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对立，在更大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克服了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在体制上为有效协调微观与宏观经济目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造了基础。在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从制度上克服了私人利益与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对立，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更强劲的动力和更广阔的空间。这一制度优势具有严密而科学的理论逻辑，并在实践上切实转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突出表现在：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发展奇迹；具有独立发展国民经济的自主能力，经济保持稳健增长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更大程度地转化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理事长（《光明日报》，2019年12月13日11版）
张军扩：完善体制环境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在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现代化过程中，除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外，还存在“制度高墙”现象。该理论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制度的比较分析发现：当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不是很高，但当其想要突破人均GDP10000美元至12000美元的临界范围时，就需要比较完善的制度环境，否则很难翻越这堵高墙而进入现代国家行列。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目前已经接近了这个临界点，体制环境的优化对于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至关重要。
完善体制环境，要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按照“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要求，抓住主要矛盾和重大问题集中用力，以求取得实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日报》，2019年10月23日15版）
王炳权：高质量发展需要优良的制度环境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制度体系的完善，表现为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完备的制度框架内良性运转，不会因人兴事，也不会因人费事。高质量的发展亟需这样的制度环境。良好的制度环境带来的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生态，使社会成员、各行各业真正做到各得其所。发展主体只有在这样的优良环境下才能有发展的信心、创造的冲动。
在政治层面上，要继续严格确保“政出一门”，从制度设计上，消除政治分歧与政治争斗产生的土壤，打造一支讲政治、听指挥、廉洁高效的执政团队。在经济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发挥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各自长处，使其互为补充，需要在制度保障上有进一步的创造。——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人民论坛》，2019年5月上）
高培勇：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产业体系特征
从传统经济体系转型到现代化经济体系，资源配置方式的组合也要经历二维的转向。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二是市场和政府干预都要从简单方式转向复杂方式。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直接干预经济发展，可以集中动员全社会资本和劳动力资源，有助于后发国家快速推进工业化，实现起飞；此点既为经典发展理论所认同，也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政府主导+增长型政府+基础性市场机制”的模式推动形成了工业主导的产业体系，但也导致各产业内部效率较低、低端主导的格局。当资源配置方式组合为“市场主导”+“精巧的市场机制”+“公共服务型政府”，则可建立服务业主导且各产业内部结构高级化的产业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
剧锦文：必须按照降低交易成本原则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说到底就是一系列约束经济参与主体行为的规则，而衡量一个经济体制的好坏，首先要看它引起的交易成本高低。好的体制是能使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经济体制。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而言，尽管大体上与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是相符的，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我国的国有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民营经济的活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制约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为此，必须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按照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原则，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通过“放管服”改革，为民营经济创造更为良好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最大限度地释放市场主体的潜在能量，让经济体制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治理》周刊2019年10月第4期）
刘元春：以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治理是各种制度有机运转、有机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现有的各项制度要发挥其优势，并转换成有效的治理能力，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战略方向，要有配置各种资源的制度体系，还要有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的激励机制和文化体系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排在第一位的是国家发展战略，很重要的体现是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通过规划来统一思想、统一方向、统一行动，把各类资源集中起来，推动落实国家重大战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我们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此外，我们的产业、区域、就业等政策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上述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11月19日）
刘尚希：以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财税体制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国家治理视角下的财税体制改革应有新的观念和新的路径，特别是应在两级治理框架下整体协同推进以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主体和以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为两翼的财税体制改革，避免改革陷入“碎片化”；先进的制度需要先进的管理手段、工具与技术为支撑，因此，财税体制改革须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避免陷入“小马拉大车”、先进制度难操作的境地。财政要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作用，渗透和下沉到公共政策与管理之中，以资金管理为主线，统筹和协调公共政策与管理，使公共管理中的人、事、钱更加有效地匹配；财政要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支柱作用，需要财政政策上升为国家综合政策，以财政管理统筹公共管理，以财政政策协调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研究员（《国家治理》周刊，2019年10月第4期）
马建堂：为实体经济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
要在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上下功夫。我们要更加充分地调动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要实施最短负面清单制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的准入条件；要规范市场监管，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要公正执法，切实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要在优化政策上下功夫。利润率偏低是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促进各类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聚集，必须提高实体经济利润率。要通过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为市场主体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同时，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采取降准、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扩大直接融资、支持市场化创业投资加快发展等措施，破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经济参考报》，2019年07月17日A07版）
李鹏： 发挥市场在消费与产业有效对接中的“显示器”作用
当前，我国消费升级已经充分展现和发挥着对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的拉动引领作用，但是与创新驱动的发展要求相比，政府管制、政策调整和市场体系仍在改革和重建过程中，必须加快这一进程，才能更大程度激发我国巨大消费市场容量的潜在优势。一是要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加快完善科技和知识产权法律政策，激发创新主体的内在驱动力。二是要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在促进消费和创新中的作用，既要发挥政府在战略性产业领域的宏观主导作用，更要加快完善促进消费、扩大竞争、减少管制的微观市场体系建设，深度激发企业和居民自主发展热情。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充分发挥它们对市场经济天然的适应力、生存力，使其担当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主体作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人民论坛》，2019年5月中）
迟福林：以开放创新的突破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其突出特征是全球性开放创新。人工智能、5G通信、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集中突破，并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融合，推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构。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融合，更需要以提高创新能力为重点厚植创新引领发展的根基，增强创新引领发展的技术支撑，构建研发—市场一体化体系，形成支持、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全面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创新潜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经济日报》，2019年10月31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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