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韩两国的农村问题有着较强的相似性。1970年开展的“新村运动”帮助韩国走出了经济结构失调的困境，而中国当下正面临着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因此，吸取和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启示意义十分重要。
【关键词】新村运动 乡村振兴 城乡发展 【中图分类号】C3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城乡发展不均衡是重要一环，如何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史上的经验教训，使城乡发展能够优势互补、互为促进，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乡村衰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韩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典型一例，1970年4月，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正式提出要开展 “新村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所有的村庄都能从落后的停滞的传统村庄发展成先进的现代村庄 ”。“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蓬勃发展的农村给韩国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新的动力，在1970—1987年的这十几年时间中，韩国经济增幅名列世界第二。学界对韩国“新村运动”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我国如火如荼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研究“新村运动”有了更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韩两国的乡村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韩两国的农村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一是农业发展情况具有同质性，我国和韩国的经济发展背景有着十分类似的地方。第一，两国的农业都属于东亚式的农村经济，人口稠密但耕地稀少，整体农业生产力不足，因此农村大多呈现分散式小农经济的形式，机器化大生产还没有十分完善。第二，两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都在飞速提高，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农业占GDP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也正因为如此，中韩两国的很多农村问题都是由类似的“农情”所致。
二是现代化进程中农业问题的相似性。第一，发展基础薄弱。中韩两国都是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前提下开始社会化进程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在百废待兴中开始现代化进程。同时，由于经历了战争的破坏，韩国“光复”后的工农业也非常落后。第二，发展失衡。中韩两国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经济的迅速提升，但随之都出现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城乡发展的失衡，无论是中国的“三农问题”，还是韩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都反映出两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问题。第三，引发社会问题。农业发展问题都给两国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等。
三是两国文化背景的相似性。古代中国的国力强盛，亲仁善邻，因此朝鲜半岛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中韩两国在文化的本质上有着类似性。同时可以发现，中韩两国的农业发展都是政府主导的形式，发展路径和政策也有一定的相似性。综上，中韩两国在农业方面存在大量相似性，值得对比借鉴。
韩国如何解决农业发展问题
韩国新村运动从发展过程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1—1973年，为打牢基础阶段。这段时间的工作是以政府引领为主导。主要工作是改善生活基础设施，扩修道路，改善房屋，修建清洁洗涤设施，同时，改善乡村的农田和种子等生产资料。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政府会以前期给到资源的利用效率为评判标准，将村庄分级，对于完成得好的村庄，政府会加大支持力度，以更大程度上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第二个阶段：1974—1976年，为拓展阶段。这段时间的特征是扩大项目的实施范围，同时增强政府官员对新村运动的理解与共识。该阶段，新村运动的推行直接由韩国中央内务部管理，并成立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以协调中央各部门的关系，组织干部去往农村对新村运动的具体实施进行指导。而且，成立了新村运动研修院，为新村运动的进一步推行培养人才。
第三个阶段：1977—1980年，为充实提高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力求缩小城乡差距。此时的新村运动已经慢慢的由政府主导推行转向为民众自发推行，因此更加注重活动的内涵。在这一阶段中，新村运动主要以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为主，希望借助于此，进一步的缩小城乡差距。
第四个阶段：1981—1989年，属于跨越发展的阶段。这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建立发展全国新村运动的私营部门组织，从而实现从政府主导转向民间主导。此时韩国明确区分了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职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总体的规划以调整农业结构，同时提供资源方面的支持；民间主导负责新村运动的宣传工作、培训与信息工作。此时，大力鼓励农民发展多元化经营，使得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接近城市水平。
第五个阶段：1990年至今，为自我发展阶段。该阶段时新村运动彻底由民间主导，此时政府主要负责配套服务。随着新村运动的实行，韩国乡村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让新村运动带有文明建设和经济开发的双重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
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大力改善农村基础建设，为民造福。韩国新村运动最开始的落点就选择在农民最亟须解决的方面，改变了农村落后面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韩国国家也为此投入了巨大的成本。据公开资料显示，在1970—1980 年的十年间，韩国累计投入 2.8万亿韩元进行农村改善，这个数字相当于其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
我国同样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问题，总结韩国的经验，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从实地调研出发，了解农村亟待改善的地方，先初步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再慢慢朝深处治理。第二，政府需要充分发挥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在执行发展规划时注重激励政策，如在建设物资支持方面的激励，在干部选拔上的激励等，强化基层干部群众对改造家乡的决心。
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发展教育是新村运动的另一核心启示。韩国的乡村教育既培养了基层的领导者，也培养了现代农民，这一方面是提升了新村运动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农民提升思想观念，客观促进了新村运动在农村的发展。
我国当下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依然普遍偏低，所以我们进行乡村教育时也应该进行多方面的考量。第一，乡村教育的内容应该多样化，不应只局限于文化知识的教育，在伦理道德方面也要强化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第二，加强义务教育的法律保障力度。完备的法律是教育得以持续的保障。此外，充足的资金投入也是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可探索多元化的教育投入来源，如政府拨款、社会集资等多种形式。
政府治理和民间自治相结合。在新村运动的早期，韩国是采用政府主导的形式，在新村运动后期，政府大量开设研究院，这也为政府主导向民间主导的过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一直是新村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服务者，民间则是循序渐进的跟进和投入。在我国推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这点显得尤为重要。乡村振兴需要扩大农村的自主权，发挥农村的主体作用。在具体操作中，我国政府也要明确职能，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配，明确政府与民间的责任，在这基础上加强村民自治组织的能力。
制度创新，产学研结合。韩国在新村运动推行的过程中，成立了准部级的农业振兴厅，将国家农林部科技教育局、农业科学院、农民教育中心等职能合而为一，将产学研相结合，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下我国高校的研究跟基层的结合总体而言并没有那么紧密，我国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式，建立统一的部门，负责产学研的一体化，将研究深入农民群体，帮助农民解决当下农业生产的难题，提高生产力。
（作者分别为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邱春林：《国外乡村振兴经验及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以亚洲的韩国、日本为例》，《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1期。
责编/谷漩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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