理论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依据，不仅源于中国近代以来丰富的民主政治实践，而且是从中国源远流长的优秀政治文化中传承和发展过来的。在中国，三四千年前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6]这样的古训。孟子也告诫过世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7]尽管这些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的有识之士，说这些话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帝王君主的统治，但都懂得“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又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武装，更应该懂得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人民，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在人民。
也就是说，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要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大业。”[18]
其次，在领导工作中，可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更好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9]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党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今天，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解决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领导干部的担当负责、主动作为的精神状态问题。通过主题教育，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更好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领导工作中集中体现在群众路线上。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正如党章所强调指出的：“我们党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20]
再次，在运用权力上，可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更好地坚持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处理好权与利、权与情的关系。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种权力的背后都有一个利益问题。我们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不在于谋不谋利益，而在于为谁谋利益。工人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其他阶级的政党则不然，他们在口头上讲得很漂亮，实际上都是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共产党的干部决不能谋私利，没有权的时候不谋私利，有了权也不能谋私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他还说过，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因此，我们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为了在宪法和法律的阳光下，切实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使得我们的干部能够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恪守清正廉洁的作风。
同时，还要处理好权力和亲情、友情的关系。在中国，腐败滋生的土壤，除了过于集中而不受监督的权力，还有以重关系为特点的中国传统的人情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一些干部，在处理公事的时候，遇到陌生人他会讲原则，公事公办，但当人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这些干部的妻子、儿子和其他亲戚，或者找到这些干部的“哥们”朋友，他们就会在“亲情”、“友情”面前违背党性、丧失原则，滥用权力、为他人谋利。干部是人，有人情，有亲情，有友情，这不是坏事。那些没有人情味的干部，尤其是对人民群众没有人情味的干部，不可能成为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但是，决不能在亲情、友情面前放弃原则立场，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所要求的；以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亲朋好友谋私利，这是党的纪律所禁止的。处理问题被以人情为纽带的关系网所左右，是当今官场中见怪不怪的现象。这就是这种不好的人情文化、关系文化在作祟。因此，拒腐防变不仅要加强纪律检查和惩治腐败者，还要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文化土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格外强调要倡导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建设廉政文化，恪守为民、务实、清廉的好作风。
综上所述，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完成十九大提出的各项战略任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注释
[1][3][13]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3期。
[2][7][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8、8、7页。
[4][5][6][8][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3、1、1、13页。
[10]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1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14]习近平：《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2010年9月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9-01/2506268.shtml。
[15]《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19年1月1日。
[16]“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名言，出自《尚书》所载《五子之歌》。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巡行东方，死于会稽，益即帝位。禹的儿子启很贤明，受到诸侯的拥护，三年后取代益继承帝位，史称夏后帝启（夏朝统治者在位时称“后”，去世后称“帝”）。夏后启去世后，他的儿子太康袭位。太康是个昏君，耽于游乐，荒废政务，民生凋敝。在他外出狩猎数月不归时，有穷国君后羿发动政变，使他返回不了国都。此事史称“太康失国”。太康的弟弟在洛水北岸等待他回来，作了五首怨歌，直陈太康失国的教训，论述为政之本。这五首歌在《尚书》中就叫做《五子之歌》。其中，第一首就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不仅是这首歌辞的中心，也是全篇的本旨。其大意是：老百姓可以亲近，但不可以轻视；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夏朝存在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太康失国”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距今三四千年前，中国古人已经认识到“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的道理。
[17]《孟子·尽心下》。
[18]习近平：《在二〇一九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2月4日。
[19]《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4页。
[2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7页。
责 编／赵鑫洋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 Junru
Abstract: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launched the inner-Party education campaign of "remaining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ing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ause.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the CPC is to "seek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rming their minds with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deeply understanding Xi Jinping's Marxist concept of power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to the leading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in terms of keeping in mind the "mission" of the CPC and accomplishing the strategic tasks put forward by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Keywords: Original aspiration, miss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李君如，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研究员、博导，中直机关侨联主席、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科学社会主义课题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主要著作有《观念更新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时代大潮和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和中国共产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