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稳定社会秩序和驾驭现代化发展的领导能力，是新中国取得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
中国之所以能够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坚决担负起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使命，不断提高稳定社会秩序和驾驭现代化发展的领导能力。其次，在于中国共产党在与时代同行的实践中勇敢推动理论创新，坚定不移走符合自己国情、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第三，在于中国共产党牢牢坚守人民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不动摇。第四，在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出了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很好把握了发达国家产业技术转移等战略机遇。第五，在于中国共产党精心设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捍卫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5月8日）
冯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社会生产力——70年国家治理的重要启示
现代化建设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摇和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偏离了这个中心就要犯错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会丧失最根本的经济源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40年改革开放，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通过改革不适应或者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激发社会活力。——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学术委员（《前线》，2019年第9期）
徐永军：新中国70年国家政权建设的伟大成就——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一套制度体系、一种政治局面
70年国家政权建设成就辉煌，有目共睹，其中最根本、具有开创性和历史性的成就，可以用“四个一”来概括，即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一套制度体系、一种政治局面。
一条道路，就是成功开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一个理论，就是形成了加强我国国家政权建设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和积累；一套制度体系，就是形成了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一种政治局面，就是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大网，2019年09月19日）
包心鉴：“中国式的现代化”生动彰显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人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出发点和直接目的，就是在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基础上，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着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在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又极不平衡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尤其要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根本任务和核心内容。这正是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他明确指出，我国的现代化之所以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要“把标准放低一点”，在首先摆脱贫穷的基础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在此基础上，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它“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是造福十几亿中国人的伟大奇迹。——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理论学习)》，2019年7期）
陈杰：新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吸收与超越
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现代化是实现现代性的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属性，是对现代化过程的提炼、总结与结晶，又反过来不断影响和刻画新的现代化过程。这意味着，现代性既是现代化的本质性特征，又是现代化结果的产物，进而影响未来的现代化。与其他后发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经历了资本运动逻辑和劳动解放逻辑相互博弈相互运动的过程。中国的崛起需要借鉴全人类的文明精华，包括各国的国家治理经验与启示，但最终需要形成中国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也是最起中枢作用、最重要的“现代化”，既要承担起承接西方舶来的现代性、融合西方现代性的历史重任，更要超越西方话语体系中的现代性陷阱、找到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中国自己价值观的现代性的历史重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家治理》周刊，2019年10月第3期）
王炳林：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是70年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形成的科学思维
一是战略思维。新中国70年能够成功走过来，今天进入新时代继续发展，战略思维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党善于从战略上、从全局上、从整体上来分析和把握问题。二是辩证思维。所谓“辩证思维”，就是运用矛盾分析问题。在普遍联系和发展当中看问题，在复杂的表象背后抓住事物的根本。“辩证思维”既强调“两点论”，又强调“重点论”。“两点论”就是一分为二、不走极端、不搞形式主义，同时讲“辩证法”而不是诡辩论。重点论就是抓重点，要时刻清楚什么时候是重点、哪些问题是重点。要善于抓重点，分清主次。三是历史思维。古人讲“预知大道，必先唯史”。知道大的发展规律，历史是必修之课。要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做好历史的资政育人工作。——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观新闻，2019年10月18日）
郭广银：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必须辩证统一
在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必须辩证统一、协调发展。如果缺乏物的现代化作为支撑，那么人的现代化也不过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如果只重视物的现代化层面，就会出现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种种问题，而且人的现代化如果跟不上，就会成为持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巨大障碍。70年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告诉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前在继续推进物的现代化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人的现代化问题。要确保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创造更好的物质前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为人的政治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为人的现代化提供资源保证，同时以美丽中国建设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持续深入推进物的现代化，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和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崇高使命。——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院长（《光明日报》，2019年9月27日11版）
张云飞：群众路线是新中国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运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实践活动中，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将群众路线运用到了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创造性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工作，形成了国家治理的中国之道。以经济治理为例，我们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贯彻群众路线的经济治理思路：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问题向人民群众讨教，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问策，落实发展任务由人民群众发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这样，随着群众路线介入经济管理，就形成了经济治理的中国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治理》周刊，2019年3月第2期）
何雪松：寻找新的“合”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
近代中国就面临人心分散的巨大挑战，这是“分”的现实。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组织体系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组织起来，“合”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分”体现在家庭联产承保责任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化改革，这一时期的“分”给社会带来充分活力的同时遭遇团结的巨大挑战，社会矛盾问题突出。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标志着进而一个更加强调“合”的阶段，强调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组织，以及现在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从严治党，通过党领导和组织社会，寻找新的“合”力。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层面“分”的趋势仍在不断的继续，主要表现在：一是人群分层；二是人户分离；三是身心分隔，这需要系统、制度和心灵层面的整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10月15日）
王宗礼：现代化目标、民族复兴目标和理想社会目标的相互叠加是新中国70年现代化历程的基本规定
中国实质意义上的现代化道路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启的。7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现代化道路的初创期、曲折探索期、形成发展期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四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中国道路既不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苏联东欧现代化模式的照抄照搬，更不是对东亚现代化道路的简单复制。它的基本规定性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现代化目标、民族复兴目标和理想社会目标的相互叠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突出优势以及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现代化中国道路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二分法的理论，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西方价值观念和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因的理论，也是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人的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和突破。——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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