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有力保证。本文针对经济发展领域相关问题，从经济主体获得稳定预期、国家顺利迈向中高收入阶段、实现效率与公平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生态环境资本的提升等视角，分析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完善将给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带来的制度红利。
关键词:经济体系 成熟定型 社会主义制度
【中图分类号】F28 【文献标识码】A
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各经济主体提供良好而稳定的预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相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相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的三个“相统一”，为有力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必将为新时期经济活动各主体提供良好且稳定的预期，而良好、稳定的预期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一个经济体系得以长期持续运行，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有其稳定的预期。这一预期必须具有可信的现实基础和可行的接续传承基础，同时还必须具备得到广大参与者充分信任的公信力。首先，只有这个经济体系拥有了可信而稳定的预期，参与该经济体系活动的各主体才能广泛认同并积极参与其中，才能使相关的各种经济活动规模得以持续扩张；其次，只有长期良好而稳定的预期，才能真正把预期收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实际收益，吸引更多参与者进入并扩大规模，进而通过参与规模持续扩张获得更高的收益，即，形成“良好预期-实际收益-规模扩张”的良性循环；第三，只有拥有良好而稳定的预期，经济体系才能通过“金融信用”等方式来增加经济规模扩张的“动能”，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系所处的制度环境不能为其提供稳定的预期，那么各级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就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就无法使民众形成积极的参与意愿，继而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规模扩张和经济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整个经济体系也必然承受并不断累积巨大的系统风险。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显示了这一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在中国发展实践中发挥了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同时，这一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中国本土、具有中华文化基因，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推动这些具有理论和实践基础、在现实中取得显著成效、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建立了可信、良好、稳定的预期，这一稳定预期是未来阶段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体系治理效能，为顺利迈向中高收入阶段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此次全会，明确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体现在，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既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既加快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完善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本次全会推动这一卓有成效的经济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经济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经济体系的治理效能，既为我国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迈向中高收入发展阶段提供了“动力”，也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站在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一个经济体系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随着劳动力价格、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价格逐步上升，以往人口与劳动力红利、土地与资源红利的“比较优势”将逐渐失去，将面临着能否推动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阶段转换的“动力”来源问题，即能否顺利跨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一个经济体系是否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逐步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形成了自身的优势（市场占有率优势，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优势，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优势和产业群优势等），是决定其能否顺利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的关键所在，这便是各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路径。
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在若干领域建立了自身的“产业优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若干产业发展方向、若干产业技术领域、若干引领性企业中形成了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及时替代人口与劳动力红利、土地与资源红利而形成新的“产业优势”，基本具备了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探索实践到逐步成熟逐步定型的过程中取得的。从发展经济学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效地发挥了其经济治理和经济发展能力。这些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能力，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成为成熟定型的制度机制，也使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经济治理效能，更为迈向中高收入阶段的发展寻求到源源不断的“动力”。换言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是过去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根本保障，也必将是我国迈向中高收入发展阶段的制度保障。
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为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制度基础
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言，是基础性的制度保障。
从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来看，一个经济体系的政策目标是：促进经济稳定运行增长，抑制通货膨胀，保障较为充分的就业，促进社会各群体各阶层间的公平，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民生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经济体系多项政策目标的共同要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各群体矛盾的“缓冲器”，也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助推器”，更是引导市场供需稳定、金融风险稳定、产业经济稳定、企业运营稳定的基础。
本次全会提出的相关制度完善主要包括：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等。这些方面的制度完善，是保障国民经济体系稳定运行、持续增长的必要前提。反之，在长期高速发展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矛盾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来有效解决的话，不仅使社会系统无法稳定，也必然导致经济体系的不稳定，并引致经济体系的风险爆发。
另一方面，要实现上述制度的完善，有赖于稳定的国家财政收入，才能有充足的财力来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效率”与“公平”相辅相成。也就是说，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为经济体系长期向好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而要真正实现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则需要各经济主体效率目标和利润目标的实现。因此，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应当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制度的完善有机结合，真正形成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制度机制，保障经济主体的效率目标得以实现、发展成果得以公平共享。
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体制机制，为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产业基础能力提升提供制度保障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一个经济体系的持续增长，需要不断的产业升级和不断形成新的产业，进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产业升级、新产业领域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能够同步或有所超前地投资建设相关的产业基础设施。而对于尚未形成规模利益的新兴产业而言，作为整个产业链“公共品”的产业基础设施，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存在“市场失灵”问题的。谁来构建需要庞大投资的产业基础设施，也就成为了制约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性障碍。
此次全会提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为解决持续的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一体制机制的最大优势在于，经济决策不局限于短期成本-收益、局部成本-收益考量，而是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着眼于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目标。这既是过去阶段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有效经验之一，也是未来阶段维持持续发展动力的显著优势之所在。
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新发展阶段，强化对新兴产业、需要补足短板的产业（特别是产业链中的“卡脖子”技术产业）、创新产业的基础性技术产业的投资，通过产业和产业技术的更新换代，带动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其一般路径。而这一路径必然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为前提。“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机制，有利于推动着眼于高质量发展这一长远目标的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通过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为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良好的基础条件。
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经济持续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生态环境资本赋能
此次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目标，对于国家层面、民众层面的全面发展，必将起到制度性的促进作用。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国家层面的发展和个人层面的发展，并非只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包括物质财富、社会财富、生态环境财富的协调发展。从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角度来看，经济增长要素不仅是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也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生态环境资本；不仅是这些资本的数量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生态环境资本的质量提升。
从中国发展实践来看，在过去阶段的粗放型增长过程中，较大比例的增长来源于物质资本的增长和劳动力红利，不可避免地累积了社会矛盾和生态环境问题，使得这些矛盾和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亦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生态环境资本的“短板”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
此次全会提出的“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等，将为人力资本质量提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等，将对社会资本的有效形成起到积极作用；“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等，必将对提升生态环境资本的使用效率起到制度性的引导作用。通过制度性地促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生态环境资本的改善，带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参考文献
[1]钟茂初：《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丰富意蕴》，《人民论坛》，2016年6月（下）。
[2]《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日。
责编：臧雪文 （见习）/ 董 楠（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