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
人口红利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因
蔡昉：经济史表明，当人口转变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降低的阶段，人口因素有利于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带来人口红利。随着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开始加速消失。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持续提高，迄今已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减弱。随着新成长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力素质改善的速度也放慢了。同为经济增长减速，中国需要从人口转变特征去理解。2012年减速之前的增长速度与有利的人口因素密切相关，之后经济减速的原因，在于人口因素不可逆转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比较》，2019年第二辑）
“后来者优势”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因
林毅夫：人口是个慢变量，经济增长减速是短期内发生的，两者并不同步。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跟技术差距，来取得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它的成本跟风险就会比发达国家自己发明低多了，这样就有可能比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更快，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后来者优势”。中国能够经济发展这么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中国过去依靠后来者优势，经济增长迅速，这种后来者优势到底还有多大？后来者优势不在于已经用了多少年，而在于跟发达国家还有多少的技术差距。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形势报告网，2019年11月24日）
62.少数官员拒绝提拔
干部拒绝被提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政治威信
王立峰：少数基层干部拒绝被提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政治威信，产生坏的社会影响。其一，行为人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淡漠，已经触碰了党规党纪的底线。其二，行为人公然违抗党组织的决议，无视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要求必须坚决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章同时也保障了党员可以享有请求权和申诉权，党员“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其三，行为人拒绝组织的提拔任用，也挑战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权威性。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导（《人民论坛》，2019年11月上）
对考察过程中干部“超前处罚”，属于问责泛化
唐皇凤：少数基层干部因拒绝被提拔而被问责，表明基层党组织的用人工作存在诸多纰漏和失误，有损党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一方面，少数基层干部拒绝被提拔暴露了党员干部管理工作简单粗糙，对党员干部思想状况、现实困境关心关爱力度不够，盲目要求“舍小家顾大家”，而且也没能及时通过交流沟通挽救原本考核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提拔干部一般需要分析研判和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和任职五个环节，组织干部考察不属于党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的“决定”，考察形成的材料仅仅是“决策参考”，对考察过程中干部的“拒绝表态”进行“超前处罚”，属于典型的问责泛化。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人民论坛》，2019年11月上）
63.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
人脸识别不合法
蔡斐：根据现行刑法规定，不经同意而非法获取，或者将合法取得的个人信息出售或提供给第三方，此类行为均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脸识别的法律边界确实值得充分厘清。但是，我们在人脸信息获取这第一个环节就出了问题，也就是收集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对收集的主体、目的、方法、范围与程序等问题，完全没做任何限定，也没有对违规收集或使用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西南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主任（《新京报》，2019年11月7日）
人脸识别提高整个社会运行效率
刘德良：技术是中性的，需要管住的是使用技术的人，对于人脸识别技术不能消极看待，否则对于科技进步是一种阻碍。有些时候，人脸识别的负面性被过度炒作了，现在人们容易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影响，从而对类似人工智能这样的先进科技产生非理性思考。人脸识别技术的本质是存储人类面部信息，从而进行精准有效的身份验证。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能提高整个社会运行的效率，并不会对人们造成什么伤害，真正威胁到个人信息安全的是对于人脸信息的滥用。
——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制日报》，2019年11月28日）
64.中国是否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尚未进入“低生育率陷阱”
翟振武：中国目前并没有掉进“低生育率陷阱”。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达到国际学术界认为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1.5以下）。从全球范围看，中国总和生育率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欧洲的平均生育率是1.6，而加拿大是1.57，日本是1.4，美国是1.88。然而，低生育率是一种全球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广州日报》，2019年4月1日）
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
梁建章、黄文政：近年持续走低的一孩生育率说明，中国目前生育主力90后的生育意愿已大大低于之前代际的妇女。从2018到2028的10年间，22-30岁的育龄高峰期妇女将萎缩37%。由于长期一胎化政策的潜移默化，中国城市已把生育一孩当成了默认选择，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也意味着，在中国一孩生育率与东亚其他地方看齐的情况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未来只会更低。
——携程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网易研究局，2019年4月15日）
65.14岁刑责年龄线
刑责年龄应降至十二周岁
罗翔：可以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至十二周岁。十二岁的孩子对于是非对错已经存在基本的认识，很难说他们不知道杀人是一种严重的罪行。民法总则已经将原《民法通则》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从十岁下调至八岁，这正是考虑了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刑法也不能固守法律的逻辑命题，而必须迎合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澎湃新闻，2019年10月26日）
不能因为个案而改变整体的入刑年龄
皮艺军：一味降低刑责年龄没有尽头，一关了之也容易造成单一化一刀切执法。不能用少数案件进行全局性判断，而要用实证性研究对未成年犯罪案作专业分析，可借鉴国外“恶意补足年龄”条款，即如能证明未成年有明确主观恶意，则可补足年龄差距，推定其为有刑责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央视新闻，2019年11月3日）
66.网络时代的知识付费
资本介入知识生产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荣跃明：在知识付费形态当中，由于知识生产者门槛的降低，传统视域下具有确定性的知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传统权威的解构是明显的，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它导致了权力的分散以及转移。但是另外一方面，知识付费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由于有了资本的介入，可以极大地推动我们的知识生产，但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资本有它自身的局限，它必定会利用资本的这个强势，采用很多的手段，来进行垄断。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7期）
知识付费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商品化，其本身并不包含特别负面的损失
刘擎：网络时代知识付费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商品化，其本身并不包含特别负面、甚或不可逆转的损失，正如你们所批判的那样，商品化就意味着可能要迎合需求，知识在政治社会公民的社会化以及人类精神的再生产中十分重要，当网络时代的知识付费抢夺了教育本身的功能时，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对它提出一些伦理要求。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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