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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拉关系

核心提示: 拉美地区与中国、美国、欧盟“三个中心”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四种方案。美国和欧盟的方案无力应对拉美“新发展陷阱”。拉美国家普遍认可和接受“中拉命运共同体”方案,认为中国是拉美可信、可靠、平等的“中心”伙伴。中拉应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应对拉美“四个脆弱”内部因素,打破欧美传统“二元中心”外部桎梏,助力拉美国家走出“新发展陷阱”。

【摘要】拉美地区与中国、美国、欧盟“三个中心”的关系集中体现为四种方案。美国和欧盟的方案无力应对拉美“新发展陷阱”。拉美国家普遍认可和接受“中拉命运共同体”方案,认为中国是拉美可信、可靠、平等的“中心”伙伴。中拉应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应对拉美“四个脆弱”内部因素,打破欧美传统“二元中心”外部桎梏,助力拉美国家走出“新发展陷阱”。

【关键词】大变局  拉丁美洲  新发展陷阱   “一带一路”   中拉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22.373    【文献标识码】A

国际社会视角的大变局:中国、美国、欧盟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三个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一些多边组织和机构认为中国是影响世界发展趋势的三大中心力量之一。2019年10月,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出版了《2019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转型中的发展》研究报告。该报告将中国、美国、欧盟共同置于世界发展趋势的中心位置。

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全球价值链中的两大角色之一。2019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了《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以下简称《报告》),这是世界银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首份以贸易为主题的发展报告。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指出,全球价值链约占全球贸易的50%。21世纪以来,全球价值链加速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融入全球经济是主要原因之一。从产业角度看,全球价值链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电子、交通运输设备等领域;从地理区域角度看,主要集中在东亚、北美和西欧;从国家角度看,中国和美国是两大主要角色。

上述两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认识,即中国、美国、欧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三个中心。

拉美与三个中心的关系:四种方案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简称“拉美地区”)与三个中心的关系,有多种呈现方案,其中有四种影响较大。

一是美国“封闭的泛美主义”方案。自19世纪末以来, “封闭的泛美主义”一直是美国对拉政策的主线。美国将拉美地区视作“后院”,独霸“后院”是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基本点。“封闭的泛美主义”是美国为保护其“后院”而构筑的“篱笆墙”,主要有三个意图。第一,防止欧洲势力重返拉美。拉美国家曾经是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自独立(1776年)至二战结束(1945年),美国用了大约170年的时间将欧洲势力赶出了拉美地区。第二,防止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发展成威胁或敌视它的大国。第三,阻止或管控中拉关系的发展。这是特朗普政府新增添的一个意图。

二是欧盟“三支柱”方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拉美国家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为19个拉丁美洲国家,即18个西班牙语国家和1个葡萄牙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原宗主国位于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所以这一组国家也被称作“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第二组为14个加勒比地区国家,其中12个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现为英联邦成员。欧盟“三支柱”方案主要表现为“政治对话+政策协调+自由贸易”。在拉美地区,该方案主要应用于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其典型代表之一是“南方共同市场—欧盟协定”。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4个创始成员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开始与欧盟进行“三支柱”协定谈判。2019年6月,双方完成全部谈判并签订协定。目前,欧盟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推行“三支柱”方案。对于第二组国家,英国脱欧将为其带来不确定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根据协议内容,将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基地转让给美国,以换取美国的几十艘老旧军舰,租期为99年,2040年前后到期。2019年1月,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曾对媒体表示,英国正在制订计划,拟新建两个军事基地,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另一个在东南亚地区。“英国在两个地区有经济利益,因此,英国应当在那里有军事力量。”

三是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方案。该方案主要表现为,在推进拉美地区一体化的基础上,开展多元化合作。这一方案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中心—外围”理论,由阿根廷经济学家、拉美经委会首任执行秘书长普雷维什于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基本思想是将世界分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外围国家主要向中心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因此,前者对后者有不平等的初级产品出口依赖关系。2019年10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初级产品与发展报告·2019年》中将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等17个拉美国家列入初级产品依赖型国家名单,并指出,初级产品价格与初级产品依赖型国家的发展能力正相关,当初级产品价格高涨时,这些国家的发展能力提高,反之则降低。该方案有三项重要政策主张,即地区一体化、工业化和多边主义;其主要目标为,改变过于依赖初级产品的状态,摆脱不平等的依赖关系。

四是“中拉命运共同体”方案。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提出“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携手共进”是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

美国和欧盟的方案意在维护“上帝之下的资本主义体系”,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也属于这一体系,因此,前三个方案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但是,三者之间也存在矛盾甚至对立。拉美与美、欧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国家主权,美国和欧盟不尊重拉美国家的主权,甚至要求拉美国家以“主权换发展”。无论是欧盟“三支柱”还是英国的“加勒比军事基地”,都表明欧洲势力一直在寻求重返拉美的机遇。

欧美方案难以应对拉美“新发展陷阱”

拉美地区的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2003-2013年,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上涨,拉美地区年均GDP增长率为3.9%。2014年以来,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且长期低迷,拉美地区陷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轮、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第一轮“失速年代”。2014-2018年,拉美地区年均GDP增长率为0.4%,2019年预计为0.5%。纵观历史,横看变局,拉美经委会认为拉美地区陷入了“新发展陷阱”,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四个脆弱”,即“生产脆弱、社会脆弱、体制脆弱、环境脆弱”,是拉美陷入“新发展陷阱”的主要内因。如图所示,生产脆弱主要表现为工业化水平低,拉美地区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资源类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低;劳动生产力增长缓慢,这是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原因之一。1950年拉美地区的平均劳动生产力相当于西欧国家平均水平的75%,2017年前者仅为后者的40%左右,部分拉美国家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已达65年之久。对于大部分拉美国家而言,如果劳动生产力不能实现较快增长,则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至少还需要40年左右的时间。社会脆弱主要表现为约占总人口40%的中产阶层较不稳定,其中相当一部分易重新返回贫困状态;非正规就业人数较多;国内储蓄和投资明显不足。体制脆弱主要表现为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不能满足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诉求,公民纳税意识淡漠,政府收支赤字扩大,财政资源日益不足。环境脆弱主要表现为碳排放量增加,一些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下降。

资料来源:Comision Economica para A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 Organizacion para la Cooperacion y el Desarrollo Economicos, CAF - Banco de Desarrollo de America Latina:Perspectivas económicas de América Latina 2019: Desarrollo entransición, Paris:OECD Publishing, 2019. p.127

“中心—外围”是拉美陷入“新发展陷阱”的主要外因。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降低,是拉美地区“外围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1980-2018年,拉美地区占世界GDP的比重由8.9%降至7.4%。导致“外围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中心”国家主导科技和技术创新。例如,美国和中国拥有75%的全球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两国共同处于数字经济的领先地位。第二,美元约束。保持拉美地区较高程度的“美元化”,是美国对拉政策的一条底线。这不仅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美地区初级产品价格涨跌和经济增长波动的指挥棒,而且使拉美国家对外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在货币币种的选择方面受到较多制约。第三,对两大传统“中心”有较高程度的投资和融资依赖。2018年,外资在拉美地区的意向绿地投资约781亿美元,其中美国企业意向投资183.4亿美元,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三国企业意向投资合计182.5亿美元。2018年,拉美地区的政府外债总额约为9120亿美元,其中主要以美元计价或与美元挂钩的国际债券约8813亿美元。

“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拉美走出“新发展陷阱”

拉美国家普遍认可和接受“中拉命运共同体”方案,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将中国置于世界发展趋势的“中心”位置,是拉美国家对中国发展成就和国际地位的肯定。第二,理念相近。2019年10月25日,习近平主席与应邀来华访问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举行会谈。博索纳罗表示,巴西和中国理念相近,“巴西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第三,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推进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视为拉美国家跨越“新发展陷阱”的历史性机遇。

首先,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应对拉美“四个脆弱”。“一带一路”倡议是深化中拉合作的重要途径。2018年1月,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声明》指出,拉共体国家外长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成为深化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经济、贸易、投资、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的重要途径。截至2019年6月,已有18个拉美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双边文件,这必将带动中拉贸易、投资、金融、产能、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拉美国家借鉴中国经验。在中国的诸多成功经验中,拉美国家认为有三条较为重要。第一,融入国际社会。1971年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WTO,在快速积累经济、贸易、科技、军事等实力的基础上,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两大领域的影响力已经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程度。第二,发展现代工业和高新技术。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发展高新技术是中国工业化模式的主要内涵。第三,消除贫困。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使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消除贫困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展示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方面。

“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拉美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第一,有助于拉美国家凝聚政治共识、社会共识,制定国家战略、发展规划、发展政策,以便于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第二,有助于拉美国家把握机遇,深化和拓展对华合作。

其次,推进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携手打破传统“二元中心”桎梏。拉美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在改变欧洲、美国主导的传统“二元中心”结构,使之开始向欧洲、美国、中国并驾齐驱的“三元中心”结构转变。在这“三个中心”中,中国是拉美可信、可靠、平等的伙伴。拉美欢迎这一结构性转变,这与其“开放的地区主义”相吻合。

中国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美欧发达国家仍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有待提高。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拉美经委会呼吁拉美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构建“联盟”关系。改革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实现自主发展,不仅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共同追求和目标,也是中拉“携手共进”的本质内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Mu Xiaoming, “Overseas bases might be just wishful thinking for UK”, January 8, 2019, http://en.people.cn/n3/2019/0108/c90000-9535586.html.

②杜尚泽等:《习近平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19日。

③《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谈》,《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6日。

责编/刁娜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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