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没有条件硬上，怎能不形式主义
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看，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与顶格管理模式及其理念有关。所谓顶格管理，简单说来，就是一切按照上限进行管理的操作模式和理念。全部管理工作要求“四最”——“最全事项、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快速度”，也就是追求经济学讲的“最优化”。然而，实行顶格管理，追求最优化，是要有前提的。首先，需要最优条件；其次，要付出最高代价与成本。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最优化的前提条件和成本支付都难以实现。如果强行这么要求，就会造成包括形式主义在内的很多问题。顶格管理，一是会推高了管理成本，二是因缺乏操作的灵活性，会降低政策的适应性，以致各种工作就难以真正落实。明明做不到，又强制要求，于是现实中就只好应付，形式主义就这样出来了。或者按下面干部的说法，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逼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观察者网，2019年4月3日）
刘炳香：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现八种新表现
一是在提高政治站位上重表态轻行动；二是抓工作讲求套路不出思路；三是只清廉不勤政，奉行不贪不占不管不干的“四不主义”；四是不计成本打造中看不中用的“橱窗案例”；五是凭领导主观意志评优；六是常规问题层层签批无效率，重要问题层层不批无结果；七是滥用考核指挥棒；八是简单使用末位淘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8期）
黄宪起：当前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与我们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有关
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党面临的“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四种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宗旨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都会产生作用，构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得以延续和变种的诱因和环境。——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建》，2019年第11期）
张树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阻碍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光说不练，使改革空转，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阻碍。以文件落实文件、复读机式落实、复印机式改革，成就了一批“会议精、键盘侠”，那些敢打敢拼、引领潮头的实干家和改革家少见了。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需要增强改革动力机制，将“要我改革”变成“我要改革”。政策设计既要全面彻底，更要科学和精准，力戒“上下一样粗”，防止改革被稀释、被淡化、被形式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政协报》，2019年3月21日03版）
张紧跟：警惕“互联网+政务”中的形式主义
毫无疑问，基层是“互联网+”形式主义的密集发生地，任务层层发包、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层层加码。各级党政干部虽然“压力山大”但只能“惟上是从”地“群”来“群”往、“指”来“指”去。在一些地区，有些上级部门推广APP、公众号，划定一定的任务要求完成一定数额的下载、注册量，并且和年终考核、评价挂钩，有些地区甚至要求完成的关注量与区域户籍人口数基本等同。督查检查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重留痕轻实绩等问题，使得基层“形式主义”应对。——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公共治理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9年9月上）
张亚勇：找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难点、痛点与着力点
牵牛牵鼻子，打蛇找七寸。持续为基层减负，彻底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顽瘴痼疾”，必须找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难点、痛点与着力点。在精准考核上下功夫。根据工作需要和基层实际，科学设置检查考核指标体系，不搞“纸上论英雄”，减少对痕迹材料的检查考核，树立起崇尚实绩、鼓励实干的鲜明导向，引导干部把干出实绩、留下口碑当作最好的“留痕”，把精力和心思用在扎扎实实干工作上。在源头治理上下功夫。加强对检查考核的统筹规范，严控频次和总量，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突击检查”“临时动议”造成的检查考核频率过高、偏多偏滥现象，内容相近的检查考核能合并的就合并，能减少的就减少，力争做到少而精、少而准，最大限度地减少无谓重复劳动。在创新考核手段上下功夫。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手段，简化检查考核程序和环节，提高检查考核的时效性和精准度，提高检查考核效率，最大限度地减轻干部应付检查考核所造成的负担。——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委党校基地特邀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教授（《光明日报》，2019年12月12日02版）
周少来：基层工作的各项检查考核，更多是“体制内的形式化空转”
在层层加码、层层追责的行政化压力下，行政化下移趋势已经蔓延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作为基层民主自治组织的城市社区和乡村“两委组织”逐渐被“行政化”：其人员有其“工资待遇”、其工作实行“坐班制”，其主要工作是完成上级交办的各种任务等，而其代表基层群众自治的民主功能却存在衰减。这也导致基层工作的各项检查考核，更多是“体制内的形式化空转”，基层民众很少能参与其过程和监督。应通过体制改革，逆转行政化下移趋势，扎实完善基层民主的制度机制，改变乡镇政府“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行政化趋向，扩大基层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民主渠道和民主机制，加大基层民众对基层干部民主选举和民主评议的力量，让广大基层民众真正成为基层治理的组织化主体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导（《人民论坛》，2019年10月中）
雷鸣强：为基层减负，要解决“一阵风式考评”过多的问题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发展变化一般都是循序渐进的累积式发展和突飞猛进的跨越式发展相结合的结果，而前者是平常状态，后者是特殊状态。我们的工作既要集中突破，更要久久为功。这些年，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习惯了运用“一阵风式考评”来推动“一阵风式发展”，特别注重“集中突破”“跨越发展”。上级部门对基层单位的“一阵风式考评”看重表面的、显性的、当前的、外延式的发展，忽视深层的、隐性的、未来的、内涵式的发展。这样的考评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锦上添花”情有独钟，对“材料扎实”“模式新颖”“宣传到位”偏爱有加。这样的考评指挥棒助推了急功近利的粗放发展，助长了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给基层单位带来了“暴风骤雨般”的应对应付压力。为减轻基层负担，应更加注重潜绩考核，把看工作的“显绩”和“潜绩”结合起来，从注重“看得见的效果”“当前的效果”向更加注重“看不见的效果”“影响长远的效果”转变。——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委会副主委，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人民政协报》，2019年4月4日03版）
张俊：基层减负，应注重减负实效
一要层层抓落实，避免“文山会海”。具体工作不能靠层层转发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来开展，而是要靠人人少当“二传手”、多当“主攻手”，人人少当“会务员”、多当“勤务员”，担负起应尽的职责，将精简的文件精神和会议要求落实到日常工作中。二要步步重实绩，防止“过度留痕”。工作才开展，记录本上便大段铺陈；下基层调研，尚未了解到民情实意，合影照片就已赫然留存；督查考核汇报材料，包装精美崭新堆积。各单位各部门必须要从追求“实迹”，到追求“实绩”的转变，切实提高基层单位的运转效率，将压在“材料山”底的基层干部解放出来，提升基层干部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三要人人轻上阵，让督查考核“常态瘦身”。大幅度的督查考核“瘦身”，意味着上级机关要确保工作正常推进，就必须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督查考核“常态瘦身”，就是对业务不熟悉、工作不了解，对照督查清单“照单抓药”查资料的督查干部的有效“倒逼”，确保督查考核的质量和效率。——中共如皋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年6月24日）
赵秀玲：创新为乡镇干部“减负”的思维方法
为乡镇政府定位赋权，确立其根基性、重要性、主体性、独立性，这是为乡村干部减负的首要措施。第一，从制度甚至法律角度为乡镇政府定位，将其在行政体制中的基础地位确定下来，任何层级都不要忽略甚至无视其重要价值。第二，真正确保乡镇政府的权、责、利，使乡村干部有法可依，在职权范围内行政。目前，乡镇政府权小责大、无权无势、权责利的边界不清，这是导致其超负荷运作和不断被分派任务的漏洞所在。第三，提高乡村干部待遇，尤其要将优秀年轻干部下派到乡村基层接受锻炼。应该像下派乡村“第一书记”那样，让更多有才干、抱负、水平的年轻干部成为乡镇干部，要像重视县委书记那样重视乡镇书记，并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在全社会形成当乡镇干部光荣的氛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人民论坛》，2019年2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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