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贫富分化和代议民主制的缺陷共同导致的，因而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纷纷打出福利国家和直接民主的旗号，这对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内的欧洲传统左右翼政党都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是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主张，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有力冲击。在这种较为被动的情况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断反思其“第三条道路”，并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比如在经济方面承诺终结欧洲紧缩政策和建设福利欧洲，在政治方面承诺全方位推进民主，强调个人权利和权力制衡对于民主的重要性。
【关键词】民粹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福利国家 直接民主 欧洲
【中图分类号】D5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7.010
欧洲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面对此起彼伏的社会抗议运动浪潮，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欧洲传统右翼政党受到极大冲击，冷战结束前后不断向新自由主义靠拢的欧洲传统左翼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更是损失惨重，政治地位大跌。这为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崛起提供了良好机遇和广阔空间。近些年来，民粹主义崛起在欧洲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本文试图探讨民粹主义崛起对欧洲传统左翼——社会民主党及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冲击和未来影响。
欧洲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斩获的选票就已显著增多。[1]在今年刚刚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这一势头更加强劲：英国脱欧党获得30.74%的选票，法国国民阵线党获得23.31%的选票，匈牙利青年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的联盟获得52.14%的选票，波兰法律正义党获得45.83%的选票，均在各自的国家中位列第一。[2]可见，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关于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依然存在分歧，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制度缺陷论、文化冲突论和贫富分化论。
制度缺陷论。该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扬-维尔纳·穆勒。他在2016年出版的《解读民粹主义》一书中指出，民粹主义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批判精英，反对多元主义，讲求认同。据此，他区分了民粹主义和其他以人民名义行事的组织、运动或政党的不同，认为民粹主义崛起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对民主的矫正”，而恰恰体现了“民主的缺陷”，因为民粹主义者通常会以民主的名义破坏民主，把“人民”这一概念道德化，反对权力制衡和批评的声音。尽管他不认为民粹主义崛起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现象，但却对其持同情态度，认为民粹主义崛起的关键原因在于代议民主制存在的缺陷。他多次提到，民粹主义是一种与代议民主制并生的现象，因为代议民主制在形式上是对民众意见的整合，但并不能完全反映民众意愿，所以民众始终存在对直接民主的渴求。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之间的落差，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生长的制度土壤，因此他认为代议民主制的缺陷更能解释民粹主义崛起的问题：“民粹主义既不是现代民主政治正统的一部分，也不是由非理性公民导致的病态现象，而是代议政治永恒的阴影。一个政治行动者永远能够以‘真正的人民’为名义发声，作为与现有强大精英抗争的方式。在古代的雅典，当时是没有民粹主义的；也许有一些煽动民众的情形，但没有民粹，因为民粹只存在于代议制度”。[3]
文化冲突论。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他在《静悄悄的革命》《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等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后物质主义理论。他认为，二战后欧美世界经历了长时间的繁荣，在此期间长大的一代人没有经受过物质匮乏，所以他们对经济议题不敏感，而更看重生活的质量和意义，也更开放包容，如和平运动、环保运动、民权运动等新左翼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根据其后物质主义理论，他认为价值观念上的分野比阶级的分野更能解释战后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党偏好。由于民粹主义代表了民众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反叛，因而民粹主义者担忧的主要是文化变迁和移民涌入对其熟悉的生活方式的破坏：“最能解释民粹主义的因素是普遍的焦虑，一种是对无处不在的文化变迁的焦虑，一种是对涌入的移民侵蚀他们自儿时就熟悉的生活方式的焦虑”。[4]他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欧洲社会调查组织发布的数据。这些涵盖了32个欧洲国家的数据显示，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群体具有以下特征：年老、受教育程度低、信仰宗教、属于占人口多数的种族。这一群体也就是英格尔哈特认为更容易秉持传统价值观的群体。
贫富分化论。该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朱迪斯。在欧洲，民粹主义并不鲜见，早在最近这波民粹主义崛起之前，就有学者探讨了民粹主义产生的经济条件。例如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认为，经济不稳定导致的下层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紧张感，为极端主义运动创造了条件。[5]约翰·朱迪斯在《民粹主义大爆炸》中延续了李普塞特的思路，认为战后欧洲的经济转型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经济动荡，是民粹主义崛起的关键原因：“在欧洲，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下行后，新自由主义取代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党、自由党都开始拥抱新自由主义，而当这一潮流被证明无法创造经济活跃与社会繁荣时，民粹主义者的春天自然而然就到来了”。[6]该论点的主要依据是，对于右翼民粹主义占上风的西欧来说，在1946～1970年的繁荣年代尽管有大量移民涌入，但是几乎没有出现过反移民情绪，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原住居民才感受到移民对他们的经济安全造成的威胁；而对于左翼民粹主义占上风的南欧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破坏更大，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恰是因为中间党派以新自由主义政策来应对危机，结果适得其反。
上述三种代表性观点分别侧重于从政治、文化或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且相互之间各不认同，特别是穆勒和英格尔哈特，都对约翰·朱迪斯的“贫富分化论”持批评态度。但我们认为，也许只有结合经济角度的解释，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欧洲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理由如下。
首先，民粹主义与代议民主制并非如影随形。代议民主制是常在的，而民粹主义并非如此。只有在经济社会变迁导致民众普遍不满特别是下层民众渴望表达自身诉求时，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代议民主制的局限性，正如意大利学者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所言：“经济危机通常伴随着政治合法化危机，使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群体感到自身诉求在体制内无法再被代表，体制本身日益被认为已牢牢掌握在大公司手里”。[7]
其次，英格尔哈特所总结的民粹主义者的诸多特征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交叉关联的。一般而言，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这是因为二战前人们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就可以找到工作和维持生计，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人，则需凭借更优质的教育和更多的知识才能找到工作。这也正是丹尼尔·贝尔所总结的“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之一。同时，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往往更容易信仰宗教，因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恰是欧洲社会世俗化的重要推动因素。而从阶级阶层划分的角度看，工人阶级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所以像罗伯特·帕特南这样的社会学家干脆把工人阶级等同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虽然教育和收入正变得高度相关，但我主要还是选用教育作为衡量社会阶级的指标，首先是因为在大多数调查中对收入的计量都会掺入很多‘杂音’，而且还因为，即便涉及教育和收入的两类数据均可得到，通常说来教育也更能准确地预测出孩子的未来”。[8]穆勒也观察到了这一关联：“在许多例子中，起初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确实具有相似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特别是在欧洲，那些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人收入较低，而且受教育程度较低。”[9]也就是说，英格尔哈特所总结的民粹主义者的诸多特征，在工人阶级身上都有明显体现，这表明支持传统价值观的群体与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最后，英格尔哈特的解释对于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来说是有效的，但却无法合理解释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国左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因而他把关注点着重放在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这两个以右翼民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事件上，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只有把经济因素置于考察的首位，才能更好地解释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才能弄清楚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的不同。战后欧洲经济结构转型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贫富分化，使社会下层广大民众产生了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这是民粹主义产生的大背景。同时由于欧洲不同国家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不同，涌入的移民数量不同，因而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占上风，左翼民粹主义则在南欧占上风。换言之，反对移民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多元主义，主要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特征，并不具有普遍性。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主张
一方面，由于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原因主要是社会下层的不安全感，所以在经过各种调适后，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基本上都打出了福利国家的旗号；另一方面，由于民粹主义崛起的政治原因主要是代议民主制的缺陷，所以欧洲民粹主义政党也都纷纷承诺推进直接民主。在移民涌入较多的西欧国家，由于文化冲突较为激烈，所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会更多地把反对多元主义作为吸引选民的重要议题。由于本文关注的主要是欧洲民粹主义的共同特征，所以下文不再分析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对多元主义的文化议题。
福利国家。福利制度被视为社会的安全网，既然民众不满的重要原因是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因此为吸引选民，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在经济方面纷纷提出了福利国家的主张。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应欧盟的要求，无论是希腊新民主党政府还是社会党政府都采取了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来应对危机，如收紧公共部门支出、降低工资水平、提高税率、将公共资产私有化等。然而这些措施不但没有奏效，反而使希腊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在此背景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提高富人的税率和国有化率，并在2012年选举中获得26.9%的选票，超过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位列第二。在西班牙，“我们能”党崛起的原因也主要是民众对经济安全的渴望，因此“我们能”党的领袖伊格莱西斯宣称：“我们公开承认不反对通过某条道路转型为社会主义，但我们更温和，采取的是新凯恩斯主义，正如呼吁扩大投资规模、提升社会福利保障、加强社会再分配的其他欧洲左翼一样”。[10]他在自己的著作《危机时代的政治》中还谴责道：“紧缩、衰退、富人的财政豁免、不受限制的投机和贷款，都通过‘市场’的名义得以合理化了。”[11]
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允诺建立福利国家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就经济议题而言，左翼的涵义本身就包括国家干预财富分配。但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张则通常是经济议题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文化议题上的反多元主义。例如阿尔君·阿帕杜莱认为，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对新自由资本主义表示友好，并采用适合自身的模式，让新自由资本主义在印度、土耳其、美国或俄罗斯顺利施行；他们都试图将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毫不手软地压制少数民族和异己分子，扼杀自由言论或利用法律来镇压自己的对手”。[12]不过这一描述只是更多地适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既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最终目标也是获得政权，所以它们同样需要根据选民的偏好来调整自己的主张。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追踪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多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把提高福利支出作为重要纲领。例如，亚历山大·阿丰索和莱恩·瑞恩沃德统计了1980～2015年“福利国家”一词在欧洲六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竞选宣言中出现的频次，发现除瑞士外，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和奥地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一再许诺提高福利支出，其中法国国民阵线的转变最为显著。这里所谓的福利支出，指的就是由政府出资来资助老人、儿童、医疗以及公共住房等。[13]约翰·朱迪斯也指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支持，并非仅仅因为其对移民的批判，其他原因还包括：这些曾经代表小企业主要求返税、具有反政府观点的政党，现在正张开双臂拥抱社会福利、政府治理等主张——而这些要求本来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传统主张”。[14]
直接民主。要求实行直接民主是欧洲民粹主义政党较典型的政治主张，但它们一方面要求直接民主；另一方面又要求法律和秩序。探究欧洲民粹主义崛起的政治原因可以发现，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要求的内在联系在于：民粹主义的领袖们试图通过直接民主使自己的权威合法化，然后再谋求借助法律和秩序来稳固他们试图推行的法律和确立的秩序。民粹主义政党热衷于直接民主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众多个人的一致意见既不是人民意志，也不是舆论。……民主的力量越强大，人们在意识上就越能感觉到民主不只是选民登记制度和秘密投票。不仅在技术上，也在更重要的意义上，与直接民主相比，议会民主制就像是在自由理念的幌子下所形成的一种人为机制，其独断专行的运行方式并非只能引起人民的鼓掌欢呼，也可能成为民主实体与力量的直接表现”。[15]
由此可以解释与欧洲民粹主义相伴而生的以下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是民粹主义领袖通常宣称与人民同在，并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民众联系。例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党领袖毕普·格里罗建有自己的网站，民众可直接从网站上获取信息，也可在网站上留言。西班牙“我们能”党也充分利用电视和社交媒体直接与民众联系。另一个现象是，民粹主义领袖不仅在与民众的交流方式上营造“直接民主”的形象，而且还把直接民主作为自己的竞选承诺，攻击主流政党忽略民意，主张实行直接民主。例如德国另类选择党，在2016年的竞选宣言中严厉指责主流政党的一小撮精英把国家引向了错误方向，宣称“作为自由民，我们信仰直接民主”，并承诺秉着自由和民主的精神推进改革。[16]法国国民阵线同样指责政治精英们违背了民意，认为代议民主制不能表达人民的诉求，只有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形式，并在党纲中把全民公投作为落实直接民主的基本途径。[17]西班牙“我们能”党的领袖伊格莱西斯也承诺捍卫直接民主，鼓励民众利用现有制度和新创设的制度全方位地参与和自身利益有关的决策。[18]在奥地利自由党党纲中，也明确宣称“致力于建立直接民主”，具体举措包括实施直接比例代表制、通过立法防止舆论被垄断和操纵等。[19]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应对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福利国家和直接民主纲领，吸引了社会中下层的广泛支持，严重冲击着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20]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的主流政党地位已受到民粹主义政党的强力挑战，英国工党的智囊们也把民粹主义视为严重威胁，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则已取代泛希腊社会运动党成为主流政党。在这种不利局面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得不积极应对挑战，并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提出应对措施。作为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欧洲社会党，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推出了自己的竞选宣言，这可以被视为民粹主义崛起背景下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共同宣言。下文关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应对举措的论述，将主要以这份竞选宣言为依据。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经济方面的应对。欧洲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首要目标是充分就业，但在经历了战后的繁荣阶段后，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价值理念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遭遇危机，冷战后危机进一步加剧，因而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普遍选择了所谓“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逐渐向新自由主义靠拢。接受了“第三条道路”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开始转而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不再把充分就业而是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也就是说，把企业家投资而非民众消费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为此采取了压制工会、降低税收、平衡预算、削减福利开支、鼓励资本自由流动等诸多措施。有研究者指出，这种以“第三条道路”为旗帜的新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于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它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而这种经济理论是与它实现更大范围的平等、为公众提供普遍福利、促进社会改善等传统目标背道而驰的”。[21]尽管如此，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欧洲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光谱上依然处在中左位置，它们虽然对传统福利国家政策进行了改革，但并没有完全放弃福利国家制度，而是把领取福利与调动社会活力结合在一起，即实行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积极福利”政策，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仍然能够得到社会中下层的支持。不过，新自由主义政策终究难以避免社会贫富分化的拉大，所以当欧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广大中下层民众对紧缩政策的不满日益强烈。在既有的政党政治格局中，当社会中下层民众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他们便转而选择支持民粹主义政党。可以说，民粹主义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结果。
面对民粹主义的崛起，欧洲学界、政界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部都开始反思“第三条道路”，例如安东尼·吉登斯承认“第三条道路”已经死亡。[22]还有学者提出了“美好社会”的主张，试图以之取代“第三条道路”。[23]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参与起草的报告《我们的未来》，也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深刻反思。目前来看，很难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有一个共同纲领，但其大致发展方向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从“第三条道路”的基点上向左转。这可从以下两方面看出：一是它们严厉批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承诺终结紧缩政策，“欧洲需要改变其领导层和政策方向，丢掉过去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模式。……我们不会屈服于失控的市场力量，并将终结紧缩政策”。二是强调福利国家的重要性，把建设福利欧洲作为重要目标，“必须大刀阔斧地消除不平等，阻止财富和资产集中在少数特权群体手中，加强福利国家、社会安全网、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换言之，福利欧洲是阻止贫困和保护弱者的关键举措，这些弱者包括青少年、老人、脆弱的工人和失业者”。[24]
还有一些左翼学者呼吁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向国家干预财富分配的社会主义方向回归。但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正确的解决之道，正如罗伯特·古丁所言：“诸如此类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甚为激烈，表现为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经济学盛行，但如今这些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已信誉扫地。市场的‘自发秩序’如今已被证明是混乱不堪的，投机资本毫无阻碍地流动使得放开后的金融市场遭到严重破坏。那种认为富人取财有道的观念也已被证明是很成问题的，实际情况是富人已借助于垃圾债券变得越来越富。显而易见，我们再也无法回到传统的国家干预和公共补助机制，这样的机制同样已信誉扫地”。[25]也就是说，民粹主义的崛起虽然迫使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经济议题上出现左转趋势，但它们也很难再重返传统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政治方面的应对。民主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原则，正如伯恩施坦曾说过的：“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26]虽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早已放弃了通过议会民主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但它们却仍然把推进和扩大民主视为改良资本主义的重要途径，促进政治民主发展始终是其核心议题，“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因素。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与经济民主化和不断提高社会公正的持续进程”。[27]所以，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始终在探索推进民主的举措，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把争取工资基金视为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28]
由于民粹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对代议民主制的不满，因此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应对：一方面，承诺全方位推进民主，重申“民主是欧盟的基本价值。民主必须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得到尊重。我们立志保卫和提升民主，使公民能够参与地方和欧洲层面的决策。我们必须全方位推进公民参与、公共问责、公正透明的决策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欧洲部分国家经历过20世纪的极权主义统治，所以当代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把个人权利和权力制约视为民主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因而在承诺推进民主的同时一再强调个人权利和公民社会之于民主的重要性，“我们将在所有成员国捍卫法治和人权，确保欧盟有足够的手段做到这一点。……必须支持和允许自由独立的媒体和公民社会在民主制中发挥作用”。[29]
总之，民粹主义的崛起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及其传统价值理念、政策理念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冲击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近些年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被迫积极应对，在各方面都进行了一些调适和改革，但整个看来效果并不明显，在各国政坛上的下滑趋势仍未得到遏止。未来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将向何处去，迄今仍不明朗，尚待继续跟踪和观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8年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格局变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JJD710004；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高建明副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马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02页。
[2]数据来自欧洲议会官网，https://www.election-results.eu/。
[3]［美］扬-维尔纳·穆勒：《解读民粹主义》，林丽雪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2018年，第204页。
[4]Ronald F. Inglehart, Cultural Evolution: People's Motivations Are Changing, and Reshaping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81.
[5]［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郭为桂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5～86页。
[6]［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马霖译，第103页。
[7]［德］海因里希·希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页。
[8]［美］扬-维尔纳·穆勒：《解读民粹主义》，林丽雪译，第49页。
[9]［美］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田雷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10]［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马霖译，第146页。
[11]Pablo lglesias, Politics in a Time of Crisis, London: Verso, p. ix.
[12]［德］海因里希·希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第20页。
[13]Alexandre Afonso and Line Rennwald, "The Changing Welfare State Agenda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5619999_The_Changing_Welfare_State_Agenda_of_Populist_Radical_Right_Parties_in_Europe.
[14]［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马霖译，第119页。
[15]［美］扬-维尔纳·穆勒：《解读民粹主义》，林丽雪译，第119页。
[16]"Manifesto for Germany", https://www.afd.de/wp-content/uploads/sites/111/2017/04/2017-04-12_afd-grundsatzprogramm-englisch_web.pdf.
[17]项佐涛、黄震：《法国国民阵线的兴起探究》，《党政研究》，2017年第6期。
[18]Pablo lglesias, Politics in a Time of Crisis, London: Verso, p. ix.
[19]"Party Programme of the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https://www.fpoe.at/fileadmin/user_upload/www.fpoe.at/dokumente/2015/2011_graz_parteiprogramm_englisch_web.pdf.
[20]Daniel Oesch, "Explaining Worker's Support for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Evidence from Austria, Belgium, France, Norway, and Switerl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9, No. 3, 2008, pp. 349-350.
[21]［英］斯图亚特·汤普森：《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贺和风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7页。
[22]https://www.guancha.cn/AnthonyGiddens/2015_04_15_315949.shtml.
[23]Henning Meyer & Jonathan Rutherford(eds.), 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Building the Good Society,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24]"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urope", https://www.pes.eu/en/manifesto2019/.
[25]［美］特伦斯·鲍尔：《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任军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81页。
[26]［德］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殷叙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27]中联部编译小组编：《社会党国际重要文献选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7页。
[28]［英］菲利普·怀曼：《瑞典与“第三条道路”》，刘庸安等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75页。
[29]"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urope", https://www.pes.eu/en/manifesto20.
责 编／周于琬
The Impact of Populism on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
Jiang Rui
Abstract: The rise of European populism is largely caused by the wealth disparity and the defects of th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herefore, both the left-wing and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have held the banner of welfare state and direct democracy, which pose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left-wing and left-wing political parties in Europe, including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particular, the demands of the left-wing populist parties have ha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ideology of the Europe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such a passive situation, the Europe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constantly reflect on their "third way" and take some targeted measures, such as promising to end the European austerity policy and build a welfare Europe at the economic level and advance democracy in all aspects at the political level, with an emphasis on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importance of checks and balances for democracy.
Keywords: populism, social democracy, welfare state, direct democracy, Europe
蒋锐，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山东大学统一战线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当代国外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主要著作有《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研究》《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的相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相关“主义”比较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