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对外政策实践中的双重标准在安全、经济、政治等领域屡见不鲜，其动因在于追求绝对的单边霸权利益、信奉“美国例外论”及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美国日益加剧的双重标准正在破坏全球稳定，冲击国际秩序，造成世界动荡，成为世界分化和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双重标准 国际秩序 霸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2019年11月27日，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由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经参众两院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此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曾将香港的示威游行称作“美丽的风景线”，多名美议员和高官也公开发表了支持暴力示威者、谴责香港警队执法的言论。然而，2019年5月以来，作为美国传统后院的拉美地区国家洪都拉斯爆发反对教育和医疗私有化的大规模抗议，政府调动军队镇压，美国却不但不谴责洪都拉斯政府，反而呼吁抗议者停止暴力，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发言人更是声明称这种暴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将会“把肇事者绳之以法”。同样是政府与暴力分子的对立，在美国的评价体系中，抗议者有时是“英雄”，有时却是“暴徒”。这种以双重标准对待类似事件的做法，在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实践中屡见不鲜，表现在安全、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其动因在于追求绝对的单边霸权利益、信奉“美国例外论”及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美国日益加剧的双重标准行为正在破坏全球稳定，冲击国际秩序，加剧世界动荡，成为世界分化和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
美国在多领域肆意推行双重标准
美国以霸权心态看待各国的军事现代化发展。美国投入大量资源，发展本国的绝对军事优势。2018年美国军费支出高达6490亿美元，几乎是全球军费开支第二到第九名的总和，2019年美国国防预算更是高达7160亿美元。美国宣称，本国的军事发展旨在“以实力促和平”，其绝对武力优势和庞大军事投入是世界和平的保障。美国鼓励和帮助盟国的军事现代化发展。2008年以来，美印已签署超过15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印太战略”出台后，美国将印度视为地区安全合作支柱，美国时任防长詹姆斯·马蒂斯于2018年6月表示，美国将提升与包括印度在内的盟友“在武器装备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能力”。2017年，美国与沙特签订了1100亿美元的巨额军售协议，助力沙特常规力量军备水平大幅提升，还为沙特提供改进的指挥和控制网络，帮助沙特军队提高整体作战效能。对于北约核心成员法国，美国更是多次敦促其增加军费开支，以达到北约军费标准。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发展则被美国视作“威胁”。在2019版《中国军力报告》中，美国看待中国的军事建设的方式明显带有“威胁论”基调。例如，美国拥有500余处海外军事基地，却在报告中强调“中国寻求建设海外基地”；美国选择性地评价南海各国岛礁建设的历史事实，以维护所谓“自由航行权”为由屡次派遣军舰进入南海海域，加剧南海军事化争端，却大肆强调“中国在南海进行军事化建设”。同样，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为美国所忌惮，美国不断渲染其军事发展对欧洲和美国本土的威胁。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8年美国军力指数》报告中，俄罗斯的军力提高被称为“攻击性举止”和“威胁”，并称俄罗斯有能力“摧毁美国”。显然，美国在看待其他国家的军事现代化建设时带有霸权心态，极力维护以绝对军力为基础的霸主地位，反对甚至遏制别国的国防建设。
美国以实用主义态度看待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严重影响世界的安全和稳定。美国将恐怖主义定义为“亚国家集团或秘密代理人攻击非战斗人员的蓄谋的、具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这种行为通常是为了影响公众”。但在反恐实践中，这一定义似乎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恐怖组织，美国判定“谁是恐怖分子”的标准常常令人困惑。例如，美国认定由土耳其库尔德人组成的游击队组织库尔德工人党为恐怖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库尔德工人党开始进行城市恐怖主义活动，包括汽车炸弹袭击、射杀平民、暗杀、暴动、绑架等，2015年以来该组织已造成了1200多名土耳其安全官员和平民丧生。然而，与库尔德工人党性质极为相似、极端化趋势明显，并存在射杀战俘、清除异见人士、吸收童子军等极端行为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不仅没有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反而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东突”组织是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主导了2009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7·5”打砸抢烧暴力恐怖事件以及近年来在新疆发生的系列暴力恐怖案件，对当地各族民众的生命、财产、正常宗教信仰自由等造成了严重破坏。显然，这一集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于一身的组织完全符合美国对恐怖组织的定义。然而，美国不仅没有谴责“东突”势力，反而长期对其进行资助，甚至对中国政府在新疆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横加指责，篡改新疆历史与事实，着意抹黑中国政府形象，为分裂中国炮制依据。
美国国内出台大量补贴政策，却反对他国补贴产业。在经贸领域，美国频繁指责别国的产业政策，认为政府补贴违背市场经济规则，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2019年4月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欧盟补贴空客给美国造成了超过11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对空客的补贴对美国产生了负面影响，欧盟多年来一直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为此，美国正式对价值75亿美元的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作为欧盟补贴空客的报复。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也总是指责中国对高技术产业的政策帮扶，以加征高额关税相威胁，要求中国放弃产业补贴。在反对他国补贴措施的同时，美国国内却出台了大量产业补贴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曾推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用超过4000亿美元资金直接救助金融业及汽车行业。2009至2018年，美国共实施了597项产业补贴政策，其中包括税收减免、财政补助、优惠贷款等直接补贴，也包括公共采购本地化、劳动力本地化等间接补贴，以维持美国农业、高技术产业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在上文提到的大飞机制造行业，美国反对欧盟补贴空客，自己却也大力补贴波音。2004年美国以欧盟向空客提供非法补贴为由向WTO提起诉讼后，欧盟反诉美国补贴波音公司，统计出1992年至2004年间，美国政府向波音公司间接提供了230亿美元间接补贴。由此看来，美国自诩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守护者，却并不希望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中平等地获益，反补贴并非维护市场规则，而是遏制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的手段。
美国一边热衷干涉他国内政，一边指责别国干预其选举。互不干涉内政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础和主要原则之一。近年来，美国经常指责他国干涉本国内政。2016年美国情报系统指控俄罗斯对美国总统选举进行了一系列干预操作，并以此为由在其后两年制裁了多个俄罗斯实体和个人。2018年9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责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却没有出示任何证据。然而，美国以多种理由干涉他国内政的证据却数不胜数。1993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道主义”为由对南联盟发动空袭；2003年美国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利用非政府组织干涉中东政权更迭，煽动“阿拉伯之春”；资助和支持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2019年11月21日，针对中国指责美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声明，美国国会参议院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属于美国内政，中国不应干涉美国内政。这一“中国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是干涉美国内政”的荒谬逻辑令人啼笑皆非。显然，对美国来说，“互不干涉内政”的标准并不适用于美国自己。
美国大肆单边修改国际规则，却指责别国破坏制度。2019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无视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和贡献，指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正在“侵蚀国际秩序”“从内部破坏国际制度”。该报告同时批评俄罗斯“通过国家扩张和军事现代化”攫取战略利益，“破坏了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美国也多次指责中国违背国际贸易规则，从而竭为美方主动发起的贸易战寻求正当性。美国一向将自己视作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总能自动忽略本国破坏制度、违背规则的行为。冷战后全球化浪潮发展迅猛，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虽然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不稳定，但也起到了提高效率、促进发展的作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优先”原则指导下的经贸政策率先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对全球价值链的稳定产生了极大冲击。为了在5G技术竞争中取得优势，特朗普政府日益把经济问题安全化，史无前例地用国家机器全方位打压中国企业华为，屡次以行政手段阻挠跨国公司的正常经营，严重违背了国际经贸规则。当对现行制度不满时，美国还热衷于“退群”，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万国邮政联盟。显然，在尊重国际规则方面，美国并没有以同一套标准要求本国和他国。
美国双重标准背后的深刻原因
单边追求霸权利益是双重标准的核心动因。双重标准根植于美国霸权利益和心态，既是“强权即公理”的霸权思维的产物，也是追求唯我独尊的霸权利益的手段。作为霸权思维产物的双重标准体现出美国的对外政策深受“强大不需要借口，弱小即是最好的理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丛林政治影响。霸权思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美国以霸权逻辑下的傲慢与偏见看待其他国家，在世界上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倚仗强大实力欺凌弱小，肆意评判甚至干预别国事务。霸权思维也是“零和”思维，作为霸权秩序的最大得益者，美国将国际竞争视作“零和博弈”，狭隘地认为别国的发展就是对己方实力的削弱，抗拒共同发展。作为追求霸权利益手段的双重标准体现出美国信奉弱肉强食的“霍布斯法则”和毫无原则的实用主义思维，政策目标是损人利己。为了维持霸权地位，美国经常颠倒黑白、搬弄是非，以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对待不同国家，完全把是否符合单边利益作为行为准绳。在反恐问题上，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资助“世维会”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因此出现了有选择地判定恐怖组织；在经贸问题上，贸易保护主义损害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提升美国的“相对实力”，美国为此不惜破坏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
“美国例外论”是其双重标准虚伪的道德基础。2019年11月25日，针对德国目前热议的是否使用华为5G设备问题，美国驻德国大使格雷内尔发表声明称，“中国和美国无法在道德上相提并论”。此论调带有可笑的“美国例外论”色彩。“美国例外论”来源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在美国建国者们看来，他们建造的国家注定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同，而且比其他国家更完美，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自诩为“上帝选民”，是矗立在浑浊黑暗的旧世界中唯一的一座纯洁明亮的“山巅之城”，必然是全人类效仿的成功典范。“美国例外论”在国际领域表现为两点，一是以榜样自居，认为美国的制度臻于完美，其他国家只有以美国为榜样才能达到同样的繁荣和发达；二是有对外干预的使命感，认为应该积极作为，推广美国的模式，改造其他国家，必要时不惜付诸武力。“美国例外论”实质上是将美国置于规则之上的“文明优越论”，是为其双重标准提供辩护的借口。如果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总是更加道德、正义，且无论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何种手段都是为了实现正义的目标，那么美国的标准无论是否内外不一、变化无常，都必然具有先天的道义正当性。如果这一预设前提成立，美国行为的正当性将无法被证伪，这是逻辑上的诡辩，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意识形态是划分双重标准适用阵营的“有色眼镜”。近年来，美国意识形态之争越发强化，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等文件将美国的战略竞争威胁明确为三类：“战略竞争者”俄罗斯和中国、“敌对国家”朝鲜和伊朗以及“伊斯兰国”等“跨国威胁组织”，以善恶为棱角的意识形态作为敌我分野的气息不断浓厚。如果说“美国例外论”解释了美国的“一切皆对”，意识形态则可以解释美国价值体系中一些国家的“一切接错”。当一国被划入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美国会先将其行为打上“不正当”的标签，再为它量身定做能够判决其不正当性的标准。因此，美国的对外政策中针对中俄等不同意识形态阵营国家采取双重标准的情况尤其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是追求利益的手段，而非对外政策的目的，当有利可图时，美国又会对沙特之类盟国的意识形态差异视而不见，展现出实用主义倾向。
美国的双重标准严重破坏全球稳定，阻碍共同发展。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本有责任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却大搞单边主义，破坏了国际秩序。同时，双重标准加剧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使美国和其他国家间的猜忌、怀疑和不信任感增加，极易导致彼此的误判、摩擦乃至冲突。另外，意识形态具有“零和”属性，坚持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阵营的标准，也就拒绝了妥协与合作的可能。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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