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何毅亭：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不是说党要“包打天下”“取代一切”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不是说党要“包打天下”，事无巨细什么都去管；党领导一切，并不是“取代一切”，也不是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上下左右一般粗”。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党的全面领导时多次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发挥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保落实作用，而不是包办具体工作。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学习时报》，2019年5月17日）
2.俞可平：政府创新的可持续关键在于其要素的延续与扩散
一些学者之所以断定，大多数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获奖项目已经不再持续，所凭据的主要是这些获奖项目的形式性存在，而没有聚焦于这些创新项目的要素。许多学者把“原创新项目的实质性要素，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上升成为国家的法律或制度，原创新项目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类创新项目判定为“死亡”，实际它们是在更高的程度得到持续。即使原来成功的政府创新项目，若要保持其可持续发展，不仅其存在的形式需要不断更新，而且其要素内容也要与时俱进，通过演化升华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1期）
3.陈曙光：用国外的理论来裁剪中国的实践，那就非常荒谬了
解读中国实践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国外理论解释不了中国故事。国外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中国头上，用它们来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进行格式化，用国外的理论来裁剪中国的实践，那就非常荒谬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人民日报》，2019年3月14日）
4.蓝江：在今天的数字时代，谁拥有更多的数据，谁就拥有更多的权力
在今天的数字时代，谁拥有更多的数据，谁就拥有更多的权力。与其说今天的西方代议民主制依赖的是现代理性主体的政治参与行为，不如说今天的政治已经成为各种大数字寡头势力的角力场，而少数的理性选民已经在他们的铁蹄下被压成了齑粉。西方代议民主制能否走出数字时代的困境，化解数字民主的悖论，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倚靠建立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利益制衡的契约共同体。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红旗文稿》，2019年第2期）
5.李忠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提升扩展和系统集成
在《决定》全文中，“制度”一词出现了222次，“治理”一词出现了83次，显然，这是《决定》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与此相关的，“制度体系”出现了16次，“治理体系”出现了29次，“体制”出现了43次，“机制”出现了76次。它们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进一步走向了系统化、整体化和规范化的高度；意味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作的大量探索、创新和成果，都纳入了这种系统化、整体化、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之中；同样，我们未来奋斗、努力、改革、创新的一个基础性、战略性任务，就是要按照《决定》的部署，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人民论坛》，2019年11月下）
6.周少来：基层干部“怕被网红”反映基层治理困局
基层干部“怕被网红”反映出基层干部对于“越被关注，责任越大、任务越重、监督越多、风险越大”的忧虑心理，同时也折射出基层干部“既想干事、又怕出事”，“因怕出事而不敢干事”的困局。对于此类治理困境，绝非下发一两个文件、喊几句口号所能解决，也绝非归因个别干部的作风素质问题所能解释。这就需要通过全面深刻的制度性体制机制改革，从根本上加以逐渐消除。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人民论坛》，2019年10月下）
7.方振邦：领导干部“部门化”是一种扩大了的个人主义
从根源上看，领导干部“部门化”倾向源于小生产者的自私性。他们一心为自己的小团体争利益，却不愿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解决难题。这种思想遵循一种孤立静止的思想方法，割断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的联系，看不到局部对全局的依存关系和事物发展的方向。表面上看来，领导干部“部门化”不是直接为了个人，但就其思想实质来看，是同个人主义分不开的，是一种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即小团体主义，是一种狭隘、自私的表现，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严重危害性。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人民论坛》，2019年7月下）
8.张权、杨立华：“局部空转”是一场“理性经济人”参加的“避责生存赛”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突破政府系统内部阻力，重塑单一制国家权威。然而，以常态化、制度化巡视为主要手段的负向激励，刺激了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官员的避责动机，促使其采取以“空转”为策略的避责行为。同时，基于多项条件和机制形成的“避责生存赛”进一步导致个体避责行为扩散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空转”现象。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导；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导（《人民论坛》，2019年12月下）
9.王炳权：中国政治哲学只有超越既有范式，才能获得自主性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中国政治哲学需要更加牢固地树立自主性思维。应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放性本质，建构对现实有规范作用的中国政治哲学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广大政治哲学研究者需要从对西学的亦步亦趋中解放出来，突破所谓“学术规范”的羁绊，推进综合创新，创造引领美好政治生活的政治哲学新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月刊》，2019年第6期）
10.韩庆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之治”来解决所谓的“恶”的问题
“中国之治”，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开始了，其实质，就是要把所谓的“恶”政府塑造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善”政府，把中国共产党锻造成深得人民拥护的强大政党。这里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党和政府掌握着国家权力和资源，如果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约束，权力就会出现任性并导致腐败，即呈现为“恶”。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努力以“中国之治”来解决所谓的“恶”的问题，全力把中国共产党逐渐锻造成一个深得人民爱戴和拥护的强大政党。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校委委员、一级教授（《北京日报》，2019年12月9日）
11.周庆智：中国基层治理改革是要改变传统社会治理的权力支配关系
中国基层治理改革是要改变传统社会治理的权力支配关系，将基层社会治理秩序建立在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的目标实现上。这就需要对传统的治理规则和基层体制做出实质性变革。因此，建构中国基层治理的基础性条件包括:一是社会自治权利的法律保障，即明确社会自治权利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不同层次的自治体之间的权利内涵和边界。二是重构主体社会。主体社会是基层治理转型的基础部分，它是个体与公共体制之间不能缺位的公共领域和组织形式。三是政府、社会、市场等领域的多中心公共治理主体的型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2.郑必坚：新时代，我们将迎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的战略机遇期
就国际大局来说，它将是一个同经济全球化向着新一轮（第四轮）发展相联系的战略机遇期；它将是一个同世界格局向着多极化发展相联系的战略机遇期；它将是一个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共同和平发展相联系、并同一批发达国家再发展相联系的战略机遇期；它将是一个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向上跃升相联系的战略机遇期；它还将是一个同个别大国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可避免走向相对弱势以至没落相联系的战略机遇期。
——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人民日报》，2019年9月18日）
13.苏长和：中国大国外交追求“天下为公”的国际秩序
中国大国外交追求“天下为公”的国际秩序，体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对更好政治秩序的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其避免了党争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干扰，为大国外交提供了更强的确定性和连续性；中国政治学中的政府观丰富了政府理论的内涵，中国政府内在的公道属性则界定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利益观、角色观和责任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8期）
14.杨宏山：通过多元互动模式创设政策议程会显著提升决策的理性和有效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政策议程设置经历了由权力精英支配转向多元主体互动创设的制度变迁，决策系统更加注重应用分散的知识，以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通过分析政策议程设置的制度变迁，可管窥中国改革的基本轨迹。随着国家推进“放权让利”，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扩大，企业家群体、知识精英在政策议程中的话语权提升。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专家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渠道不断拓展，互动平台建设走向制度化，互动机制趋于规范化。通过多元互动模式创设政策议程，决策者注重采纳多元主体掌握的新知识、新信息，包括一般性知识和特定情境下的地方性知识，显著提升了决策的理性和有效性。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国家治理》，2019年8月乙）
15.辛鸣：中国道路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人类情怀
当前，人类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问题上面临一系列共性问题。例如，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如何让发展成果惠及全社会，让全体人民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如何让制度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并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这些问题都作出了有效回应。正因如此，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人民日报》，2019年7月2日）
16.李滨：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转折的变化
世界在变化，而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一种怎样的变化，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在的内容。它的变化属于“事件时间”的变化，还是“转折时间”的变化，或者“长时段”结构的变化？应当说，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转折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是，旧的秩序呈现一定危机，一种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但这种力量并不足以使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属性转型。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新旧力量都会努力对世界秩序进行调整，力求使之更符合自己的要求。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学术前沿》，2019年4月上）
17.尚伟：走向多边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当今世界，虽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极端主义、排外主义等逆流依然存在，但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合作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需要各国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更需要各国共同面对和解决。任何逃避责任、规避风险等“独善其身”的企图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必将会损人不利己。出于谋求发展的目标，多边主义合作必然会逐渐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多边主义思想、多边主义机制、多边主义合作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是人类共同抵制和战胜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霸凌主义做法的必然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政治与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人民论坛》，2019年12月中）
18.颜晓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新中国70年的伟大成就就是最好证明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其深远意义在新中国成立70年历程中显现得愈益清晰深刻全面。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在中国大地放射出灿烂光芒、生长出丰硕果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历史高度。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新中国70年的伟大成就就是最好证明。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光明日报》，2019年9月11日）
19.谢志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兼顾变革与稳定，不能照抄照搬别国模式
通常来说，变革与稳定是矛盾的。变革意味着平衡被打破，稳定意味着平衡的形成。没有变革，事物不能发展；没有稳定，发展缺乏基本前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不断变革中保持稳定，又在保持稳定中不断推进变革，实现二者有机统一，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从根本上说，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完全正确，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巨大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确保国家得到有效治理，有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成为社会稳定的根本政治保证。同时，我们党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激活发展动能，为变革与进步提供强大动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人民日报》，2019年8月9日）
20.贾立政：复兴是新时代的主题词，新时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复兴并不是新词，为复兴而奋斗并非始自今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复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以贯之的鲜明主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实践的主题，我们今天的时代就是要实现复兴的时代，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领袖之志在此，全党之志在此，人民心愿在此，新时代的主题词也理所当然要落在此。
——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人民论坛》，2019年10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