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心理健康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内容，是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综述43项有关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得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各类人群，包括军人、大学生、工人、教师、医护人员、中学生等心理健康水平变迁趋势，以期基于研究成果，为改善各类人群心理健康的政策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心理健康 心理变迁 社会变迁 SCL-90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经济社会发展最终要落实到人民的幸福上，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所追求的中心目标。因此，我们要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其中包括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内容，是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关乎人民自身福祉与经济社会发展。
人的心理健康及其他心理指标在一生中会不断发生变化，不仅随个体年龄增长而变化，也会随着时代而变迁。单看一个人的心理，我们很难得出个人心理是随着年龄在发展，还是社会变迁使然。如果把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相比，就能看到每一代人的心理各有不同特点和风貌，这种代际差异就是心理变迁的体现。简言之，在社会变迁背景下，心理也会变迁。认识到心理变迁的存在并非难事，能准确测定、量化这一变迁过程却不容易。
心理变迁研究的难点主要在于方法层面。考察心理变迁最直接的方法是对每一代人做各种心理指标的测定，并逐年追踪以确定变迁趋势。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一直缺乏大样本的、长历史时段的心理追踪监测。一方面，每一个当下都在不断成为过去、成为历史，我们通常难以在出发的时候，就设想好对某个历史进程做全程追踪研究。另一方面，即便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这种大型追踪调查，其工作量、经费需求非常巨大，非单个学者可为，需要国家重视，并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此事。
虽然没有大型追踪数据库可用，但研究者每年会发表大量调研成果，总结对某一或某些人群一些心理指标的测试结果。由此，一个可能的思路是首先搜集到历史上各个时间点使用同一种方法或工具（如心理量表）获得的关于同类人群心理指标的数据或文献资料，然后将这些文献按照时间顺序连缀起来，形成关于历史的横断取样，这就是横断历史研究方法，它是一种对研究文献量化的再分析方法（也称“元分析”）。虽然以往研究在某个时间点上取样调查时都无意于考察心理的变迁问题，但我们可以“事后追认”这些单个的研究为对历史的横断取样，从而综合众多已有研究成果，获得心理变迁的动态轨迹和变化趋势。2008年我们首次引入了这一研究方法①，为开展中国人心理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此后的10余年间，不仅我们课题组，众多心理学同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都在使用该方法探讨心理变迁。其中，对各类群体心理健康的研究最为集中，下文对已经发表的43篇有关心理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成果进行再次综合分析，试图描绘我国各主要人群在各类心理健康指标上的变迁规律，揭示40年来中国人心理健康变迁的总图景。
40多年来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已有的43项横断历史研究所用数据的取样时间跨度各不相同，时间起止点也有差异，最早的调查数据来自1978年，最新的数据截止到2017年（见表1）。它们分别关注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人群心理健康指标的变化轨迹。表1中给出了d值这个统计量反映每项横断历史研究中某一心理指标在终点年的得分相比起点年得分的变化程度（终点年得分减去起点年得分的差值，再除以历年数据的平均标准差），d值为正数时表示得分上升，d值为负数时表示得分下降；d值绝对值的大小代表了得分变化的程度或效果的大小，根据统计学家的建议，d值为0.80属于“大效果量”，0.50属于“中等效果量”，0.20属于“小效果量”，每个研究具体所得d值可根据最接近的类别来描述。下文综合这些横断历史研究结果，分别在病理性层面和情绪体验层面刻画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变迁趋势。
病理性层面心理健康的变迁
心理健康首先意味着“没有心理疾病”。如果在某一测量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症状的量表上得分较低，就意味着心理健康水平较高。例如，“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测量了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等9类心理问题，在每个类别上得分越高，说明该症状（除了情绪体验问题，其中更多涉及到各种生理性表现）越严重，心理越不健康。该量表使用范围极广，有30多项横断历史研究所分析的文献都采用SCL-90测量心理问题多少，测量对象包括军人、农民工、教师、医护人员、大中学生等群体。
第一，军人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不断提高。表1中的第1到3项研究得到相似结论：军人（包括一般军人，也包括新兵和高原军人等特定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从1990到2013年之间变得越来越好，尤其是抑郁、人际敏感和偏执等心理问题的改善十分明显。军人的工作生活环境较为封闭，军队系统与地方社会相对独立，因此其心理健康水平不宜受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影响，却与当年国防经费数量、军费占GDP比值的增加量密切关联。此外，军队系统对军人心理卫生服务和保障等工作的改进是重要促进因素。然而，第4项研究指出，军航飞行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在1991~2004年间呈上升趋势，2004~2013年间却转而下降，这可能与2004年后该群体在军事现代化改革下训练任务加重有关；第5项研究同时考察了军航和民航飞行员，也发现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四类心理问题得分随年代大致呈上升趋势，尤其在2004年后上升明显。
第二，农民工、煤矿工人等工人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转。表1中的第6项研究针对农民工得出的结论是，该群体自1995年开始的17年间，各种心理问题都在减少，其中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和偏执等指标的改善较为突出。这一积极变化可能与近年来农民工权益维护和社会保障系统不断完善，尤其是农民工就业形势的好转等因素有关。例如，近些年来，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率明显减少，而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的参保率却在提高。一些农民工集中流入城市已逐步实施积分落户政策，为农民工的身份转换提供了途径。更重要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较以前大为提升。第7项研究显示，煤矿工人在2007~2014年间，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敌对等心理问题连续减少。这可能得益于近年来我国采矿装备及采煤技术的大幅改进，极大改善了井下工人的作业环境，减轻了其劳动负荷。然而，针对铁路工人的研究（第8项）发现，从1988年到2009年间，其心理健康保持平稳，没有明显变化。
第三，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水平有小幅下降。第9、10两项研究都表明，医护人员在过去30余年里心理健康水平呈现小幅下降趋势。第9项研究表明，历年的注册护士数、医疗机构诊疗人数、医疗机构入院人数能够预测当年护士在SCL-90的9类心理问题上的恶化程度。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医院长期存在护理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其工作量较大。随着老龄化加剧以及人们对诊疗期望程度的不断提高，医护人员心理压力增加。然而，第11项研究发现，ICU（重症监护室）护士的心理健康水平呈提高趋势，其成因有待考察。
第四，各类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下降。第12至21这10项研究一致发现：教师群体，无论是幼儿教师、中小学教师，还是高校教师，均表现出心理健康水平逐年下降的趋势，抑郁、焦虑、偏执、强迫、精神病性等方面心理问题明显增加，尤其是农村教师心理问题增加幅度特别巨大（效果量d都在2.00左右），虽然个别心理问题指标或个别年代区间并非如此。这可能与教师职业性质和职业压力的变化密切相关。教师的教育效果取决于学生以及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工作效果的可控性差，但教育行政部门与社会却用统一的绩效指标来考核；“百年树人”的教育大业需要在较长的周期内计算投资回报率，但是现实的考核周期却是按学期、学年进行的；育人需要大量情感付出，但对教师的评价往往只计量外显成绩，而看不到背后“无价的”情感付出；对教师的职业资格和学历水平要求很高，但其收入水平却远低于同学历的其他职业群体；即便学历很高，很多到农村地区工作的教师，物质和文化生活环境与城市和其他职业相对差距有增无减。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教育和教师的期望不断提高，教师与很多行业职业的收入差距却在加大，这无形中增加了其职业压力，让他们成为心理疾病和心理问题的易感人群。总之，教师已经成为各类职业人群中心理健康状况随年代恶化趋势最突出的群体。只有1项对高校辅导员心理问题的研究（第22项）显示，这个教师群体的各类心理问题在2004年之后的12年中总体呈小幅减少趋势。
第五，中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第23到25项研究显示，自1990年以来的20余年中，中学生总体以及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躯体化、焦虑等心理问题比较突出。如同第23研究认为的，这一变化趋势与被调查之前5年的一些负面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如离婚率、犯罪率、失业率）有关，这说明社会变迁对中学生心理健康产生了滞后的负面影响；此外，如上所示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也不利于学生心理健康。然而，第26项研究显示，单独考察初中生时，他们在1987至2013年间心理问题变化不明显，没有增加趋势。由此推理，可能中学生中的高中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趋势更明显，第24项研究确实证明高中生的降幅更大。
第六，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提升。第27至34这8项研究一致显示：1986年以后的30多年里，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逐年提升，尤其人际敏感、抑郁和敌对等方面问题改善幅度较大。这一结论适用于所有大学生，也包括少数民族大学生、贫困大学生、农村大学生、医学生、研究生、高职学生等特定群体。据第27项研究解释，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总体向好的趋势得益于近年来不断加强的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如专门设立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和辅导人员，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课程，加大校园心理健康宣传力度等。同时，大学校园属于较为封闭的环境，屏蔽、缓冲了来自社会环境的压力和冲击，能减少大学生的心理不适感，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情绪体验层面的心理健康变迁
心理健康不仅表现为没有心理疾病或更少的病理性问题，还表现为较少的情绪性问题，如焦虑、抑郁、孤独的体验较少。除了“90项症状自评量表”外，其他一些测量工具能反映不同人群这种情绪体验层面的心理健康状况。例如“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可考察个体被环境事件影响而产生的即时性焦虑水平（状态焦虑）和作为性格特征的稳定的焦虑水平（特质焦虑）；“交往焦虑量表（IAS）”和“考试焦虑量表（TAS）”分别测量人们在与人交往和考试场景下体验到的焦虑和紧张程度；“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抑郁自评量表（SDS）”和“UCLA 孤独量表”可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抑郁情绪和孤独体验。这些量表所测量的焦虑、抑郁和孤独等，更偏重当时人们体验的负面情绪状态，而不像“90项症状自评量表”那样偏重病理性症状（主要是生理性表现）。人们在这些负面情绪体验上的得分越低，同样说明心理越健康。
一系列横断历史研究均显示，各类人群的这些负面情绪体验均在不断增加。军人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平从1991年到2011年不断提高，而且前者升幅大于后者（第35项）。大学生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水平从1993到2009年也表现出与军人类似的增加模式（第36项）；此外，大学生的社交焦虑、考试焦虑、孤独感都有不同程度增加（第37至39项）。研究还发现，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中学生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上的得分都有明显增加（第40、41项）。自20世纪90年代末，老年人群体的抑郁和孤独感也都在增加（第42、43项）。
综上可知，军人、大学生、中学生、老年人的焦虑、抑郁和孤独感这类负面情绪体验都随着年代在增加。这些体验虽非病理性的，但其增加反映出这些人群在情绪体验层面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所下降。这些负面情绪体验对环境的变化较为敏感，更容易随着一些负面社会指标的增加而加剧。例如，社会迅速转型、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会给各个群体带来普遍性的焦虑；人际联结的衰落、社会支持的减少会给人们带来孤独体验；对环境的不适应，加上焦虑和孤独的累积，会引发抑郁体验。
如何认识“喜忧参半”的结果
通过总结已有的43项横断历史研究，关于中国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变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病理性心理问题层面，军人、大学生、工人（农民工、煤矿工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在过去几十年明显改善，而教师（无论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医护人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则在下滑；在负面情绪体验层面，军人、大学生、中学生、老年人的焦虑、抑郁和孤独感普遍上升，即这种情绪体验层面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普遍下降趋势。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和认识这一“喜忧参半”的结果呢？
首先，要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解释心理变迁。总体而言，在我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剧烈变迁。社会变迁本身就会增加心理适应的难度，增加心理压力，带来更多焦虑、抑郁、孤独感等负面情绪体验，甚至致使一些人群的病理性心理问题症状增加。有研究者（Lauer和Thomas）在1976年调查美国人和英国人后发现，他们的个体焦虑水平与其生活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与知觉到的整体社会变迁速率有显著正相关②。社会变迁越快，个体就越需要不断调整自己适应这种变迁，由此带来了更高的焦虑水平以及各种情绪问题。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环境的迅速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价值观的冲突，这些都可能造成人们的适应困难，带来巨大心理压力。此外，社会变迁本身也包括一些负面社会问题的增加。例如，随着城镇化和家庭规模的缩小，人们更多生活在一个陌生人世界中，得到的人际支持会减少；又如，收入水平的分化、离婚率上升都对个体构成了一种压力。
其次，各类人群面临的不同“小环境”（或行业环境），对心理健康变迁有不同影响。一方面，某些人群特定的小环境对心理健康有保护作用。军人和大学生群体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独立于地方社会的环境中。随着我国经济实力提升，国家对军队和高校投入大幅增加，使这两个系统得到了更好发展，从而保护了军人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使其免受地方社会的负面特征影响；而且这两个系统，可能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最好的地方。工人群体（如农民工、煤矿工人）的心理健康改善可能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作环境改善，以及就业市场好转带来的工资福利提升。然而，另一方面，教师和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却在恶化。这两个群体的工作对象都是人，要么是培养人，要么是救助人，其情感付出和工作耗竭程度较高，而且往往被公众舆论作了“道德绑架”，总是拿所谓“师德”和“医德”来苛责他们，而没有重视其巨大工作压力和较低工资福利之间的不匹配。
最后，军人和大学生在病理性问题和负面情绪问题上存在不同变迁趋势。综合以往这些横断历史研究，可以看到一个表面上矛盾的结果：军人和大学生在SCL-90所测的各种病理性症状上得分逐年减少，而用其他量表所测的焦虑、抑郁、孤独感这类负面情绪体验却在增加。也就是说，这两个群体的极端心理问题相较从前在减少，但日常的不良情绪体验却有增无减。这个看似矛盾的结果在多项研究中得以确认，还是比较确切的，然而这一“谜题”的原因还有待研究。
我们在国内率先引入了横断历史研究方法，并开展了最早一批有关中国人心理健康变迁的研究（如表1的第23、27、36以及39至41项研究），此后这类研究迅速增加，由此，本文得以总结众多研究，以概览中国人各群体心理健康变迁状况。这些研究使得我们可以基于定量数据确定各类人群心理变迁趋势，从此，我们不仅可以每年确定并公布GDP、人口出生率等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还可以确定心理指标及其变迁轨迹。这样就可以准确研判心理变迁形势，作出预测和预警，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各地政府、各相关行业应在了解、把握群众心理健康变迁的基础上，切实做好心理健康服务。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指出“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 2016年12月国家卫计委等22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就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做出专项部署。如今“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逐步成为现实，在物质富足的基础上可将心理健康、生活幸福作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加强对各类人群关键心理指标的横断历史研究及追踪监测研究，基于研究成果制定改善各类人群心理健康的政策体系。具体而言，结合我国各类人群的心理健康变迁趋势，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应注意如下四点：一是就战略定位而言，不仅要关注个体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更要根据心理健康变迁的整体趋势做好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宏观政策规划和设计。二是就服务内容而言，既要重视病理性心理问题的治疗，又要重视情绪层面的心理健康问题疏解，还要注意积极心理品质的提升。三是就服务对象而言，鉴于各类人群的心理健康变迁趋势不同，要根据人群特点挖掘问题成因，做到分类施策。四是就服务策略而言，要重视心理问题本身的解决，更要重视其背后的宏观社会变迁因素影响以及相应人群或行业的小环境营造，力求标本兼治。
（作者分别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华女子学院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的心理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6AZD057）成果】
【注释】
① 辛自强、池丽萍：《横断历史研究： 以元分析考察社会变迁中的心理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②Lauer, R. H., Thomas, 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change. Human Relations, 1976, 29(3), 239~248.
责编/常妍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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