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国际层面来看，2019年女性主义在多个国家的妇女运动与性别事件的推动下受到广泛关注，呈现出新的动向、发展出新的形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现稳健。女性主义自身长期存在的关怀伦理倾向与制度秩序批判的内在张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整体把握2019年女性主义思潮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女性主义 关怀伦理 国际思潮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女性主义作为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以思潮的形式在政治社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地以运动的方式打破地理阻隔甚至跨越国家边界。2019年，在层出不穷的国际性别事件中，女性主义思潮及相关运动呈现新的动向、变换新的形态，但始终致力于以关怀伦理的价值诉求与信念目标推进社会变革。19世纪以来的女性主义历经了多个发展阶段并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当前西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乃至政治制度，依然被女性主义基于关怀伦理角度加以批判。
女性主义在关怀伦理与制度议题上的新动向，反映了其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扩大
西方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质疑并挑战自由主义的普遍学说，认为忽视性别维度和女性生存状态的平等理论以及正义范式是空洞无物和苍白无力的。相比自由主义的正义伦理，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强调责任与关系比静态权利更具实质价值，强调社会经济背景下的生活境遇比形式正义更具真实意义，强调诉诸实践的社会活动比抽象规则更具有效作用。2019年女性主义在国际层面上的一系列动向，既表现了关怀伦理一如既往地关切家庭关系、工作关系、身体属性，还反映了女性主义因各国性别事件而持续扩大影响。
第一，多个发达国家与部分发展中国家以多种举措积极抵制针对女性的暴力。近年来，家庭暴力对女性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愈益受到各国重视，反对家庭暴力并呼吁专门立法，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致力方向，多个发达国家对此作出积极回应。2019年，法国女性为抗议家庭暴力举行两次大规模游行活动。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于2019年11月25日在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这一天宣布多项旨在消除家庭暴力的方案及措施，并着重指出家庭关系中精神暴力的消极后果。英国女王于2019年10月14日的议会演讲中，提出政府拟颁布新版家庭暴力法案并扩大家庭暴力范畴，亲密关系中弱势一方的身体、精神与财产所受侵犯均被视作家庭暴力。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美洲国家对家庭或亲密关系中女性所受的暴力伤害十分重视。2019年，阿根廷政府公布该国女性遇害事件，其中超过80%的凶手是受害者的伴侣或前任伴侣。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于2019年7月15日宣布，将打击谋杀女性和暴力侵害女性作为政府的优先事项。
第二，女性在职业环境中的待遇问题和刻板印象受到女性主义广泛关注。女性主义在重视性别尊重、同工同酬、公平晋升等现实议题的同时，普遍认为工作领域的性别平等并未真正实现。2019年3月，丹麦一名女性议会议员带着5个月大的女婴出席会议，女议长认为此举干扰议会秩序而要求其离开议事厅，引起了女性对母亲身份同职业角色冲突、关怀伦理同制度规则张力的讨论。2019年7月，美国女子足球队在夺得世界杯冠军后，以自身三年来赛事创造效益超过男足但奖金收入不及男足为由，起诉美国足协性别歧视，并要求与男足球员享受同等待遇。以上事件反映了女性追求同工同酬的诉求。此外，工作场所中的刻板印象也是压迫女性的无形因素。日本部分企业要求女性在工作期间必须穿高跟鞋且不得佩戴眼镜的特殊规定，在成为新闻热点的同时，也促使女性正视职场中的性别困境。日本内阁厚生劳动大臣根本匠发表的“女性必须穿高跟鞋上班”的言论，造成了数万名女性发起联名抗议请愿。
第三，性骚扰事件与性侵犯案件持续发酵，引发女性主义反弹。女性主义认为身体是权力运作的重要领域，在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女性的身体形象与身份认同受到更为严重的权力压迫，催生出物化女性和客体化女性的社会事件。自2017年美国爆发反对性侵犯与性骚扰的“Me Too”运动后，相关话题的热度长期不减，这一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2019年，韩国媒体曝光男演员胜利曾多次组织性交易，使得严惩性犯罪的呼声一时在多个国家热议，引发舆论沸腾，也令公众再度关注先前案件的调查处理结果。面对国内外的舆论压力，韩国总统文在寅宣布将彻底清查“胜利门”与“张紫妍事件”。
第四，一些国家的女性议题与性别事件令女性主义扩大影响。女性主义改革诉求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结构性因素；女性主义运动并非女性单打独斗，而是在不排斥男性参与的基础上，与劳工组织、外来移民、环保主义者“结伴同行”。以美国为例，女性主义在民粹主义浪潮的推动下，提出改善现状的诉求。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女性群体连续三年在年初举行大规模游行，并于2019年以“Feminism for the 99%”为口号，对仅占1%人口的精英女性倡导的制度改革方案表达不满，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时期的女权宣言与谢丽尔·桑德伯格针对Facebook公司的改革措施则成为批判靶标。美国女性主义在新形势下挑战特朗普政府在性别、种族、移民议题上的歧视政策，号召克服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对立。2019年，宗教文化相对保守国家的女性议题与性别事件尤其引人注目，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中看到关怀伦理对现存制度的软化作用。比如，沙特阿拉伯司法部规定，自2019年1月6日起，法院在接受男方递交离婚申请的同时，必须以短信方式通知女方，保障其知情权，并使之能够争取赡养费。因女球迷抗议女性不得进入足球场的规定而自焚身亡，伊朗政府在国际足联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规定自2019年10月10日起，女性可在球场特殊区域观赛。
第五，一些国家的部分男性抗议女性主义改革主张，组织或参与反女权运动。当女性主义倡导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的性别关怀时，部分男性根据传统价值规范和既得利益考虑，认为某些政策措施对女性的保护产生矫枉过正的效果。印度最高法院宣布从2018年开始允许向育龄妇女开放部分神庙，但受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以及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影响，支持派与反对派的示威游行活动至今仍此起彼伏。2019年1月，百万名印度妇女排成长达620公里的“人链”，力图支持最高法院判决，并抗议总理莫迪以维护印度教传统价值为借口的反女权行径。可以说，“Me too”运动对许多国家的影响余波仍在，但部分男性认为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对他们造成了歧视。比如，韩国男青年文成镐领导的反女权组织控诉女性主义运动背离性别平等价值，声称男性要承担兵役和赡养家庭的重负，因而同样是弱势群体，“Me too”运动实质上是助推了新一波性别歧视与不平等。2019年10月上映的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深刻揭示了家庭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但该国众多男性纷纷批评此类作品在放大女性困境的同时，不肯正视男性因承载社会角色和集体期待而饱尝辛酸的事实。
女性主义的发展态势反映出制度议题与关怀伦理的潜在张力
制度领域的性别平等是女性主义的核心议题，制度渠道也被女性主义者视作解决利益诉求的有效途径。性别平等虽是衡量制度建设与政策完善程度的重要指标，但女性在家务分工、职位晋升等方面依然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关怀伦理的价值诉求与现有制度设计往往并不匹配，现有制度的不完善与内外部改革的阻力导致制度无法承载关怀伦理的价值原则，进而使得关怀伦理的价值诉求与性别平等的目标要求可能在制度运转的过程中被工具化。
第一，现有制度议题的标准设定和原则设置未必能够充分匹配关怀伦理的价值诉求。关怀伦理强调环境与个体之间以及不同个体之间全面而系统的和谐关系，认为制度设计应为不同身份、不同性别公民的有效互动提供基础与平台，制度标准应在兼顾不同主体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制定。女性主义运动在发达国家取得斐然成果，许多国家在不同制度领域与层次鼓励和保障女性参与，但刻板印象与工作门槛却制约着女性的社会期待与工作晋升。女性主义认为男性所制定的工作规则本质上就具有排斥女性的特征，因而所谓的工作标准与劳动强度实际上也缺乏对于女性的基本关怀。女性无法在看似性别中立化的制度中获得真正的平等，部分带有人为设计色彩的职业瓶颈限制了女性能动意识的发挥，并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女性认可和遵循这些不平等规定。
第二，现有制度难以深入家庭，导致关怀伦理可能被家庭拒之门外。家庭是承载关怀伦理实践导向的重要领域。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家庭关系的和谐性表现在公共权力与制度体系的合理运作能够保障女性的合法权利。传统的制度设计者认为家庭是与公共生活相对立的私人领域，从生理与社会双重维度论证女性不适合公共生活，在设计各项制度时也很少关注家庭因素。女性主义抨击传统制度的不公正，促使男性允许女性与自己“平等”竞争，并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来维护女性权利。但这些看似性别中立化的制度并未对家庭领域实现全面覆盖，家庭暴力、家务分工中的矛盾依然突出。西欧国家与拉美国家爆发的妇女游行都旨在反对家暴行为，抗议愈演愈烈的家暴行径。家务劳动分工制约女性经济独立与自主意识，日渐激发女性的抗争情绪。妇女运动不仅表达了女性对家暴行为以及家务分工不均的抗议，也提出了女性主义关怀取向的制度改革诉求。
第三，现有制度基础的不牢固与反女权运动的存在，阻碍关怀取向的制度改革。现实制度的发展状况难以支撑关怀伦理的宏伟目标，制度基础的薄弱与各类制度的不匹配限制了制度改革的关怀性。职业歧视、家庭暴力存在一定的取证难度，精神暴力、语言骚扰等相对隐形的伤害行为的取证流程与细则有待健全，暴力行为的责任归属难以精准界定。同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体现关怀伦理时并不一致。比如，2019年的女性主义运动强调在正式制度中纳入性别维度，已是大部分国家制度建设的普遍做法，但同时也质疑传统社会规范、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于女性的限制与约束。此外，存在于制度内部和外部的抵制因素也增加了关怀伦理与制度议题的张力。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不仅涉及两性平权，而且也以动态化的视角整合社会中利益受损人士的诉求。由于对女性主义存在误解或者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部分男性公民乃至公职人员在社会观念的影响下，参与抵制女性主义改革主张的社会运动，通过无视性别议题或者建立看似性别中立的制度，阻挠制度变迁与关怀伦理的衔接。
第四，部分国家倡导的关怀伦理与性别平等可能成为证明其制度合法性的工具。性别平等是衡量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女性主义的核心主张。各国为提高国际影响力以及回应国内民众诉求，往往在政治议程中容纳女性利益与意见，但同时也将关怀伦理工具化，性别平等因而沦为党派竞争、利益索取以及政治干预的口号。文在寅在竞选韩国总统期间曾承诺成为“女性主义的总统”，并因这一态度与相应举措获得女性群体较高的支持率；韩国第三大党正未来党则在男性群体抗议女性竞争优势时，通过维护男性工作竞争力来拉拢选票。韩国弘毅大学人体模特偷拍事件发生后，众多女性抨击政府以不同量刑标准制裁男性与女性涉案人员，斥责文在寅在获得女性选票后却对女性遭受的明显压迫漠不关心。总之，关怀伦理与性别平等一旦沦为口号性质的工具，便意味着违背其最初的价值原则，制度对性别平等的保障作用相应弱化，女性的利益诉求自然无法真正实现。
未来，女性主义的重要任务是将关怀伦理纳入制度议题
从国际层面来看，2019年女性主义的关注焦点和现实诉求较以往更贴近各类制度性规则及议题，关怀伦理的理想承诺与真实世界的制度运行间的持续张力推进各国女性主义发生不同程度的衍变。从理论主张与现实情况相契合、当前形势与未来发展相衔接、国际背景与国内因素相联系、前期成果与突破瓶颈相转化四个方面着眼，可以对女性主义作出更具深度的总结和更为中肯的展望。
理论主张与现实情况相契合方面，女性制度主义因其对关怀伦理、差异政治、秩序构建、制度变迁等问题的前沿探索和深入考察，成为当前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分析框架。2009年，以英国政治学者菲奥娜·麦凯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理论者促成新制度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融合交汇，提出兼具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女性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女性制度主义认为世界范围内存在一种“将女性纳入正式制度范畴”的趋势，这表现为政治领域中的改革愈发具有性别化属性，女性与其他群体的交往受到制度背景的深刻影响，因此，运用新颖的理论视角和有效的研究方法探究女性主义理论及实践的制度逻辑尤为必要。2019年的女性主义更加丰富多彩，女性制度主义通过提取经验素材，有望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机制、制度变迁与制度存续、女性能动性的限制因素以及制度性权力运作等方面产出理论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在2019年将麦凯等人合著的《性别透镜下的新制度主义：迈向一种女性主义制度主义研究》译成中文发表，这不仅有利于该分析路径的批判运用和本土转化，还可以更好地把握女性主义的新进展与新趋势。
当前形势与未来发展相衔接方面，最近几年的动向显示，女性主义仍会在关怀伦理与制度议题相伴相生且持续摩擦的道路上向前推进。从某种意义而言，2019年国际舞台上的女性主义反映了关怀伦理的“老生常谈”与制度关切的“旧曲新唱”。关怀伦理曾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性别视角下的家庭关系、暴力行为、身体自主等议题提供有益见解，但三十余年间妇女运动的起伏涨落与社会事件的一波三折却折射出女性日益强烈的制度诉求。有着明确身份认同的女性主义者与未必娴熟运用女性主义语汇的女权运动参与者，都从各自角度要求缓和关怀伦理诉求与制度体系功能之间的张力，并在此基础上将关怀价值意蕴纳入具有结构性和建制性意义的实践当中，进而推进女性与不同群体相互关怀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女性主义主张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应关注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要求涉及性别关系的犯罪行为应在考虑男女差异的基础上照顾作为弱势者的女性，社会规范应与正式制度建设相匹配，从而实现两性平等。对女性主义今后发展做出预期，可循之迹和可凭之据便是基于当前形势判断关怀伦理在信念层面上的衍化如何同制度议题在现实层面上的变迁发生更为复杂的交织缠绕。
国际背景与国内因素相联系方面，国际层面女性主义关注的关怀伦理与制度议题的内在张力，也引起了国内女性主义的流变。女性主义致力于回应与性别相关的全球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存在差异，性别平等的实现程度也并不一致，但各国女性在职场、家庭与公共生活中面临相似处境。2019年的女性主义更加重视关怀伦理的理念目标与制度议题的现实运作间的张力，在社会运动与性别事件中重申关怀伦理对家庭关系、工作关系、身体自主等问题的解释力。近年来，国内女性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更具关怀性的改革方案。比如，建议地铁设立女性优先车厢、对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同仇敌忾等，这些既是国内女性权益意识提高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义在国际国内层面的联动性。
前期成果与突破瓶颈相转化方面，早期设计中不易变革的缺陷增加了制度改革的阻力，而女性主义面临的多重挑战也使制度创新推进缓慢。因此，在制度议题中贯彻关怀伦理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19年的女性主义更多强调早期制度建设的不彻底与不全面，针对制度薄弱部位与脱节之处指出关怀伦理难以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中根深蒂固的制度体系，涉及复杂利益关系和较强抵制力量，因而对其加以改造极为不易。同时，国际层面的女性主义呈现出与其他思潮相融合的倾向，且其发展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民粹主义与其他经济社会思潮的推动。但不可否认，女性主义在表达改革主张、更新斗争形式、扩展运动范围的过程中，也与非理性因素、极端情绪相结合，逐步偏离关怀伦理的真实要求，进一步激发不同领域制度改革者的抵触情绪，从而阻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落地生根。当前，建立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仍然缺乏相应的基础，女性主义的重要任务仍是将关怀伦理纳入制度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
（作者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政治科学中建构制度主义的理论源流与方法凝练”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英]菲奥娜·麦凯、梅利尔·肯尼、露易丝·查普尔著，马雪松译：《性别透镜下的新制度主义：迈向一种女性主义制度主义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1期。
②[美]维维恩·施密特著，马雪松译：《认真对待观念与话语：话语制度主义如何解释变迁》，《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责编/孙渴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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