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信息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借助不断发展的当代信息技术来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并以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推动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信息化的发展与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之间形成良性的互构互促关系，使信息化作为现代化的治理技术与作为治理者的现代化能力素养的双重功能得到协同的提升。
关键词：信息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 互联网 人工智能 区块链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信息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与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有机统一起来。当“国家治理现代化”被明确提出并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一后，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将信息化与其联系起来加以强调，指出“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8年4月22日在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信息时代的现代化就是基于信息化的现代化，就是以信息化的方式和路径实现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化在我国就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实现现代化必须以实现信息化为前提和标准，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成为网络等信息技术方面的强国，其中也包括大力发展信息化，使之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和保障。在进入现代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在工业文明转型为信息文明的背景下，没有信息化，就难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的滞后，也会反过来影响信息化进程，影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信息化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之所以说没有信息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因为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改变了现代经济的运行方式，也改变了现代政治的运行方式。国家治理的方式必须信息化，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社会。同时，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必须是更先进、更科学、更高效的治理，并通过这种治理使社会更安全更和谐、使人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信息化就是在社会各领域全面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而使用信息技术的程度和水平则可以直接决定治理能力的高低、治理效果的好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的国家治理中存在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工作协调不够等问题，制约了国家治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
具体说来，信息化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信息化可以助力国家治理的科学化，从而实现更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
将信息技术应用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不仅可以将其作为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生产手段，而且可以将其作为强有力的社会管理手段，成为一种先进的国家治理技术；“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可以提高我们对国情、民意认识的准确性，从而为国家治理提供充足的信息资源和可靠的数据分析，形成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和各个层级的优化管理。
国家治理中要进行大量的决策活动，而信息技术的使用可以使决策的科学性大大增强，如大数据技术所包含的更真实更全面的数据，可以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策提供更坚实的依据，克服建立在小数据或抽样基础上决策的局限性，从而成为提高科学决策水平的重要方面。著名信息社会学家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一书中对数据库的功能进行过这样的分析：“如果没有数据库，便无法设想统治性，或说无法设想20世纪晚期发达工业社会福利国家的权力形式。如果没有数据库，很可能就无法统治这些社会中的庞大人口。数据库为当今政府提供了非常巨大的关于其所有人民的可利用的信息量，这有助于制订各种维持稳定的政策。”
如今，各个分散的数据库可以通过“云端”汇聚起来，形成大数据中心，不仅为各行各业的研究提供咨询服务，也为国家层面的管理提供信息依据，是进行决策和规划、制定战略和方针的重要支撑。信息技术作为前沿技术，也是最具创新活力的领域，它使得社会发展不断面临新现象、新情况，也必然会促进社会管理的创新，从而传递或提升为国家治理方式的创新，也就是治理体系和方式的创新，这也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科学化维度上的重要表现之一。
信息化可以助力国家治理的高效化
现代化是与高效率联系在一起的，而信息化可以助力实现高效率的国家治理。信息技术的核心功能就是帮助人类高效地收集信息和处理数据，从而使人在生产、管理等活动中的效率大大提高。
在国家治理活动中，需要采集和处理大量的信息，如果单单依靠人工的方式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效率极低，很容易延误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而基于互联网，再加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无论是全面地收集信息，还是及时准确地处理数据，都可以按需高效完成，从而使治理过程中的决策和对策可以快速且及时地应对各种千变万化的情况。
今天，借助更先进的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可以设计科学的管理模型、优化管理流程，形成“电子政府”“网上政府”“虚拟政府”等信息化的运作方式；政府的治理活动可以不断走向智能化，从而节省管理人员的数量，减少治理过程中因对人力资源的大量需求而付出的高昂成本，并提高管理和服务活动的质量与效率。
信息化可以助力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治理目标
国家治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使“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社会稳定需要建立在政通人和的基础之上，而信息化技术可以成为政府和公众、领导和群众之间及时而广泛沟通的有效手段，使得社情民意可以为决策者所了解，也使社会不安定因素得到掌控，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技术上的支撑。
国家安全既体现为现实世界中的领土完整，更体现为网络世界或虚拟空间中的不受侵犯，或者说网络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现实世界中的国家安全需要通过加强军事实力来保卫，网络世界中的安全则需要先进的信息技术来维护，技术上“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同样成立。如果信息技术落后，尤其是核心的信息技术受制于人，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就得不到保证，我们的网络就会被“信息帝国主义”所恣意侵入、监听和窃取。
所以通过信息化发展来掌握确保网络安全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才能为国家治理提供可以确保网络安全从而确保国家安全的“硬技术”和“硬实力”，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必须“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的道理。或者说，没有相应的信息化技术，就做不到对等的防御，就谈不上安全的网络，也保证不了国家的安全，达不到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基本标准。
信息化可以助力更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
加强治理中的信息化水平以实现国泰民安，从而使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人民群众，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再仅限于丰衣足食等物质层面需求的满足，还取决于参政议政等政治追求的实现。而信息化进程中，例如在网络使用的不断普及化过程中，在互联网作为新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上，公众的参政议政、建言献策途径通过接入网络得到了拓宽，普通百姓通过智能手机坐在家中或行走在路途中就可以参加选举投票，可见信息化在政治活动领域中的不断推进和有效使用，将会使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不仅如此，信息化赋能国家治理，还可以在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或流程设计上，尽可能利用技术整合的优势，来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使服务型政府借助信息化而落到实处。
可以说，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创新能力是提升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是现代化水平的内核，也影响着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在国家治理活动中广泛而深入地使用信息技术，可以“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信息化发展
从辩证的眼光看，不仅信息化可以助力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且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对信息化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制度和技术之间的一种互构互促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信息化提供基础
通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可以为信息化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土壤。如通过“科教兴国”战略，通过加大教育和科技的投入，通过对国家治理体系中直接决定信息化发展前途的教育和科技环节的改革，形成顺应信息时代需求的新模式、新体制，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科技创新的能力，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由此为信息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培植深厚的土壤。
国家治理引领信息化
面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还能通过发展战略来引领信息化的进程，如网络强国战略、两化（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战略等就有力地促进我国的信息化发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的背景下启动信息化进程的，所以“两化”成为需要同时追求的目标和完成的任务。若按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子，我们需要先完成工业化后才能启动信息化，而由此一来，过程就会十分漫长。但时不我待，我们确立了一种独特的“两化”发展战略，就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两化”融合发展中实现发展的双重转型任务，从而实现中国在信息技术的许多领域从过去的跟跑变为现在的并跑，个别领域还进入到领跑的行列。
顶层设计为信息化提供发展支撑
通过国家治理中的科技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等，还可以为集中力量攻克信息化发展中的关键技术提供支撑。如当前汇集多方对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的攻关等就是如此，借助这些优惠政策可以激活信息化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活力。这种活力源自我们的制度优势，即“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可以说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上的这一优势，为信息化加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程度决定着信息化发展水平，要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性能计算、移动通信、量子通信、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研发和应用取得重大突破”“制定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略纲要，制定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明确近期、中期、远期目标，遵循技术规律，分梯次、分门类、分阶段推进，咬定青山不放松”。有了这些战略谋划、制度优势、政策支持，我们的信息化强国之梦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国家治理为信息化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国家治理的法律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也是促进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今天的信息革命或信息化的发展呈现出全球竞争的格局，竞争的关键就是信息技术的创新能力。谁能占领信息技术的高地，谁就能引领信息时代的潮流，谁就能在全球价值链的再造中走向新的高端。而当今我们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尤其需要通过国家治理来实现信息技术创新领域中强有力的法律保护，这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法治化在科技发展领域中的落地。可以说，知识产权保护一度是我国科技治理的薄弱环节，山寨产品泛滥成灾，严重挫伤了创新者的积极性，阻碍了创新能力的提高。今天我国极度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各项法律法规不断健全，执法力度也不断加强，这无疑为我们提升信息技术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能力提供有力保障。
国家治理为信息化提供伦理道德指引
国家治理不仅重视法律、法规等“硬治理”，同样也不能忽视伦理道德等“软治理”，后者对信息化的发展也同样至关重要。
信息时代网络世界已成为现实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成为“人类生活新空间”“国家发展新疆域”“国家治理新领域”，而网络治理既有使用法律手段的治理，也有伦理道德的净化。网络治理的效果直接影响着网信事业的发展。网络上如果谣言假消息泛滥，网络欺诈和网络攻击层出不穷，必然会令大多数人据而远之，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网络空间的治理，要求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强调“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要压实互联网企业的主体责任，决不能让互联网成为传播有害信息、造谣生事的平台”。
要克服网络中的信息侵犯、信息污染和信息异化，在总结网络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网之道：“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有了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网络技术的使用者才会成为其积极的支持者。
信息化发展的宗旨所在
如前所述，我们的国家治理是以人民为中心、为公众谋幸福为宗旨，基于这一宗旨或价值理念的信息化必定需要具有对民生的普惠效应，使网信事业凸显出“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了推进信息化的这一宗旨：“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13亿多中国人民”“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信息化如果只为少数人服务，必定加深“数字鸿沟”，也会加剧不能受益的“数字贫民”对信息化的拒斥，就像19世纪初机器的使用者曾发起的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一样，这样的拒斥显然会成为新技术发展的制约性因素。而我们的治理体系所致力的发展成果的普惠化，可以使亿万人民都成为信息化的受益者，同时信息化发展的市场等问题也可以得以解决，从而形成促进信息化发展的积极因素。
提高信息素养，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实现，既取决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更取决于作为治理主体的人能否成为现代化的人。因此基于信息化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治理者能否通过自身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来充分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去进行现代化治理。可以说，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其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作为治理主体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需要具备必要的信息化能力，这种能力也称为信息素养或信息素质。
在由信息技术奠基的信息社会中，具有信息素养的重要标志就是要能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基本的信息技术，如互联网，且对前沿的信息技术有深入了解，如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前者是对具有现代治理能力的起码要求，后者是对具有更高水平治理能力的提升要求。
信息化发展中的基本信息技术：互联网
对于互联网，习近平总书记有过多次论述，并将其作为对领导者（亦即国家的各级治理者）的一项基本要求：“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不断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
由于互联网是集中体现社情民意的新领域，所以“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可以说，不熟悉互联网，在今天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而对于一个肩负治国理政重任的政党来说，“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所以网信事业不仅是一项技术发展事业，也是新时代决定能否执政的最起码“门槛”，以及影响治国理政效果的基本元素。
信息化发展中的前沿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对于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贺信中谈到：“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将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能力”。人工智能应用于城市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整体性提升，就是走向国家治理的智能化，正如智慧城市、智慧农村的有机汇集就是智慧中国的建构。反过来，智慧中国的建构，国家治理在整体上的智能化，取决于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治理的智能化，即取决于各行各业各地管理者是否重视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到治理过程中，并在此基础上熟悉这项技术，懂得如何趋利避害地用好这门技术。
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而人是千差万别的，如果用单一模式去管人，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人工智能在引入制造物品的生产线后，实现了个性化生产，改变了过去那种单一化大批量的生产和销售方式。这一方式引入到对人的管理后，无疑也会催生出新的管理模式，这就是基于对人的个性的精准把握而实施更加个性化的人员管理，以此来提高治理活动的精准度和科学性。目前智能手机上有针对性的商品和信息推送服务，这可以看作是个性化智能化管理人员的前兆，而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普遍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是必然趋势，学习和掌握相应的知识、培育智能治理的能力，则是走向新时代的管理者的必备信息素质。
信息化发展中的前沿信息技术：区块链
区块链技术被视为对国家治理具有颠覆性创新意义的新技术，虽然它的初始方式仅仅应用于经济或金融活动中的分布式账本，但由于其去中心化、公开透明的技术特征，而具有了成为在更多领域建立一种诚信体系的新功能。或者说，这一功能的扩展，如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就可以通过它来实现简政放权，消除传统治理方式中的一些弊端，极大提高管理活动的诚信度，减少因传统的建立诚信体系所必须付出的高额管理成本，达到上下贯通的可靠协调，同时也有助于公民实现个人的自我网络管理。
区块链从技术底层解决了传统互联网面临的“数据孤岛”问题，以及“数据确权”和信任构建的问题，使互联网从纯粹的信息网提升为诚信网，使得即使从未谋面的多方主体也能进行有效合作。区块链是用信息技术手段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信任体系，所以也称为“信任链”，正如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的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的，“要抓住区块链技术融合、功能拓展、产业细分的契机，发挥区块链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这种作用扩散到国家治理活动中，不仅可以降低为建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所需要耗费的巨大成本，而且还能倒逼每个进入区块链中的个体必须有信用，使得人的素质随之提高。
如前所述，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管理，而人的管理归根到底就是人的向心力和积极性的培育与调动。当前我们国家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调动亿万中国人的积极性去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以人的问题始终是核心，人的素质提高是关键，这种素质既有业务能力，也包括道德水平，如诚信水平。可以说，区块链技术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
由于区块链技术可以解决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干了什么事情，人的所作所为可以被完整记录，并且不可篡改，从而具有制约人的行为的意义。随着区块链技术应用领域的扩展，这种制约还可以从制约人的经济行为到制约人的政治行为和所有的日常行为，由此就成为一种提高人的素质的技术倒逼。人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负责，并“习惯成自然”。从不敢失信到不愿和不想失信，诚信的素养由此增加了一种新的养成方式，信用关系也因此得到更强有力的保证。诚信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社会文明水平在技术促进下得到提升，这正是国家治理所追求的愿景。也正因为如此，区块链技术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技术，积极掌握这一前沿技术，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又一种起重要作用的信息素质。
【本文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2]习近平：《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
[3]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4]习近平:《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0日。
[5][美]马克·波斯特著、范静哗译：《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责编：杨 阳 / 王茂磊（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