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数据“杀熟”是“隐形的机器”在进行“隐匿地算计”，其实质是“服务器杀熟”。人类必须面对从“机械复制时代”到“机器算计时代”的变化。治理大数据“杀熟”，要剑指服务器。很多事情，事出有因，要因时因地因人处理，一事一议，不可一刀切；但治理大数据“杀熟”，就需要“一刀切”。
【关键词】大数据 “杀熟” 机器 服务器 技术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大数据“杀熟”不是偶然的案例，而是普遍的现象。它依据的是一整套特定的程序，符合程序条件的人无一幸免。程序化的行为，必然产生批量化的结果。2019年3月27日北京市消协对外公布的调查结果，从人口学意义上证实了大数据“杀熟”的普遍性。被调查者中，认为大数据“杀熟”现象很普遍的达88.32%，有过被大数据“杀熟”经历的则超过50%。
当一个现象反复出现时，就不能从个别性那里找原因，而要从普遍性里找答案。北京市消协建议尽快健全法律法规，建立相应的大数据网上监管平台。但问题是，监管对象到底是哪个？是大数据，还是运用大数据的互联网企业？要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大数据“杀熟”的实施主体是谁。
不是大数据“杀熟”而是“服务器杀熟”，人类必须面对从“机械复制时代”到“机器算计时代”的变化
大数据“杀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其完整而准确的表达是：某些互联网企业运用大数据技术“杀熟”，简称也应该是“用大数据杀熟”。所以，“杀熟”的主体，不是大数据，也不是大数据技术，它们只是“杀熟”的手段与工具。用大数据技术“杀熟”的主体，当然是互联网企业。因此，一切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市场运营的互联网企业，自然就是政府部门治理大数据“杀熟”的监管对象。但互联网企业板块很多，监管的领域也五花八门。笼统地把整个互联网企业视为监管对象，正确却并不到位。正如，传统的“杀熟”，虽然其主体也是企业，但一定有一个具体的人来实施，比如营业员或服务员，他们是“杀熟”的具体实施主体。运用大数据“杀熟”的互联网企业也应该有一个更具体的实施主体，只不过它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服务器。服务器是一个具有虚拟人格的机器，大数据“杀熟”，都是由服务器具体实施的。所以，大数据“杀熟”的实质是“服务器杀熟”。
大数据“杀熟”的实施主体是服务器，服务器是一种特殊的机器，其特殊性有二：一是隐蔽性。服务器是一种“隐形的机器”，你平时看不到，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二是计算性。服务器具有超强的计算能力，机器既然可以计算，也就能够被利用来进行算计。这两种特点一结合，就为服务器对人类进行“隐匿的算计”创造了条件。
从工业化时代开始，人们就一直警惕机器对人类的异化。人们一方面欢呼机器作为工业文明的标志带给人类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看到机器带给人类一系列的负面作用。比如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注意到机器对人类个性、创造力带来的侵蚀，提醒人类进入到一个“机械的复制时代”。机器的复制能力，既是人类改造世界、改善生活需要利用的工具，又是人类需要时刻警醒以避免沦为其奴隶的对象。
计算机是强大的计算工具，也可以成为强大的算计工具。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也同时进入了一个机器可以对人类进行算计的时代。人类必须面对从“机械复制时代”到“机器算计时代”的变化。服务器是“机器算计时代”的隐形杀手，大数据“杀熟”是“机器算计时代”最典型的现象。
因为大数据“杀熟”的实施主体是服务器，所以对大数据“杀熟”的治理就必须围绕服务器进行，放过服务器是大数据“杀熟”治理的最大误区。一般来说，对违规的传统监管是通过管理产品来进行的，比如，有关部门管理饼干的质量，并不管理生产饼干的机器。但大数据“杀熟”，倒逼日常生活的监管必须从对机器的管理开始，因为这些机器已经开始智能化。所以，不管是保护消费者，还是监管企业，离开服务器，治理大数据“杀熟”就是一句空话。传统对大数据“杀熟”的治理，往往依赖消费者的举报，习惯用个案处理个案，管理部门被动反应，不告不理。
治理大数据“杀熟”，要注意三点：一是不能依赖消费者举报。消费者与服务器相比，一个是明处，一个是暗处；一个是随机，一个是精心设计。在计算能力上，消费者与服务器相差何止千万；在算计能力与反算计能力上，消费者也根本不是服务器的对手。依赖消费者举报来治理大数据“杀熟”，或者通过提高消费者识别能力来避免大数据“杀熟”，不是杯水车薪，就是缘木求鱼。二是不能用个案处理个案。很多事情，事出有因，要因时因地因人处理，一事一议，不可一刀切。但治理大数据“杀熟”，就需要“一刀切”。这一刀，要切到要害上，这个要害就是服务器的程序，大数据“杀熟”是服务器通过程序设定来实施的。只纠个案，程序不改，就是杀对一个，错放一万。服务器的程序没有得到有效的监控，治理大数据“杀熟”就是隔靴搔痒。三是不能被动反应，不能不告不理。因为大数据“杀熟”一旦发生，就不是个案，就是程序性行为，就会产生批量化后果。要避免灾难性后果大批量地发生，就必须程序前置。
大数据“杀熟”的深层机理是技术特权
大数据“杀熟”宰客于无形之中，其信息不对称背后是技术不对称。新技术革命带给人类的好处毋庸置疑，但新技术也带来了消极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技术特权。技术特权通过两种方式获得，一个是技术依赖，一个是技术壁垒。
新技术革命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给人们带来更廉价的产品与更便捷的服务，人们青睐新技术，最后形成对新技术的路径依赖。人们购物离不开淘宝等APP，旅游离不开携程等网站，坐车离不开滴滴等工具，外卖离不开美团等服务，人们在购买其产品与服务的同时，不得不进入其相关的技术路径，使用其技术程序，这就为一些不良公司进行大数据“杀熟”提供了“请君入瓮”的便利条件。
新媒体新技术时代，人们切身感受到两种壁垒，一种是新媒体带来的话语壁垒，一种是新技术带来的技术壁垒。特别是技术壁垒，在层出不穷地推出一代代更新的傻瓜化产品的同时，也一步步把人隔绝在技术的鸿沟之外。看似降低了技术门槛，比如一个素人，可以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可以用修图软件进行图片编辑，可以用视频软件进行剪辑，可以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但对相关软件的依赖，使人们越来越傻瓜化，越来越不懂技术背后的机理。会用却不懂，这样的技术壁垒就为技术“隐匿式侵害”建构了一个“保护伞”。
大数据“杀熟”现象就是这种技术壁垒在起作用。技术壁垒阻碍两种监督，一个是阻碍消费者的监督，消费者不懂新技术，没有能力监督；一个是阻碍监管部门监督，新技术不断更新，监管部门跟不上监督。技术特权群体（阶层）的生成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有新技术的产生，就会刺激技术依赖，形成技术壁垒，产生技术特权，并生成一个个特定的技术特权群体（阶层）。政府要做的不是阻挡这个技术特权群体（阶层）的生成，而是阻挡他们为所欲为。而阻挡技术特权者为所欲为，一靠政策边界，二靠法律壁垒。用政策边界消解技术依赖，用法律壁垒抗衡技术壁垒。
治理大数据“杀熟”，要加强对机器特别是智能化机器的管理
治理大数据“杀熟”，一靠政策，二靠法律。但政策与法律要落到实处，一是要落到对象上，对象就是大数据“杀熟”的实施主体——服务器；二是要落到方法上，方法就是要用技术来管理技术。在监管对象上，必须形成一整套对服务器管理的政策法律法规，使有关部门对服务器的监管有章可依、有法可循。比如服务器涉及公平正义层面的检测制度、认证制度。我们对交通工具都有一整套年审验收制度，对于同样对社会影响巨大的服务器工具，也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目前，各大公司都制定有内部执行的服务器管理办法，但国家层面的服务器管理政策法规还缺失。在监管方法上，要学习用技术来管理技术。服务器靠技术吃饭，监管服务器也要用上技术的菜单。技术是大数据“杀熟”的通行证，治理大数据“杀熟”就必须用技术来给服务器设置红绿灯。
同时，服务器说到底就是一整套程序，大数据“杀熟”就是服务器一个不得人心的程序。要治理大数据“杀熟”，就要用程序来管理程序。这个程序不仅指的是法律法规的程序，更指的是算法语言的程序，也即要用软件来管理软件。政府的管理，要落实到行之有效的一套管理软件，可以预警，可以纠错，可以封堵，也可以放行。
治理大数据“杀熟”，不能就事论事，要看到背后是服务器在作祟，是人和机器的博弈。人控制机器，机器也在反控制人类。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智能机器学习能力的进步令人瞠目结舌，发展的潜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因此，我们在发展机器的计算能力时，要高度重视机器对人类的算计能力，要做好应对机器对人类“算计能力”的心理准备、技术准备与政策法律准备，提高人类对机器的“反算计能力”。以政策法律准备为例，应该尽早启动“反（机器）算计法”的研究与起草。如果说工业化带来了垄断，垄断成为工业社会的新问题，反垄断则成为工业时代法律的新课题；那么，信息化带来了算计，算计成为信息社会的新问题，反算计就成为信息时代法律的新课题。未来，机器对人类的算计不只是大数据“杀熟”，它会以各种面目无孔不入地出现在人类面前，未来的“反算计”一定比过去的“反垄断”斗争更加惨烈，更加势在必行。“反垄断法”多么重要，“反（机器）算计法”就多么重要。
我们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也不得不面对一个“机器算计时代”的出现。我们无法避免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提高人类对机器的“反算计能力”。“反算计能力”不仅包括技术能力、心理能力，也包括法律能力与管理能力。
（作者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德]瓦尔特·本雅明著，李伟、郭东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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