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粹主义的崛起从思想观念、政治秩序挑战到了西方既有秩序，也动摇了传统主流政党的地位。但民粹主义概念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多面性以及对社会新变化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民粹主义认知的差异。在民粹主义思想政治发展的机理认识方面，有关经济不平等、文化断裂、民主政治的功能失衡等方面的理论解释从不同方面显示了导致西方新的民粹主义的复杂的社会政治动因。在民粹主义的应对问题上，西方不同的政治力量显示了分裂的态度。理性对待民粹主义，需要着力于鉴别民粹主义发展中的不同问题，并针对民粹主义所引发的不同问题，积极回应民粹主义所暴露出的社会政治问题，同时抵制偏狭的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行为。
【关键词】民粹主义 话语逻辑 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7.007
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目前已成为影响欧美政治趋向的重大变数，如何理解民粹主义以及如何从思想政治上应对民粹主义的挑战由此也成为学界和媒体的集中话题。但即如民粹主义概念本身一样，围绕这些问题的认知也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促进相关的认知进步需要有对民粹主义概念、产生机理、多种应对方式的话语逻辑的梳理。
民粹主义的崛起及其对西方既有秩序的挑战
民粹主义泛指以反建制、反精英为核心诉求的思想和政治运动。基于这一特征，西方主流政治话语中民粹主义力量往往被描绘为一种边缘化的政治力量。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政治的一系列新变化，欧美社会的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在欧洲，一些以反移民为目标的、传统被视为“极右翼”的力量开始复苏或出现。在美国，佩罗现象[1]也预示了民粹主义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在保守阵营中的回归。不过，西方社会真正开始感受到民粹主义的挑战是在新的世纪之交，当时，欧洲一些“极右翼”政党的选举突破并直接影响所在国政府的组成[2]引起了西方的震动。欧美学者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也显著加强，他们尤其关注右翼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的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后，伴随着经济的危机，欧洲以反欧盟为共同政治指向的各种民粹主义力量的影响迅速扩大。在美国，以反奥巴马政府政策为目标的茶叶党运动崛起并直接影响了2010年的中期选举。此后，一股民粹主义的浪潮席卷了西方国家。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一些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取得历史性突破[3]，时任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称之为一场“地震”。[4]但这还只是这场民粹主义浪潮的开始。2016年震惊世界的两个“意外”，即英国的脱欧公投结果和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是这一进程转向的标志性事件。而在接下来的欧洲主要国家的选举中，反建制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法国国民阵线、荷兰自由党、德国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以及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反建制派）所显示的力量大有撼动各国既有政治秩序的势头。与之相随的是，一种极度的不安在西方社会急速扩展。传统的建制派将这一浪潮视为民粹主义的“叛乱”，认为它们正在威胁西方国家传统的政治安排。[5]
鉴于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政治方式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式的挑战，以及其政治诉求对既有体制和秩序的挑战[6]，它被传统的主流社会认为是西方既有民主体制下的不稳定因素。民粹主义的崛起从多方面挑战了西方既有的社会政治秩序。
首先，民粹主义的主要政治诉求直接挑战了西方国家既有的政治秩序。在欧洲，虽然民粹主义的构成复杂，诉求也不一，但作为反建制力量，其共同的政策目标是反欧盟。经过数十年的演进，欧洲一体化已经成为欧洲各国以及欧洲人难以割裂的现实。如英国脱欧进程引发的剧烈社会分裂和政治动荡所显示的，人们难以想象欧盟的解体对于其各成员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而美国政治民粹化的突出特征是回归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趋向。鉴于美国在西方既有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的领导地位，美国的这种趋向被认为是导致既有西方政治秩序不稳定的重大变数。
其次，民粹主义在思想观念方面挑战了西方传统的价值观，以及基于该价值观的传统政策体系。这主要指基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制度设计及政策体系。目前在西方国家占主导的右翼民粹主义并不是传统法西斯主义的极右翼，而是被称为“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的民粹主义力量。比之于传统法西斯主义的极端种族主义，这类力量在思想上显得相对温和。不过各种民粹主义在思想政治诉求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挑战自由主义在西方既有的思想和政治体系中的话语权。在反精英的旗帜下，欧美各类民粹主义力量在思想观念上都不约而同地把目标针对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用美国的保守民粹主义的表达方式就是反对“政治正确性”。因此许多人认为，这种民粹主义反自由主义民主但不反民主本身。但西方既有的政治秩序，包括其基本的民主制度主要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基础上的。挑战自由主义价值观直接涉及到了一系列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西方既有民主制度基本原则，包括其基本的自由、平等以及最根本的多元主义原则，尤其是民粹主义者所诉求的观念和方式本身——如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非理性的政治方式等——都不无侵蚀既有民主制度基础的危险。[7]目前，欧美的民粹主义力量与传统主流政党之间的政策争议，如围绕移民、难民的政策分歧，都根源于前者对传统自由主义的一些相关理念的异议。
再者，民粹主义的崛起在侵蚀甚至动摇了主流政党的地位的同时，也导致了西方传统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尤其是政党的结构性失衡，更加剧了政治的极化。欧洲传统的主流政党按照左右政治的格局分布且大致平衡，这种左右政治的交替及相对的平衡不仅为民众提供了一种替代性选择，也通过其政治的可预期性而有助于政治的相对稳定。但各种民粹主义力量都以超越左右的“人民”代表自居，其崛起也主要是以侵蚀传统主流政党基础为前提的。在欧洲，主流政党的相对衰落和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直接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结构失衡。在众多民粹主义力量崛起的国家，人们目睹了这种现象。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力量的政治诉求本身以及其所诉诸的极端行为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本已日趋严重的政治极化趋势。它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趋势。在美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两大党的渗透来实现的，尤其是目前的保守民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共和党，美国两党政治中的极化趋势显然深受这种关系影响。这些都增加了西方未来政治的不确定性。
当然，由于立场和认知的差别，人们对于民粹主义的上述挑战的政治意义的理解不同。站在主流社会的立场，它们无疑是对西方既有民主政治的威胁；而站在民粹主义力量的支持者立场，它们是大众对精英的反叛和大众民主的胜利。这种认知反差本身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民粹主义发展动因的理解。
民粹主义的认知差异
民粹主义的迅速崛起及其挑战引发了欧美国家媒体以及学界对民粹主义的广泛讨论，尤其是关于民粹主义在西方何以如此盛行的问题。在人们传统的理解中，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方式带有明显的狭隘和极端特征，在理性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欧美民主政治氛围下，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状态，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的病态。[8]但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在欧美的迅速发展挑战了这一传统思维。一些研究者反对将民粹主义简单视为一种社会政治的“病态”。[9]早在2004年，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有较深研究的卡斯·穆德称民粹主义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10]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民粹主义思想政治日趋活跃，最初许多人依然认为它只是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一种非正常状态，并将随着经济危机的缓和而逐渐淡化。但在欧美经济形势总体趋暖的背景下，欧美的民粹主义力量却以共奏的方式引发了欧美政治的“地震”。面对如此众多的民众选择支持被认为属于“极端”力量的民粹主义政党或人物，人们已经难以简单用边缘化力量来解释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了。
但社会大众以及学界对于民粹主义本身及其发展机理的认知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认知差异首先是基于对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现象的不同理解，包括对民粹主义及其构成、其产生原因，以及其影响和政治作用方式的不同理解。除认知者的政治基点的不同[11]这一重要因素外，有关民粹主义的认知差别显然还受到了其他一些重要因素的影响，包括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概念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多面性，以及人们对一些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理解。
民粹主义概念的不确定性。约内斯库（G. Ionescu）和盖勒（E. Gellner）在20世纪60年代末尝试对民粹主义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时，却发现很难界定民粹主义：“目前对民粹主义的重要性可能没什么可怀疑的。但没有人清楚它究竟是什么。作为一种信条或运动，它是难以捉摸和易变的。它到处出现，但却以多种矛盾的形式。它有任何基本单位吗？或有什么名字可以涵盖多重的无联系的趋势？”[12]时至今日，研究者们依然对民粹主义的这种既难以捉摸又经常性出现的特点困惑不已。[13]如众多的研究者所指出的，[14]这种现象实际反映了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概念的不确定性。它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概念的模糊性，和它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边界的不确定。
民粹主义概念的模糊性主要是由于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诉求中的一些核心概念的模糊。综合各种民粹主义的描述，西方大众话语中的民粹主义大抵是从以下意义上指称的，即用以指称那些诉求于“人民”主权的以反建制、反精英为核心的思想政治运动。[15]对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理论研究作出基础性贡献的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卡纳万（Margaret Canovan）强调，所有的民粹主义都显示了两个主要特征：颂扬人民和反对精英。但各种民粹主义者口中的“人民”是模糊的。而民粹主义者正是利用了对“人民”的模糊的共鸣意识，声称自己与任何作为部分代表的政治家不同，代表了整个人民。[16]正是基于“人民”和反精英概念的模糊性和伸缩性，身处政治光谱中不同位置的民粹主义者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其“人民”属性，如所谓的“本土人”“普通人”，或“大众”等。而且，在西方社会的选举制度下，政治力量诉诸“人民”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媒体以及政治对手之间的攻讦往往可以很随意地用“民粹主义者”指称一些政治人物。[17]同样，各种民粹主义所针对的“精英”其内容表述也形形色色。
而且，由此界定的“民粹主义”的边界也是不确定的。目前在西方，民粹主义者覆盖了传统政治光谱中不同位置的力量。从反建制的意义上来理解，现代西方民粹主义至少存在两种不同意义的反建制运动，即寻求激进变革的进步反建制运动和诉求某种传统价值理念的保守反建制运动，人们往往由此而将它们区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尽管民粹主义者往往都自称是超越左右政治的。而在主流社会的话语中，这两种反建制运动往往被分别指称为“极左”（far left）和“极右”（far right）。但这两词本身是不确切的，它们都只是从相对于中间力量或者说传统的主流政党而言的，人们对两者的边界并没有确切一致的理解，更勿论两者本身又各自包括了广泛的政治力量，如人们所区分的“激进”（radical）与“极端”（extreme）。在欧洲，尽管人们习惯于用上述的“极右”来表示右翼民粹主义力量，但事实上，进入新世纪后挑战主流政党的右翼民粹主义主要是那些被人们称为“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的政治力量，而不是传统纳粹式的“极端右翼”。而即便是在所谓的“激进右翼”队伍中，不同国家的相关力量之间在思想意识和政治特点方面也各自不同。如在此轮欧美民粹主义浪潮中，英国独立党因为其在推动英国脱欧中的突出作用而备受瞩目，一些媒体和研究者也简单将其归为“极右”（far right）之列。但卡斯·穆德强调，该党虽说其脱欧主张与一些极右翼政党一致，但其意识形态并不能简单归为“极右翼”。[18]除此之外，近年来欧美民粹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一些用传统的左右翼无法界定的新的反建制运动的崛起，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这种概念的不确定性显然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民粹主义及其社会基础的认知。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多面性。在民粹主义的界定及其政治意义的理解上，相关的讨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把民粹主义当作一种同质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另一种则试图呈现出民粹主义的多面的、矛盾的特点。
有关民粹主义界定以及其意义的不同争论实际也反映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政治现象的多面性。从思想和政治行为方式等方面来看，当今的欧美民粹主义运动都呈现出其多种面孔。一方面，民粹主义不无极端、狭隘之嫌，尤其是欧洲的“极右翼”在移民等问题上所诉诸的狭隘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想意识中也充斥着大量非系统的、甚至是矛盾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直接表示，民粹主义不过是一种用于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政治逻辑”（the logic of the political），它只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非具体的政治内容。因此，民粹主义更像是一种“政治方式”。[19]而作为一种政治方式，它所诉诸的感情化的非理性方式也常常令人担心不已。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所针对的问题却是客观现实的，包括官僚精英的政治垄断，大众参与的缺失，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危机。如卡纳万所言，诉求“人民”主权在表达民众对寻求更大的民主参与的需求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关注“小人物的痛苦，其斗争和其美德”。[20]
民粹主义的多面性突出体现在它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主流社会和媒体多将民粹主义视为现代民主的威胁，但众多民粹主义力量在诉求人民主权之时，它们至少在形式上是崇拜民主的。只是它们要求打破精英对权力的垄断，怀疑甚至反对既有的代议民主制和政党制度，并诉求于更为彻底、直接的民主形式。这在为其贴上真正的民主捍卫者的标签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民粹主义与民主关系的多元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认识，即民粹主义究竟是民主的威胁抑或是民主的矫正。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曾称民粹主义是“对欧洲最大的危险”。一些学者们也认为，民粹主义人为强化了不同类群之间的道德界限——如在“人民”的旗帜下突出“我们”（we）与“他们”（other）之间的道德界限——推助了政治的极化趋势。由此他们把民粹主义视为感染了整个欧洲政党体制的“病毒”，甚至有可能促使传统的政党体制走向崩溃。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民粹主义事实上支持包容性政治，它扩大了那些此前被边缘化群体力量的民主参与。[21]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强调，虽然民粹主义表现出对代议制的不信任，但它并不必然转化为否认民主。它表示了一种要求参与式民主的需要，而这正是既有的代议制民主所不能满足人们的。[22]
围绕民粹主义与民主关系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以及对待自由主义民主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多元主义的问题。这方面，民粹主义的诉求本身同样显示了其多样的，甚至是矛盾的观念和立场。这集中体现在了它们对代议制民主的态度上。欧美社会各种民粹主义力量普遍以诉诸人民主权的方式来表达对代议制民主的怀疑。但其出发点和实际主张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民粹主义所针对的是既有制度（包括代议制以及作为其核心构成的政党制度）越来越失去了其保护多元社会利益的功能的现实；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的基本诉求和方式本身同样是有违真正的多元利益保护的，因为它所诉求的人民主权中的“人民”是一个与“精英”对立的同质化的群体。也正是由此意义上，学者们强调，虽然民粹主义接受人民主权和多数主义原则，但它对宪政和对个人的自由保护持怀疑态度。民粹主义者对“人民”同质性的定义不能作为现代民主的基础，现代民主是随保护多元主义而起伏的。[23]正因为如此，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转而以接受民粹主义的方式来表达对建制的不满的时候，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表达了对西方民主的真正担忧，担心过于受狭隘的情绪所左右的“人民”有可能把政治变成一种令人厌恶的血腥运动。不过，也有人对此抱乐观态度，乐于从正面理解民粹主义的作用，认为民众的这种情绪爆发对现代政治的活力至关重要。[24]
民粹主义的多面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构成的复杂多样性。不同民粹主义力量在政治诉求表达、其话语诠释，以及与其他政治群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显示了这种多样性。如在对待既有的民主制度的问题上，卡斯·穆德即区分了在泛义的“极右翼”中的极端主义（extremism）和激进主义（radicalism）的区别。一些学者往往把这两个用词当作互换的用词。但卡斯·穆德认为，事实上，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者不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它们与西方民主的关系也不同。按照西方传统的学术观点，如果把民主定义为最低限度或程序的民主，那么极端主义是与民主对立的，它实质上拒绝人民主权。而激进主义是反自由（或宪制）民主的。按照这种定义，激进主义接受程序民主，而极端主义则不是。[25]而在民主的政治诉求方面，不同政党的表现明显也不同。对不同民粹主义政党的纲领文本比较分析显示，左翼的民粹主义政党更为强调民主参与。相对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们往往提出更具体的增加人民参与的建议，尤其强调人民的请愿权利。[26]此外，不同民粹主义力量对于相同的政治目标的话语诠释也明显不同。欧洲的左右翼民粹主义都以反欧盟为政治目标并诉诸“人民”主权。但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左翼反欧盟政党的人民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们强调社会认同，即对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的社会认同。为此它们强调人民的“被压迫”和“被剥削”性，并支持“社会运动”或“社会力量”。二是其国际维度，强调阶级斗争的国际性。相反，右翼反欧盟政党（如国民阵线）不仅反对“人民”的社会性，更反对国际共同体观。它们所说的“人民”是基于公民地位，反对外国人和移民是其重要特征。[27]
而且，在思想和政治主张方面，现代民粹主义也并非完全与其他思想政治方式对立，而是显示出与其他思想和政治方式的交织和重叠关系。如目前在欧洲盛行的“激进右翼”力量，它们的主要思想特征是本土主义和权威主义。本土主义坚持国家应该排他性地由本土集团（“民族”）的居民居住，那些非本民族的（个人和观念）政治从根本上威胁到民族国家的同质性。而权威主义则相信一种严厉的社会秩序，要求违反权威应受到严厉惩罚。[28]本土主义有别于法西斯主义所诉诸的极端种族主义，而权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传统的强硬保守主义诉求重叠的。因此，这种民粹主义诉求更体现为传统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一种强硬趋势。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更大程度上也是通过对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阵营的渗透来体现的。同样，在左翼民粹主义的诉求中，也有许多是与传统左翼政治的偏左翼力量诉求是重叠的，如一些被主流政党视为“极左”（far left）的力量的反欧盟立场实质上是对欧盟的新自由主义化的一种反应，它们寻求重新求助于国家的保护，维护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力量的利益。
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理解。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发展推助了一系列与传统人们所认为的趋势相反的观念和政治主张，如反欧盟、反移民、反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观念等。围绕这些问题的认知分歧无疑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民粹主义的认知。
民粹主义力量的这些主张实际反映的是人们对过去一个时期一度被普遍认为的社会趋势性变化的一种逆反。其中最突出的，同时也是引发人们对民粹主义政治影响最大争议的是所谓的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问题。欧美民粹主义政治发展直指全球化。但反全球化运动在欧美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在全球化发展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问题的同时，反全球化运动在欧美传统的左右翼阵营就已经同时发展起来。全球化是一场备受争议的进程，尤其是对于它所导致的社会、国家以及国际层面的权力分配关系变化，不同社会群体以及学者的感受不一。只不过，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在主流政党共同促进迎合全球化政策——在欧洲主要体现为欧盟的发展——并强化了把全球化视为“必然”趋势的政治话语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声音被当作一种边缘化的声音被压抑了。但它也同时强化了更为适应这一进程的精英与日益失落的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别乃至对立情绪。而在危机的形势之下，那些被压抑的声音有了表达的机会，并日益突破其“边缘”位置，大有走向中心的趋势。这种逆向趋势大有挑战既有的全球化主流逻辑，即认为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是不可逆的，而与之相应的一些传统的局限于国家范畴的政治和社会控制方式正在失去意义。民粹主义的发展正在挑战这种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念。
在文化层面，民粹主义也是对过去几十年西方社会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变化趋势的逆反。过去几十年，文化领域的两种进程的并存和交织在给社会带来新的变数的同时，也导致一种新的社会裂痕在西方社会蔓延和扩大。一是英格尔哈特所揭示的，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后物质主义维度在社会不同群体、尤其是年轻群体中迅速发展。它们在挑战一些传统意识的同时，其中的一些趋向引发了更为传统的社会部分的焦虑，这主要指在自由主义原则极度放大条件下出现的一系列社会观念，包括家庭、性别等观念的变化。二是伴随全球化进程的跨国人口流动而出现的外来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日渐增多。“9·11”事件以后，这种冲突被一些社会力量不断放大。这两方面的变化都与自由主义的话语逻辑密切相关。而民粹主义恰恰利用了这种现象，把矛头直指自由主义。而随着民粹主义的发展，这两种话语逻辑的冲突也日渐扩大。而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话语逻辑的这种冲突也直接反映在了对民粹主义的不同研究取向中。
此外，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新的趋势性变化主要是围绕福利国家的改革展开的。而该领域的变化趋向与全球化以及上述的文化层面的进程交织在了一起。在此背景下，各种民粹主义力量普遍以突出福利沙文主义的方式回应主流政党的改革所带来的问题。
民粹主义的崛起进一步突出了西方社会的社会裂变，也进一步突出了围绕这些趋势性问题的认知冲突。不过，围绕民粹主义的认知分歧也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一些问题，尤其是思考：在一般所认为的趋势性变化中，哪些是属于真命题，哪些是属于伪命题，或者说并非必然的趋势性变化，而更体现为既有的社会主导力量——用民粹主义者的观点就是精英——借用某种话语逻辑而强化的命题。此外，还应该思考如何重新认识这些进程中的不同角色及其关系，包括资本、国家以及个人的作用空间和形式？这些问题不只是关系到对民粹主义发展机理的认知，更关系到如何应对未来挑战的问题。
西方民粹主义思想政治发展的社会机理和理论解释
有关欧美社会民粹主义认知的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种看似非理性的思想和政治现象会在社会大众中引起如此的共鸣。这既涉及滋生民粹主义的社会环境，也涉及了大众对民粹主义的认知心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方式，其显著特征是诉诸人们的危机意识。[29]利用并渲染危机，以期引发人们的共鸣，这是民粹主义吸引民众的最有效手段。这也说明，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分裂是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导致欧美社会大众对精英“反叛”的根源在于过去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变迁中的社会分化和矛盾的积累，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这些矛盾激化的转折点，同时它也是欧美民粹主义政治崛起的重要契机。具体来说，经济的不安全、文化的断裂以及民主制度的功能危机，这些都是导致民众追随民粹主义的社会根源。一些有关民粹主义的解释理论分别突出了这几个要素。
经济不平等。对于为何在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大众选择支持民粹主义的问题，最为流行、影响最大的理论解释是一种经济不平等的观点。这种理论将民粹主义解释为是全球市场中的弱者的日益不平等和不幸的产物。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的不安全和社会的被剥夺感导致一部分具有社会不安全意识的人们支持民粹主义者作为其政治代表。这种观念曾被广泛运用于对民粹主义的历史考察，也被许多当代民粹主义的研究者所遵从。
有关经济不平等解释的各种理论分析着重于强调21世纪初经济的不平等。人们强调，1980年代以来——也即人们所称的全球化时代，经济的繁荣不为社会所普享。相反，它是以社会的分裂为代价。两种意义的不平衡在发展，它有赖于两个不平衡进程：国内精英阶层与传统大众的不平衡，国际由于产业转移而导致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后者强化了前者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大多数人的收入停滞，经济增长的受益大多流入顶层。人们把这种现象与民粹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它被认为是赢者与输者之间分化的反映。按照这种观点，经济的脆弱性有助于加强“圈内”（in-group）的团结，以抵制“外来者”（outsider）。在面对威胁时，前者会寻求强有力的领导的保护，在他们看来，外来者是其经济不安全的主要威胁。对欧洲跨国移民和难民的恐惧也是因此。总之，民粹主义者利用了这部分人的不安全感，求助于“本土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国家（左翼民粹主义），诉诸于反移民、反建制的政策，指责“他们”剥夺了“我们”的繁荣和工作机会。[30]在欧洲，欧盟由此成为各种民粹主义力量的主要针对目标。
劳动、资本的流动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全球化是连接这一系列变化的主线。全球化从多重意义上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西方的社会政治生态。经济全球化是在全球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分配基础上进行的，它不只是导致西方产业结构和组织形式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国家层面的社会关系以及国际层面的国家关系的调整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以显著的不平衡发展为特征的。在国内社会层面，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这一进程的适应能力以及由此导致的感觉差异日趋明显。它尤其强化了更为适应这一进程的精英与日益失落的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别乃至对立情绪。在国际层面，国家间的竞争在显著加剧，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对发达国家产生了压力，尤其是一部分传统制造业的转移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地理区域和政治结构的不稳定。它致使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战后三十年里发展很好的传统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相信，全球化的经济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和发达国家精英的利益，但却并没有满足发达经济体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31]这种认知进一步转化为了发达国家内部“失落者”与所谓的精英之间的对立情绪。
总之，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的繁荣没有被普遍享受。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政治议程强化了市场竞争的逻辑，同时也扩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裂痕。它使得主流政党疏远了大众，而大众转而对主流政党能否关注大众的需求感到怀疑。在民粹主义的宣传鼓动下，这种不平衡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对造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一系列自由主义原则的怀疑，一种“本土主义”意识随之日渐强化。政治上，它促进了那种强调秩序和权威的强硬保守主义意识。这些意识和行动汇聚成了一股被称之为“逆全球化”的潮流。在欧洲，其首要政治目标是反欧盟；在美国，其主要表现是贸易保护主义。
文化断裂。有关大众支持民粹主义的另一种流行的理论解释是文化抵制（culture backlash）理论。与上述不平等理论不同，文化抵制理论强调对民粹主义的支持主要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老一代选民寻求抵制长期的价值观变化的一种怀旧的反映。
与上述经济不平等的观点不同，文化抵制的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政党赢得的支持并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人们对过去数十年西方文化的进步主义改变的一种抵制。英格尔哈特等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西方社会战后前所未有的繁荣导致了一种向后物质主义的代际转变。它趋向一种世界大同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并导致对如生态主义和其他宣扬环境保护、人权和性别平等的进步主义运动的支持。这种文化转变被描绘为战后工业社会持续演进的、不可逆转地向更为进步的方向的转变，是一场“悄然的革命”。但这种发展引发了一种复古的反革命的抵制，这种反应被称之为“对‘悄然的革命’的文化抗击反应”（The cultural counter-reaction to the silent revolution），它尤其体现在老年人、白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他们拒绝这种价值观，而坚持更为传统的家庭观，并对那些脆弱的民粹主义诉求予以支持。[32]
在比较政治文献中，一般都同意民粹主义是对抗性的、变化无常的、有文化边界和背景依赖的。但问题是文化和背景如何形成了民粹主义政治，民粹主义又如何转而影响了政治的变化。[33]由此意义上说，文化抵制理论对此提供了一种解释。它实际反映了西方国家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围绕政治文化认同的分裂。全球化以及技术变化加剧了这种形势，它们在带来生活方式变化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同人群之间的政治文化的分裂。在主流政党更为坚守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对这种趋向不满的群体转而从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对立的二元世界观[34]中寻求支持。
在西方国家，类似这种从社会文化冲突方面来解析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的研究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具体。例如，2017年，英国专栏作家戴维·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的新著《通向某个地方：民粹主义的反叛和政治未来》（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受到西方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该著中，作者开宗明义地声称，“作为现代民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抗议投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与其说是标志着西方政治的民粹主义时代的到来，倒不如说是它的成熟。”[35]该著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Anywhere（任何地方）与Somewhere（某个地方）。他认为，过去一个时代，一种新的分化形成，即那些基于良好教育的来自“任何地方”的流动精英与那些来自“某个地方”的乡土民众之间的分裂。传统的阶级差别虽然依然存在，但社会的分化越来越是围绕新的界限，即Anywhere与Somewhere之间，传统的左右分化被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分化所压制了：即那些从任何地方（Anywhere）观世界的人们与那些从某个地方（Somewhere）观世界的人们之间的分化。这些Anywhere主导了我们的文化与社会。这类人拥有一些“成功的”身份，是基于他们的教育和职业成功。他们也更能够适应新的地方。而那些Somewhere则更为基于并一般拥有某种与所属地理位置相联的“归属的”身份，如苏格兰农民等，他们主要是基于其所属，尤其是其所属的位置，所以他们对急剧的变化感到不适应。“Somewhere”中一个核心的群体是所谓的“落伍者”，主要是年老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工人阶级。随着能够提供给没有资格证书的人们的好工作的减少，他们在经济上失落了，而随着独特的工人阶级文化的消失，他们在文化上也失落了，他们的观念在公共对话中被边缘化了。但这些Somewhere对近期社会变化的矛盾心态超越了该群体本身，在社会各个阶级中都有许多认同者，尤其是在那些缺少流动性的人中。[36]尽管人们很少完全属于某个单一的集团，但无论如何，Anywhere和Somewhere与更为传统的社会分类并不是完全重叠的。相反，他们在情感和世界观方面保持松散的一致。两个集团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和社会类型。调查显示，20～25%的人口属于Anywhere，而Somewhere约占人口的一半。[37]这些人对自由主义精英的“开放观”不再感兴趣。古德哈特的这种分类和解释实际强调了在全球化发展的形势下，一种新的社会认同以及围绕与此的新的社会分化的出现，但这种认同中实际融入了经济和文化的要素。
在现实中，文化抵制与经济的不安全因素可能是交织的，即经济的不平等会刺激传统主义者对文化转变的抵制。经验分析显示，民粹主义的确在那些境遇不那么好的群体中得到更多的支持，这似乎支持了经济不安全的解释。但其他方法的研究显示对民粹主义的支持并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不安全和社会地位的被剥夺，例如，按职业分类，民粹主义获得的最强支持并不是在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中，而是在小资产阶级中。而按照文化维度考虑，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因反移民态度、对国家治理的怀疑以及对权威的认同增强而得到加强。在欧洲，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主要来自社会中的老人、男人、种族多数群体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这些群体更容易产生其传统的价值观在该社会已变得陌生的感觉。[38]这些都印证并突出了一点：西方国家的社会正在发生某种裂变，而过去一个时期主流意识或政治力量所突出或强调的某种趋势同时也在侵蚀既有的社会团结，并加剧上述的社会文化裂变趋势。民粹主义是这种社会经济和文化裂变的一种政治反应。
民主政治的功能失衡。尽管西方的主流力量指责民粹主义用带有蛊惑性政治宣传和动员手段吸引了选民，并认为其崛起是对既有民主的威胁，但理性的研究者们强调，人们之所以支持民粹主义，是因为既有的民主制度及其运行存在问题。民主制度的功能缺失，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是民粹主义得以吸引人们的重要因素。而利用当代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是民粹主义者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39]
众多来自主流社会的人们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社会的病态，并由此将其视为民主的一种威胁，但客观的研究者强调，民粹主义其实是西方民主的一种伴生物，是对西方民主的一些制度性功能缺失的反应。卡纳万认为民粹主义滋生于“民主的两张面孔”。她借用了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关于民主的两面的概念。奥克肖特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中存在两面，即“对政治的信任”（the politics of faith）与“对政治的怀疑”（the politics of scepticism）。卡纳万将它们重新命名为民主的救世的（redemptive）一面和其实用的（pragmatic）一面，前者承诺通过人民主权向人们提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后者则充斥着肮胀的政治交易。两者之间存在某种断裂，民粹主义容易在这种断裂中产生。她强调，这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刺激了民粹主义的动员，后者试图超越这种断裂。[40]由于这两者是共生的，民粹主义实为民主的一种伴生物。[41]事实上，民粹主义诉求本身也显示了它与西方既有民主制度中的紧张关系密不可分。各种民粹主义表现出的共同思想特质是诉诸于人民主权的反精英主义，这实际也是对西方民主，尤其是代议制民主本身的制度性缺陷的一种反应。人民主权是其民主制度合法性的来源，但作为其制度形式的代议制却体现了鲜明的精英主义的特质。而且按照精英主义的理论，公共政策实质反映了统治精英而非“民众”的价值偏好。精英集团通常能够在政策问题上塑造大众舆论，而不是大众舆论塑造了精英对政策的看法和观点。[42]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两者之间的断裂和紧张关系不断引发民众的反抗，这种反抗最便利的口号便是诉诸“人民主权”。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者大多也是借助这种断裂而为自己营造合法性的。目前欧美众多民粹主义更是在反精英政治的旗帜下目标直指代议制。所以英国学者杰克·海沃德（Jack Hayward）将民粹主义定义为是对民主的精英主义缺陷的一种反应。[43]
精英政治是否必然会导致民粹主义，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问题或许不在于是否存在精英政治，而在于精英政治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满足民主政治的目标，或者说平衡现实生活中的多元利益诉求。也正是由此意义上说，过去数十年西方政治的发展愈益偏离了这一目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政党政治发展中的功能性失衡，它凸显了海沃德所言的精英主义的缺陷，这也成为21世纪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前提。在20世纪的大众政治背景下，政党作为西方民主政治必要的，而且是核心的制度构成之所以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是基于它满足了——至少是表面上——民主的多种功能，包括其表达、代表以及治理功能。但在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日益向可选举党发展的背景下，主流政党日趋中间化，主流政党，包括欧洲传统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在追求“可选举”目标时日益失去了对来自大众，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群体的多元需求的关注和反应。政党作为不同声音的代表和民众参与政治的平台的功能日渐萎缩。人们认为，主流政党的中间化产生了一种民主的赤字，这被一些运用新的激进话语的政治人物所利用。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是其重要体现。[44]民粹主义力量指责传统政党已经沦为精英垄断政治的工具。如人们所强调的，越来越多人选择支持民粹主义力量只是为了向社会发出一种警告：人们厌倦了被国家忽视。在反精英政治的旗帜下，一些民粹主义力量反对传统的政党，并突出自己的作为直接的社会运动的特点。
在上述背景下，一种对政治、政党尤其是主流政党的不信任在整个西方社会弥漫，这是进入新世纪后西方民粹主义思想政治影响迅速扩大的重要前提。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民众的不满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美国大选中，只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30%）对他们选举的诚实表示了信心，而十年前则有多数人（52%）对他们的选举表示了信心。[45]在欧洲，对建制派尤其是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不信任和不满情绪也随着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日益加深。而社会的分化、对立和不满情绪正是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蔓延有利的社会环境。对既有民主制度的不信任促使那些失望的人们诉求与“人民”的直接参与和与领袖的直接对话，而这些恰恰是民粹主义力量所主张的。利用和推助对既有政治包括政党的不信任也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质。民粹主义所表现出的共同特质之一就是对政治，尤其是对既有的政党政治的不信任。如卡纳万所分析的，颂扬人民和反对精英是民粹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这促进了人们对职业政治家以及对竞争政治的不信任，促使他们关注“小人物的痛苦，其斗争和其美德”，并将信任投予与既有政党和制度没有关系的领导人。[46]民粹主义力量一方面极力渲染这种社会的对立和不满，以及人们对建制派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则以关注“人民”——在民粹主义宣传者中，它往往用以指称那些通常不被人关注的小人物或“普通人”——吸引那些不满的人群。一些学者也强调了民粹主义是一种独特心理，一种社会秩序的幻象。它基于对人民的固有美德的一种信念。[47]
关于民粹主义何以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人群，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有人具体把它们分为了两类。一类是围绕需方与供方的解释。所谓的需方解释趋向集中于考虑大众的嗜好、信念和态度的变化。与之相对的供方解释则直接关注政治行为人和政党的转变，即关注那些能够吸引选民的新的政治建议。在欧洲，人们往往用供方解释来说明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如上述关于主流政党的中间化及其所导致的民主的赤字。另一类则是对出现民粹主义的国内和国际要素的鉴别。国内因素关注的是统治精英之间的冲突，而国际的如传统霸权的衰落所引发的一些地区民粹主义。相对来说，学术界对第二类的关注明显不足。[48]
技术变化的影响。与历史上西方以往民粹主义运动相比，21世纪西方民粹主义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技术的新发展及其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它们一方面导致了新的社会分化，从而为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技术变革促进了以教育为基础的精英政治的发展和巩固，从而产生了新的阶级划分。对于那些受正规教育程度较低的公民，尤其是农村和小城镇的公民来说，这种新精英阶层的主导地位导致了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们，尤其是乡村小城镇人们的被边缘化的感觉。在这种精英体制下成功的个人往往被认为拥有一种对普通人的优越感。它激起了后者的怨恨，而这种怨恨被认为是所有政治情感中最危险的一种。[49]古德哈特关于新的Anywhere与Somewhere群体的分类也主要是基于人们在这种技术变化中的所属位置变化而确定的。另一方面，技术的变化，尤其是新媒体的发展同时也为大众打破精英（或其政治代表即传统的主流政党）对政治信息的垄断提供了条件。在传统社会中，政党在政治信息的来源和传递中占有不可取代的位置，主流政党更是因为掌握了更全面和庞大的社会资源同时也拥有了更强大的信息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但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这种传统界限。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和直接性打破传统政党以及主流媒体在该信息分配中的传统位置，削弱了政党传统组织功能，这些都为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借助于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个人拥有了更为多样化的参与公共生活的路径，这在激励他们的参与感的同时，也为人们摆脱对传统政党和主流媒体的依赖提供了条件。民粹主义的诉求——诉诸领袖与人民的直接对话——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人们的参与感。借助于便利、直接的信息来源和传递路径，新的民粹主义势力拥有了打破传统政党政治资源分配的现实路径。
民粹主义的应对及其路径选择
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的蔓延挑战到了西方既有的社会政治秩序。但如上面的分析所显示的，民粹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现象，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动因更涉及多层面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问题。但面对民粹主义的挑战，不同的政治力量显示出了不同的态度。理性应对民粹主义应该从其社会基础及诉求入手，区别对待不同的事务问题。
对待民粹主义的不同政治力量的态度。面对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崛起及其挑战，欧美不同的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以主流政党和媒体为核心的主流社会强烈谴责民粹主义对自由民主的威胁。但同时，鉴于民粹主义力量的一些诉求（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在普通大众中的吸引力，一些主流政党，尤其是传统右翼主流政党事实上在不同程度地以吸纳民粹主义主张的方式侵蚀民粹主义的基础。这在目前的美国、英国、法国等重要国家的右翼队伍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美国，民粹主义的急剧发展主要是通过对共和党的渗透实现的。
面对民粹主义的崛起和挑战，左翼受到了更大冲击。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迅速崛起更多是以分化传统左翼的支持队伍实现的。但围绕着民粹主义问题传统左翼的分化加剧。在抵制民粹主义的问题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更为鲜明，但它们在选择合作伙伴的问题上却十分尴尬。如同在其他重大问题上一样，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此问题上与激进左翼的立场差异明显，这导致它们在现实中往往不得不更多选择与右翼主流政党一道联合抵制民粹主义。但这些依然没有阻止社会民主党自身的迅速下滑。欧洲激进左翼内部的分化更为加剧。面对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挑战，一部分传统激进力量——典型如法国梅郎雄领导的激进左翼——选择了以左翼民粹化的方式应对，而这引发了激进左翼的分化。众多传统激进左翼虽然批判并抵制右翼民粹主义，但它们同时也在批判欧洲社会民主党，并认为后者已经新自由主义化了。显然，这支力量在具体政策上的主张与上述民粹化的激进左翼的立场更为接近，而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差异更大。
在如何判断目前西方民粹主义政治发展的未来空间和趋向的问题上，人们的认知不一。总的来说，在思想政治方面，尽管民粹主义挑战了自由主义的民主秩序，但多数人还是承认，既有的自由主义民主并不会因此而被推翻。但客观判断民粹主义的现实政治空间和趋向，需要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变数。一方面是民粹主义力量的自身变化。一个时期里，人们主要关注民粹主义力量走向前台。但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极化的民粹主义民主是高度不稳定的体制，不可能长期存在。[50]所以，人们怀疑，随着一些民粹主义政党或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进入执政或执政联盟，它们是否还能够保留其反建制的立场，如果这样的话，它们是否能够奉行与其公开立场一致的政策。在希腊、意大利，人们从一些左翼或激进民粹主义走向前台后的表现中隐隐看到了一些变化，它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担忧。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对西方政治更现实的影响可能表现为民粹主义的感染及其所导致的“民粹主义民主”的螺旋式上升。一些学者在本世纪初民粹主义崛起初步显示出来时提出，为了应对民粹主义力量的挑战，可能会出现“民粹主义民主”（populist democracy）的螺旋式上升。[51]上述欧美政党的变化趋向已经显示了这一点。另外，民粹主义发展对西方政治影响的一个更为令人担忧的现象是精英的民粹化。尽管精英是民粹主义的针对对象，但实际上，民粹主义核心力量（包括领导和思想舆论的主导者）主要来自激进的或势利的精英，而其他传统的精英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民粹主义的诱惑。如英国脱欧派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传统主流政党，它们尤其是在移民等问题上表现了对狭隘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妥协。事实上，无论是在传统的政党精英中还是在知识分子中，一种精英的极化倾向在隐隐地侵蚀传统的自由主义阵地，主要表现在在国内事务上日益偏狭，如越来越趋向用简单的公投方式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鼓励加剧而非弥合社会分化政策选择，迎合福利沙文主义，等等；在国际事务上主要表现为简单的国家主义的回归，包括保护主义政策普遍运用等。一些学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年来传统的防御封锁线已被突破，主流政治家使用了一些过去仅限于极端主义的语言。最近一些研究开始系统考察民粹主义的感染问题，如主流政党在移民等问题上的立场变化。如何针对这种趋向作出反应，这也是传统政党、尤其是进步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挑战和应对内容。
理性对待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应着力思考的问题。对民粹主义的应对方式取决于对民粹主义本身的认知。如果认为经济的问题是核心的问题，那么人们也就自然认为，随着经济的复苏，该问题就会自然消除或缓解。这种观点认为，当代自由民主是建立在人民与民选代表之间的一种默契基础之上的。只要精英们能够实现持续的繁荣，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会遵从他们。但如果精英们不再能有效地管理经济，这些就都将不复存在。[52]
不过，这种认知主要还是停留在对民粹主义的传统认知基础上。21世纪西方民粹主义是在一种新的社会背景下演进发展的，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动因，无视这些变化，无视既有制度和政策的问题，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站在主流政党或媒体立场上的简单否定和站在民粹主义支持者立场上的热情拥抱都有失偏颇。客观地对待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现象需要一种理性的立场和多维的视角。理性地应对民粹主义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层次的问题。
（1）鉴别与民粹主义发展相关的不同的问题。
应区别不同意义的民粹主义，包括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以及作为一种民意表达方式所具有的不同寓意。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民粹主义主要是与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及其政治行为相关，对其的应对更应着眼于如何限制其消极意义。而作为一种思想的民粹主义其寓意和影响要更为广泛，难以用简单的消极与积极来判断，对其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判断要视具体的历史情形而定。历史上的一些进步的民粹主义尽管不无消极意义，但其进步主义的诉求推动了社会观念的变化和一些社会变革。
还应区别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及其诉求，不同的民粹主义虽然都表现出反建制的政治寓意，但右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以及一些新的民粹主义各有其特殊的政治诉求，其在社会中的代表和表达对象也不同，需区别对待。例如，同样是反建制诉求，极右翼的反建制往往诉诸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而来自进步主义方向的反建制诉求往往集中于民主的政治参与、生态主义问题等，前者更具消极意义，而后者不无积极意义。此外，要区别民粹主义的鼓动者与支持者。对于民粹主义的鼓动者来说，民粹主义方式或许只是一种达到政治目标的工具；而对于其支持者来说，民粹主义是对寡头官僚政治、对大多数民主的公共机构缺乏民主的合法性的一种反应。[53]
在对待民粹主义政治现象、诉求的问题上，还应着力鉴别一些表象背后的寓意不同。如导致民粹主义的社会分化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它们都涉及到了社会中边缘化和断裂的问题，但两者所涉及的社会群体构成以及诉求表达方式和路径各不相同。经济上的边缘化问题主要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新技术变化的进程有关，民粹主义的应对方式主要体现为逆全球化诉求；而文化上的边缘化或断裂问题主要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新的全球化中的人口流动趋势相关，民粹主义的应对方式主要表现为某种文化抗击。在应对民粹主义的方式方法上，需要鉴别围绕民粹主义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如鉴别哪些是主流政党（或建制派）自身的问题造成的，哪些是客观的历史条件以及制度本身的演化逻辑所致。如驱使主流政党中间化的更深层动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和选举制度的规则。此外，对于民粹主义的诉求本身，也需要鉴别哪些是反应大众合理的诉求，是有助于既有制度的矫正或弥合社会分化的，哪些是属于体现民粹主义狭隘寓意的诉求，或无助于社会分化问题的解决。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还需要鉴别大众追随民粹主义的不同心理，区别哪些是出于对民粹主义的政治认同，哪些只是出于对精英的反叛和对既有政治主导力量的无奈心理。
（2）积极应对民粹主义发展所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行为不无偏狭，但民粹主义的产生本身以及它所特有的表达方式也会激发人们反思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在传统的主流政党和主流社会未能关注或认真对待，但在社会大众心理却日趋重要的问题。如全球化进程的不平衡发展、社会的分化、公民政治参与的缺失等。卡纳万认为，民粹主义观念“提供了一种指向一种有趣而很大程度上是未发掘的政治和社会经验领域的线索”，[54]其意义或许在此。
从欧美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蔓延中普遍暴露出的问题来看，以下问题是需要西方主流社会和政党在应对时积极回应的。首先是抑制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极度张扬问题。社会分化问题是民粹主义发展中暴露出的最突出的问题。它与全球化进程以及既有的政治权力结构都相关，这些又都与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政治议程的极度张扬有密切关系。在适应全球化的逻辑下，市场、资本的逻辑主导了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的西方政治议程。自由主义的极度张扬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国内层面，在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逻辑下，西方、尤其是欧洲一度强有力的国家保护在被逐步削减，而市场和竞争的逻辑渗透在主流政党——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主流政党的政治话语中。在国际层面，生产和资本的全球流动加速导致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但社会的保护却急剧衰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繁荣未能沿及到广大的民众。所以古德哈特强调，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对自由主义主导发达世界的一种反平衡（counter-balance）。他也呼吁精英们能够遵循一种不那么任性的Anywhere的自由主义。[55]为此需要反思并认真对待全球化中的多重性，如何平衡不同的需求，以及如何弥合伴随资本和人口流动的文化冲突与断裂。
其次，反思民主制度的功能缺失，主流政党应该积极调整传统的政党组织战略，矫正参与和代表功能萎缩的问题。除了社会保护的因素外，导致人们对主流政党信任缺失的最突出问题是精英从价值取向到行为方式上日益脱离大众，在新的社会加速变化的背景下，大众对政治参与的不满积累并爆发。主流政党应该从左翼民粹主义以及新兴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中反思自己的传统政党组织、政治战略以及行为方式。例如在政治参与方面，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应该对激进左翼队伍中提出的一些扩大直接民主（它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全民公投）的政策主张作出回应。对于民主制度的问题，西方民粹主义者主要诉诸两种方式，一是用传统政治的圈外人（outsider）来取代圈内人（insider），二是在参与的问题上诉诸直接民主。一些激进力量，包括欧洲激进左翼也越来越多地支持直接民主。理性地看待这些主张，需要考虑这些诉求引发的一些值得更深入讨论的问题，如更多地启用圈外集团只是刺激手段还是解决路径？[56]它能否如民粹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启动社会新的机制，如何探寻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包括非直接民主的新形式以及更为多样化的、有效的直接民主形式。在欧洲，一些地方层次上的带有建设性的尝试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启发。
另外在非传统政党组织和动员方面，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些成果经验也值得传统的主流政党反思，包括如何利用技术的变化改革传统政党组织的官僚机制问题。另外，面对传统对位的急剧流失和分化形势，欧洲的一些传统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需要考虑打破政治壁垒的跨党合作问题。
在既有的西方民主制度框架下，精英政治是难以改变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能够使精英政治与多元利益共存，或者说促使精英更多关注多元利益诉求。如何通过制度性约束达到这一目标。这也是传统的阶级政治在失去其首要意义后西方政党政治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民粹主义显然不是答案本身，尽管它有可能推动民主制度的革新。如关于选举制度的改革。
第三，在具体政治框架和政策层面，主流政党应该对一些焦点问题作出积极的改革努力。如在欧洲各种民粹主义针对的欧盟问题上，维护欧盟是主流政党的基本立场，但这并不意味应该无视各种民粹主义力量反对欧盟时所针对的问题。欧盟的稳定发展并不简单在于抵制民粹主义力量，而在于通过改革促进欧盟的健康发展。随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主流政党中的右翼保守力量在不同程度上以更强硬的移民政策来回应后者的诉求。但在涉及欧盟的整体性需要时，这种回应是有限的。
积极回应不是指简单吸纳民粹主义的主张，而是回应民粹主义合理的批判和主张。如民粹主义呼吁的直接民主，不是简单地使用全民公投，而是理性思考真正为民众提供的政治参与平台和路径。
抵制民粹主义思想政治中的偏狭。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中的一些显而易见的消极、狭隘因素是需要主流社会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政治的极化和不信任问题。严格地说，政治的极化是过去几十年的一个趋势性变化，并不完全归咎于民粹主义，但这种极化现象在助长民粹主义的行为方式的同时，也转而因为后者的行为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主流政党反对民粹主义就应该旗帜鲜明地抵制民粹主义所鼓励的偏狭的政治行为和文化，尤其是政治的极化不信任。但现实却是，在一些国家，主流政党似乎更受到了“民粹主义民主”的感染，即不是着力于政治的妥协和弥合社会的分化，而是愈益渲染和突出政治的极化、对立与不信任。从美、英两国的两大政党的近期政治变化中，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虽然整个社会依然有相当比例的人群认同政治妥协的重要，但很显然，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中的绝大多数（83%）认为政治妥协非常重要，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支持该观点的却不到半数（48%）。[57]而特朗普执政以来，这种分化在进一步加剧而不是缩小：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社会的种族裂痕在加大。56%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的政策使得种族关系更恶劣。而其原因在于，如同大多数美国人（65%）所认为的，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公开表达种族主义的言论变得更为普遍了。[58]在英国，围绕脱欧问题的闹剧更是突出了这种政治极化的趋势。
民粹主义政治特点是诉诸于社会的分裂，而不是弥合这种分裂。与之相应，抵制民粹主义也应着眼于如何创造社会的对话，并致力于恢复并促进政治合作文化。面对欧洲政治的碎片化，鼓励打破制度限制的参与文化，以及打破传统政治壁垒的跨党合作似乎是应有的道路。
注释
[1]1992年和1996年美国德克萨斯州富翁罗斯·佩罗（Ross Perot）分别作为独立候选人和第三党候选人参与美国总统大选，并分别获得了19%和8%的选票。佩罗以反建制的形象出现，突出经济议题。他于1995年组建的改革党（Reform Party）被认为是一个民粹主义政党。特朗普曾加入过该党并深受其影响。由于佩罗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传统的保守阵营，其参选被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1992年大选中作为在任总统的老布什与挑战者克林顿之间的竞选格局。
[2]其中最主要的事件是1999年奥地利自由党（FPö）与右翼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2002年法国国民阵线（FN）领导人勒庞在该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的得票率超过了时任总理的法国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进入第二轮，以及2002年荷兰富图恩名单党（Pim Fortuyn List）与荷兰自由民主人民党（VVD）和基督教民主党（CDA）组成联合政府。
[3]英国独立党、丹麦人民党（DFP）和法国国民阵线（FN）分别成为各自国家该次选举中的第一大党，两个从未进入过欧洲议会的极右翼的新纳粹组织德国国家民主党（NPD）和希腊的金色黎明（XA）也第一次进入了欧洲议会。
[4]Charlotte McDonald-Gibson, John Lichfield, "European election results 2014: Far-right parties flourish across Europe", Independent, 25 May, 2014.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european-election-results-2014-far-right-parties-flourish-across-europe-in-snub-to-austerity-9434069.html. Last accessed on April 15, 2019.
[5][23][31][49][52]William A. Galston, "The Populist Challenge to Liberal Democracy",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29, No.2, April, 2018, pp. 5-19.
[6][19]Benjamin Moffitt , Simon Tormey, "Rethinking Populism: Politics, Mediatisation and Political Style", Political Studies, 2014, Vol.62, pp. 381–397, pp. 95-109.
[7]如怀疑甚至反对代议民主制，极化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方式，针对脆弱少数族群的侵犯等。从本质上说，民粹主义把社会从根本上分裂为两个同质且对立的群体，即“纯洁的人民”对“腐败的精英”，这也有违西方现代民主所承诺的多元主义原则。参见林德山：《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的伴生物——对欧洲民粹主义与民主关系的辨析》，《当代世界》，2017年第3期。
[8][25][28]Cas Mudde,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 Pathological Normalc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3, No. 6, November, 2010, pp. 1167–1186.
[9]Marga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1999, 47 (1), pp. 2-16. Cas Mudde,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 Pathological Normalc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3, No. 6, pp. 1167–1186, November, 2010.
[10][51]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 , September, 2004.
[11]在欧美国家，大众话语中的民粹主义往往是站在主流社会或政党的意义上表示的，因而民粹主义者本身并不承认自己是“民粹主义”，而这种政治基点的不同也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研究者中间。
[12]Ghita Ionescu, Ernest Gellner(eds),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69, p.1. See: Noam Gidron and Bart Bonikowski, Varieties of Populism: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working papers, Harvard, 2013, http://119.90.25.43/scholar.harvard.edu/files/gidron_bonikowski_populismlitreview_2013.pdf, last accessed on 5 September, 2016.
[13]如当代著名学者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即曾表示，“在当代政治分析中很少有术语被如此广泛运用，又界定的如此不准确”。他甚至认为“民粹主义是一个很难界定也不可靠的概念”。Yannis Stavrakakis, "Antinomies of formalism: Laclau's theory of populism and the lessons from religious populism in Greec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October , 2004, 9(3), p. 253.
[14]Noam Gidron, Bart Bonikowski, Varieties of Populism: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working papers, Harvard, 2013. Marco Tarchi, "Populism: Ideology, Political Style, Mentality", Czec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 2016, pp. 95-109. Jasper de Raadt, David Hollanders, André Krouwel, "Varieties of Populism: An Analysis of the Programmatic Character of Six European Parties", Working Papers Political Science, No. 2004, 04, Vrije University, Amsterdam. Editorial: Current Populism in Europe, Czec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 2016, pp. 92-94. Yannis Stavrakakis, "Antinomies of formalism: Laclau's theory of populism and the lessons from religious populism in Greece",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 October, 2004, 9 (3), pp. 253–267.
[15]也有人强调，诉诸“人民“，反精英和民主是界定并衡量民粹主义政党三个重要指数。参见：Emmanuelle Reungoat, "Anti-EU Parties and the People: An Analysis of Populism in French Euromanifestos",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1, No. 3, September 2010, pp. 292–312。
[16][20][22][46][47][53][54]Marco Tarchi, "Populism: Ideology, Political Style, Mentality?", Czec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2, 2016.
[17]例如，2007年被英国媒体称作“民粹主义者”的政治家有：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迈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等。除了被共同指称为“民粹主义者”以外，这些人物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参见：Noam Gidron, Bart Bonikowski, Varieties of Populism: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working papers, Harvard, 2013, http://119.90.25.43/scholar.harvard.edu/files/gidron_bonikowski_populismlitreview_2013.pdf, last accessed on September 5, 2016。
[18]Cas Mudde, "The far right in the 2014 European elections: Of earthquakes, cartels and designer fascist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30,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4/05/30/the-far-right-in-the-2014-european-elections-of-earthquakes-cartels-and-designer-fascists/?noredirect=on&utm_term=.e2dbbb5a1d7f. last accessed on April 15, 2019.
[21][33]Noam Gidron, Bart Bonikowski, Varieties of Populism: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working papers, Harvard, 2013, http://119.90.25.43/scholar.harvard.edu/files/gidron_bonikowski_populismlitreview_2013.pdf, last accessed on 5 September 2016.
[24]James Miller, "Could populism actually be good for democracy?", The Guardian, 11 Oct,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oct/11/could-populism-actually-be-good-for-democracy.
[26][27]Emmanuelle Reungoat, "Anti-EU Parties and the People: An Analysis of Populism in French Euromanifestos",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1, No. 3, September, 2010, pp. 292–312.
[29]有学者概括了不同时代和地方的民粹主义的四个共同特征：强调人民的中心地位；批判精英；把人民视为同质的存在；声称存在严重的危机。这四个特征构成了民粹主义的核心。参见：Matthijs Rooduijn, "The Nucleus of Populism: In Search of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49,2014, No.4, pp. 572–598。
[30][32][38]Inglehart, Ronal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K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RWP16-026, August, 2016.https://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citation.aspx?PubId=11325&type=FN&PersonId=83. Last accessed on Aug.30, 2017.
[34]它把世界人为区分为“人民”与精英，或“我们”（We）与“他们”（Other），且二者是对立的。
[35][36][37][55]David Goodhart, 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 Hurst & Company, London, 2017, p. 1, p. 3, p. 4, pp. 4-5.
[39]The Blog, "Populism and democracy: Dr Jekyll and Mr Hyde?", 11/02/2016,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the-conversation-global/populism-and-democracy-dr_b_12766002.html, last accessed on 8, Feb., 2017.
[40]Marga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1999, 47 (1), pp. 2-16.
[41]Benjamín Arditi, "Populism as a Spectre of Democracy: A Response to Canovan", Political Studies, 2004 , Vol. 52, pp. 135–143.
[42]［美］托马斯·R·戴伊（Thomas R. Dye）：《理解公共政策》，谢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1页。
[43]J. Hayward, (1996) "The Populist Challenge to Elitist Democracy in Europe", in J. Hayward (ed.), Elitism, Popu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10–32. See: Benjamín Arditi, "Populism as a Spectre of Democracy: A Response to Canovan", Political Studies, 2004, Vol. 52, pp. 135–143.
[44][48]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in Carlos de la Torre (eds.),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Populism: Global Perspectives,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5,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t12880g5.10.
[45]Pippa Norris, "Do Public Perceptions of Electoral Malpractice Undermine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The U.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arvard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July 2018/ RWP18-022.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222940.
[50]Takis S. Pappas, "Populist Democracies: Post–Authoritarian Greece and Post-Communist Hungary", Opposition and Government, Vol. 49, No.1, pp. 1-23, 2014. See:Noam Gidron, Bart Bonikowski, Varieties of Populism: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working papers, Harvard, 2013, http://119.90.25.43/scholar.harvard.edu/files/gidron_bonikowski_populismlitreview_2013.pdf, last accessed on 5 September 2016.
[56]有人希望从两方面入手。从道德上强调那些被蔑视的圈外集团（outgroup）（或是精英自己或是为精英所支持的其他集团）可能会是有用的，它是将有不同利益但都共同反对特定的其他群体的集团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工具；而强调圈内集团（ingroup）则可能对于将不同政治集团联合在同一联盟中起更大作用。参见：Noam Gidron, Bart Bonikowski, Varieties of Populism: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working papers, Harvard, 2013. http://119.90.25.43/scholar.harvard.edu/files/gidron_bonikowski_populismlitreview_2013.pdf, last accessed on 5 September 2016。
[57]"As Election Nears, Voters Divided Over Democracy and 'Respect'", https://www.people-press.org/2016/10/27/as-election-nears-voters-divided-over-democracy-and-respect/,last accessed on April, 10, 2019.
[58]"Race in America 2019: Public has negative views of the country's racial progress; more than half say Trump has made race relations worse", April 9, 2019, 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19/04/09/race-in-america-2019/.
林德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政治和欧美社会政策。主要著作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7卷）》（主编）、《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研究》等。
The Origin and Impact of Populism i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How to Deal with It
Lin Deshan
Abstract: The rise of populism has challenged the existing order in the West in term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order, and has also shaken the status of the traditional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However, the uncertainty of the concept of populism,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it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and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new changes in society lead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populist perceptions.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populis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n economic inequality, cultural breakdown, and the dysfunc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have shown the complex social and political motives leading to the new populism in the Wes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issue of responding to populism, different political forces in the West are divided. To treat populism rationally, we need to focus on identifying the differe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ism,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caused by populism while resisting the narrow populist ide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rs.
Keywords: populism, discourse logic, path choice
责 编／赵鑫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