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专门部署。在笔者看来，治理体系就是靠什么治国理政，治理能力体现为治理的水平和效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治理体系对应的必然是法治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五位一体”的法治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因此，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靠法治体系的建设得以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要改变当前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的“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的现象，从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解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能力不足的危险”。放眼全球，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法治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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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治理是一种规则之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法治和人治问题的。过去我们讲“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这“四个现代化”，现在提出的“治理现代化”，应当是“第五个现代化”，与前四个现代化相比，后者是“社会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任务更加艰巨，路程依然漫长。治理现代化就是要解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等顽疾。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讲政治就是要讲法治，试问还有比“治国理政”更大的政治吗？
何谓法治？古今中外的政治学家和法学家虽然有不同的理解，但其限制公权、保障私权的精神则是公认的。法治不仅仅是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将法律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社会信仰、一种思维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在法治社会里，人们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公平正义才能得以实现，社会公众才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与“人治”的恣意性、“红头文件”的非稳定性相比，法治乃理性之治、长效之治、普遍之治，因此是一种“善治”“良治”。正是基于此，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党的文件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强调的就是国家治理要靠“法治”实现治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均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其实就是对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提出的新要求，这也印证了厉行法治是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路径这一判断。
在当前加快推进四川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就是要全面落实《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四川的具体化、实践化，是“治蜀兴川”、建设“法治四川”的总章程和行动纲领。“纲要”能否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直接关乎四川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认真落实“纲要”的各项规定，做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川同步推进，法治四川、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形成尚法守制、公平正义、诚信文明、安定有序的依法治省新格局。
现代治理是一种权力之治
长期以来，我们的观念中一直认为“法治”就是治民的“武器”，其实法治的核心要义是治官治权，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治理现代化要求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的监督，保障其为民所用。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国家是权力的象征，权力具有腐蚀性和扩张性，“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只有公权受到必要的限制，私权才能得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权力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虽然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但还是要强调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还是要强调依法治权。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不能只靠道德教化和内心自律，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要真正关住权力的“猛兽”，制度笼子的设计打造要牢、要严、要密，要科学合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大力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检务和警务公开，以公开促公平树公信；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就是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有效制度设计，必须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
在加快推进四川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认识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制度设计过大，放之四海而皆准，针对性不强，“牛栏关不住猫”；过多地强调对下的规范，自上而下的示范带动作用发挥不好；强制性、约束性制度过多，内生性、激励性制度偏少；零星性、碎片化政策过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系统配套性不够，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红头文件”，有的甚至违反“上位法”规定。这是推进四川治理现代化需要从制度层面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现代治理是一种多元共治
“国家管理”的行为模式是单向的“管理与服从”关系。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虽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模式。前者是将群众作为单纯的管控对象，而后者是将群众作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治理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博弈、协商和良性互动，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和对其权益保障的重视。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是人民的社会”“国家是人民的国家”，那么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主体当然是人民——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这其实反映了“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民主是增强公民责任、和平解决冲突、协调处理社会利益矛盾的机制。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我们要调动各方积极性，做到法治、德治与自治的结合。
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四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崭新而又重大的课题。我们需要直面问题，立足职能，发挥优势，为推进四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