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傅才武：技术的颠覆式创新推动文化领域进入“奇点时刻”
当前我国文化领域总体上进入第四个技术阶梯，已从“量变过程”转向“质变过程”。这一阶段不同于前几个阶段的特殊之处在于，技术的颠覆式创新推动文化领域进入“奇点时刻”，即文化生产关系从渐进变革一步踏入颠覆性创新，传统的文化行业部门从管理结构到内容、形式和手段进入全方位的创新裂变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与前一技术阶段相比，将会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完成，体现为一种全行业的从未有过的“剧变”，从历史过程看，即是一种历史性大变局。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11月9日）
32.师曾志：以“跃读”经典为途径回归阅读的应有之义
阅读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应在于善己、善人、止于至善。“跃读”经典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后现代思潮在打破元叙事和元话语的权威时，也凸显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异质性，个体获得自主性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处于失去原有生活目标和信仰的危险之中，新价值体系亟需建立，修身修己迫在眉睫，这正是阅读经典传播的意义所在。经典作品通过历史的选择，能够为个体提供丰厚的精神食粮，这是快餐式的网络阅读所无法提供的。
——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人民论坛》，2019年9月下）
33.邹振东：年轻人“假精致”表现为“超消费”，却源于对文化的“跳认同”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都存在一种超越自身原有阶层的现象，但两种超越对认同跨度的容许区间却大不相同。如果不切实际、不着边际，就会出现“跳认同”。这种跳跃式身份认同，是“假精致”社会病的最直接原因。一个人将自己归属于社会地位稍稍高一点的那个阶层，并偶尔或局部地按照那个阶层的标准进行消费，使自己的生活比原有阶层的平均值更加精致一些，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硬要把自己定位在比自己身份高出很多的那个阶层，就会把自己身心掏空。所以，归根结底，“假精致”这种社会病不是一些年轻人心理出了问题，而是他们的身份认同出了状况。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人民论坛》，2019年11月中）
34．姚林青：“国潮”热背后不仅是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崛起，更是中国情怀、中国自信的彰显
“国潮”的迅速火爆看似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其实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背后有着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动因。“国潮”的兴起，是中国人从满足温饱、看重产品的实际使用效果的消费偏好，转向注重品质消费的必然结果。“国潮”热标志着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高品质国货赢得了市场，中国制造已经进军全球中高端产业链，“中国速度”正在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实现了成功起跳。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人民论坛》，2019年12月中）
35.范玉刚：发展数字文化产业需要“科技+”与“文化+”协同创新
数字文化产业是“互联网+”及其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其在本性上是技术思维，而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意和文化价值（包括版权），其在本性上是文化思维，是文化与技术的时代性融合。发展数字文化产业需要“科技+”与“文化+”协同创新，它既需要平台的整合与垂直分发能力，更需要文化的集成与价值的提炼与创新，旨在使技术与文化（艺术）保持适度的审美张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博导（《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36.匡文波：“知识网红”既带来了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繁荣，也具有社会价值塑造的局限和隐忧
“知识网红”的作用是使专业知识全民化，其扮演的是高深知识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译者角色。在知识的创造、分享与被接纳中，“知识网红”实现了自我价值，带来了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繁荣。同时，“知识网红”繁荣的背后是“网红经济”的繁荣，贯穿其中的依然是商业逻辑，遍地开花的“知识网红”中，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知识”，又能创造多少真正的价值，还有待考量。在“知识网红”一片红火的表象之下，是真正的知识还是资本的泡沫，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人民论坛》，2019年9月下）
37.马振清：正确认识和处理立足民族与面向世界的关系成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内涵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正确认识和处理立足民族与面向世界的关系成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立足民族，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不动摇。另一方面也要面向世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进来。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人民论坛》，2019年6月上）
38.项久雨：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理论的历史生成，要求自主建构、解释有力、利益代表广泛、引领道路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理论一直面临着“依附”困境，即中国理论的自主建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自主性、解释性、代表性、引领性的缺位，使得中国理论的建构步履维艰。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与现代化中国道路发展不相适应的理论诉求，最终都将走向幻灭。由此可见，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理论的历史生成，要求理论自主建构、理论解释有力、利益代表广泛、引领道路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出场顺应了中国理论自主建构的历史需要。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为广泛的传播从来都不是以他者的面孔来面向受众的。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39.张明新：5G时代知识付费产品需实现由“平面媒体”向“沉浸式媒体”的转变
经过数年时间，知识付费产品的发展已形成完整体系。在5G时代，知识付费产品应加快对VR/AR技术的应用，实现由“平面媒体”向“沉浸式媒体”的转变。在5G时代，付费用户在接收知识内容时，不再是接触单一的语音或文字，而是沉浸于虚拟场景，实现“身临其境”的多元感知。知识付费产品的运营模式也应拓宽和加深，实现从平面化向垂直化、多维化和专业化的转型，构建模拟知识场景，增强用户沉浸感。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人民论坛》，2019年12月上）
40.郭永虎：重塑公共阅读空间应构筑“复合型业态”的文化场所
对实体书店的定位不应仅局限于卖书，其更应成为文化潮流的引领者和城市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书店应谋划具有创意的空间布局，使其成为一个获取美和新知的场所。实体书店应与其他产业建立跨业态融合模式，构筑“复合型业态”的文化场所，增加优秀文化的传播力。在社会身份定位方面，新型实体书店还要承担社会责任，根据构建全民阅读氛围、建设书香社会的要求，扮演好实体书店市场主体角色。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人民论坛》，2019年12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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