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在何种语境下把握现实，技术、资本作为“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景观”，但要正确理解两者的“互动逻辑”却绝非易事，它需要突破人类“底层思维”的局限，需要跨学科基础上的另一场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个阶段，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理解和塑造势必要提升到更高层次，那么，突破认识论的难点，深入理解“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就要依托先进的自然科学，引入宇宙万物相互关联的大历史视野，在更新人类学叙事过程中，辩证地发挥“政治权力”与“超级权力”的作用。
【关键词】技术 资本 超级权力 政治权力 底层思维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理解“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关系的难点
从彻底反思的哲学视角看，理解两种权力关系的难点首先来自对抽象概念的预设。探讨“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意味着我们已经在逻辑上预设了两个独立的概念。然而，与独立的逻辑预设不同，现实世界中既没有独立于政治的技术、资本，也没有独立于技术、资本的政治。没有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就没有以今日面貌呈现的现代化政治。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才受尊重，资本家不过是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这句话不但浓缩了相互渗透的技术、资本、政治等因素，而且表明了“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实际上不分彼此。
作为抽象的概念，“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实质上是以当代术语呈现的古老的二元对立问题，它一脉相承地表征着物质与意识、客体与主体、存在与思维、无机物与有机物、自然与社会、科技与人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二元概念。古老的问题一再涌入现实，凸显了概念思维的困境，人只能借助概念去认识世界，但概念既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使人们与更广阔的真实世界隔离开来的屏障。通常认为，语言和概念是文化的产物，但结合生物进化论、心灵哲学的研究却表明语言更是一种心智器官，是DNA与环境的双重产物。以语言为基础的概念从根本上说是自然演化赋予人的生物本能，概念运行与物理世界的“力”同源，扩大自身、排斥外物是概念的固有倾向。符号学研究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达尔文与乔姆斯基都认为人的头脑先天地配置了一套构词法和概念系统，斯蒂芬·平克进一步指出，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构建了以自身的体验为中心的特定概念认知方式，人难以超越这个特定的“心智洞穴”。
理解两种权力关系的难点还来自于对“互动”方式的预期。处于“互动”状态下的“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其“互动”不但对现实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有需要调整之处。就像人体的某个器官，如果不出毛病，人们往往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有“调整”，就有“预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预期”支配着对“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逻辑的理性探讨。这种情形无疑增添了理解的难度，而如果避重就轻，对此采取回避态度的话，要深刻理解和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按照流行观念，理论话语与物理的、生物的因素无关，而且排除得越多越理论越纯粹，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对神经系统的观测表明，大脑的本能区域处于活跃状态，远古的“爬虫脑”仍然有支配作用。理性来自意识，意识来自生命，生命来源于自然演化，从根源看，是物理定律“成全”了人类的理性。理性与物理、生物因素不可分割，人类的任何理性思考，都会受到物理环境的制约、本能和情绪的影响。当一些“左派”，尤其是卢梭的信徒们，信奉高尚的政治理念，主张“政治权力”应该施展人的“自由意志”和抱负，以“压倒性优势”去支配技术与资本时，他们并没有审视自身理性的情绪；当一些“右派”，如美国的班农等人对高尚的政治理念不屑一顾，在低劣进化心理学驱动下，把群体性竞争奉为圭臬，劝说特朗普将美国从《巴黎协定》中撤出时，他们没有审视自身理性中的本能；当一些中间派，自诩为“超越了左与右”，主张“调和”两者，以“超级权力”为手段，以“政治权力”为目的时，他们同样没有审视自身理性的局限性。人类历史上最不缺乏就是各种“左”“中”“右”周而复始地破产的遗迹，最缺乏的恐怕还是“自知之明”。
“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割裂源于“底层思维”
上述理解难点并非一般性理论难题，它集中而鲜明地暴露出人类“底层思维”的缺陷。支撑人类物种繁衍生息的“底层思维”是一个关于人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故事（人类学叙事），它的形成大致有以下几个时间节点：大约500万年前，人类的生物基因开始出现了抽象功能；大约10万年前，人类能够使用语言符号，在大脑中虚拟地呈现事物，也开始有了自我意识；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人类的各大早期文明建立起来，“人”及其故事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一个由语言和概念构筑的“底层思维”确立起来。“底层思维”为人的生存构筑了一个“第二自然”——文化，文化可以帮助基因完成其无法单独完成的进化任务，如有效地组织群体合作，以便在艰险环境中更好地生存，作为内部符号系统为个体“导航”，以便调动、协调它的各种能量，等等。然而，正所谓利弊相随，这个有几千年历史，至今仍为人们“日用而不自知”的“底层思维”是有问题的，它所提供的“人是谁”的故事是前科学的，悖论地建立在“人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一前提上。充足的科学事实对此可佐证：直到150年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人的自然起源才被提出；直到50年前，宇宙大爆炸理论才初步解释了自然界所有物质和能量的起源；直到30年前，神经科学才证明了意识与大脑神经活动和环境的关系；只有在融合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及神经生物学等跨学科追问中，人类才可能认识到自己处于不断加速的宇宙中，是一个未完成的、中介性、过渡性的存在种类，人的“不自足”与世界的“不理想”是一种生存论的“给定”。
无论如何，与自然科学提供的新“人”相比，旧版“人”及其“底层思维”更强大，更有“群众基础”。借助文化与基因的双重遗传，“人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传统故事作为“底层思维”已经“融入”了人的血脉，就像呼吸的空气一样给人以舒适感，很难被当作问题来对待，更别提去撼动和更新。“底层思维”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也是人类对自身起源遗忘的过程，一旦从动态的大历史客体中孤立出来，虚幻的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主体形而上学”就产生了。在这一过程中，“人”从进化之产物和中介，变为固定不变的“高大上”的存在者，人的双重性生物本能之“负面”始终不能被文化所正视，理性与非理性的一体性也始终被遮蔽。“意识”本来与宇宙相关联，是进化的运动要素，依靠一个变动的物理世界支撑的算法系统，依靠过渡性生物的内、外促动来执行其功能，却被放置于固化的个体大脑中，与物质世界相向而立，并认可对其进行“理想化”操纵。
伴随语言的产生，编码在大脑皮质中的神经回路使人对事物的知觉可以在无意识状态下自动完成，身体也可以更加灵活地作用于世界，但代价是人们忽视了意识和概念的进化来源，以及环环相扣的复杂认知机制，只关注意识与物质、概念与对象之间的二元对应关系。随着意识颠倒地凌驾于它的物质母体之上，概念也颠倒地凌驾于它凭借去抽象的具体事物上。古老的二元对立与虚幻“理想”成为困扰人类心智的永恒主题。当现实世界的政治越来越紧密地依托于技术与资本，且政治、技术、资本已经超越了概念化的“政治”“技术”“资本”时，人们难免还会在“底层思维”的影响下，片面而非全面、表层而非深层地理解技术与资本作为“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在“以人为本”的“底层思维”支配下，把政治“神话”，当作高居于现实之上的“主宰”是其表现之一。除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历史性荒唐逻辑，受“底层思维”束缚的政治“神话”也遭遇现实的“打脸”。例如，建造一座机场时，人们要遵循严格的技术逻辑，而不是政治逻辑，在诸多类似的社会物质生产中，技术和资本本身就有主宰力量，“政治权力”也要绕其旋转。在复杂的、网状的、加速变动的现实世界，没有以技术与资本为中轴的“自组织”发展，国家繁荣难以保证，何来政治的安全和稳定？“政治权力”与“超级权力”的认知颠倒与割裂来源于“底层思维”，是后者构造的“现实”与真实现实之间关系的反映。
在所有的理解困境中，由“底层思维”带来的困境是最隐蔽、最深重、最棘手的。由于一切思维的产物都要经过“底层思维”的过滤，翻来覆去地在感性、理性、神性中挪移的“人”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固定的人”，不但宗教、哲学、政治、历史、社会、自然等观念会在主体形而上学的“底层思维”中闭路循环，即使是对主体形而上学的反思也受到“底层思维”的制约，从德国古典哲学到后现代主义鲜有例外。有影响力的思想往往是重新包装的“主体形而上学”，因为它们更容易得到“政治权力”和“广大群众”的认同。“底层思维”把人的眼界锁定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且缺乏自知之明的“井底之蛙”状态。“身在此山中”的集体无意识，以及人类自大自恋的本能加重了这一状态。我们不断地批判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却从未深挖其底层根源。面对层出不穷的人性之恶、自由民主平等不如意的悖论、民粹主义的抬头等，我们倾向于从“底层思维”的二元论出发，把已经无法精确指称现实的“资本主义”当作替罪羊，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GDP至上”等贬义词来为“不驯服”的现实定罪，很少去反思我们对人的理解、对理想的设计本身是否有问题。囿于“底层思维”，承载进化内涵的科技新事物也得不到正确理解，“转基因”与“合成人”等遭遇非理性对待。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社会治理、个体的生活方式还是建立在“人是自足与自主的”“人的意识可以支配一切”的“底层思维”之上。
作为宇宙大爆炸以来“进化之道”的片断，“底层思维”中无疑有“进化因素”，但片断毕竟是片断，无论它持续了多少年。“片断”的作茧自缚与“整体”的一往无前存在难以协调的“张力”，会造成破坏性。在历史上，“底层思维”的大规模“松动”往往与某种灾难相伴随，出现在盲目的主观理念及其实践难以为继之时。比如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迫使人们质疑长久委身其中的宗教权威和迷信，促使人们走出黑暗的中世纪。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是我们勇于承认自身的“不自足”，在实践上突破了主体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大胆”采取了与进化大历史的客观规律相符合的做法，遗憾的是，我们的理论至今还没有突破“底层思维”，还在旧概念框架中进行勉为其难的解释。由于“底层思维”的局限性，在解读“华为现象”时，学者们非但没有把任正非对“底层思维”的突破从哲学上提炼出来，而且还把他的深刻理念降低了，某些解释虽有感染力，但主观化倾向明显，难免存在曲解和误读。
引入大历史视野，辩证运用“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
首先，正视“底层思维”存在的问题，避免在主体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中片面地理解“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当今时代最大的问题不是环境污染，不是贫富差距，而是“底层思维”，是在“底层思维”的束缚下，人类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主体形而上学”的偏差。要准确把握“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逻辑，必须正视“底层思维”的局限性，否则就是“在笼子中谈论问题”，从有问题的前提出发，无论多么费力地思考，衍生出的“思想”可能只是无用的信息垃圾。“正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引入“大历史视野”，在两个认知环节上下功夫。
第一，消除各种无谓担忧。由于人的“尊严”，乃至法律法规、道德伦理等“上层建筑”与“底层思维”关系密切，人们担心对“底层思维”的揭示会降低人的生存意义，会导致以之为基础的政治权威下降、道德伦理滑坡等问题。各种隐或显的担忧阻止反思的深入，从历史上看，一旦渡过危机期，生产力获得某些发展空间，主体形而上学的“本能”又会卷土重来，哲学发展史也成为从批判唯心主义再回到唯心主义的重复史。
然而，貌似合理的担忧实则经不起推敲。担忧本身即是“底层思维”的产物，任何情感都是观念的伴生物，“底层思维”不但建构了“自我”，而且也参与塑造了人的喜怒哀乐，如果说底层思维有虚幻的一面，那么，担忧等情感也就有不真的成分，不足为训。从大历史视野看，人并非“底层思维”中那个“独立自主”的人，人的能动性和文明的根源在于自然演化，“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对“底层思维”的揭示不是对高贵精神的“玷污”，而是精神走出其自设困境的必要步骤。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危机实际上都与“底层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无谓的担忧则延长不合理现象的存在。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都挑战了“人”，都曾引起广泛担忧，但人类历史恰恰因为这些挑战而获得了进步，可以说，“人”克服担忧，无畏地“渺小”的程度与社会进步程度是成正比的。
第二，理性地接纳“本能”。不能理性地接纳“本能”，便不能清醒地正视“底层思维”的局限，这同样源于“底层思维”本身携带的“阻力基因”。敌我、善恶等的二元对立使人们把自身的负向本能地投射到“他人”身上，在“替罪羊”心理支配下，“自我”的本能成为思维的盲点；文化与自然、理性与非理性等的二元对立则使思想、概念成为超然的存在，思想世界深处的本能驱力、观念体同样受物理规律“强制”的特点成为思维的盲点。“大历史”清楚地表明，概念及其体系来源于“非概念”，是第二性的。概念越是“自洽”地运行在“合理”的逻辑空间，其中脱离现实的“本能驱力”就越强大。“本能驱力”使意识形态难免渗透着妄念和错觉，包括对主观意愿加以确认的渴望、歪曲事实来服务权力的冲动……当新闻正在直播柏林墙倒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却仍在告知布什总统：“柏林墙是不会倒塌的。”理性地接纳本能，意味着承认文化长期压制的人性“阴暗面”存在于人类物种的每个人身上，同时还意味着要破除各种概念及其体系的神话。只有把“平等”“民主”等从“底层思维”中解放出来，放置在进化之道中予以运用，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观念“神话”带来的乱局。对于大自然赋予的“本能”，只有理性地接纳才会有理性地防范。
其次，辩证地运用“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在不断地“修正循环”过程中科学地改造“底层思维”。如果说进化是以漫长的世代更迭为时间尺度，人类的大脑及其“底层思维”的更新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一方面，充分地利用“超级权力”，如以人工智能为辅助，深化和扩展反思理性的共识，以便科学地更新制约社会治理等各方面的“底层思维”；另一方面，明智地运用“政治权力”，在整合资源，创造规模效益的同时，动态地保持各种实践的功能性协调，以便服务于开放的科技新文明，这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基本政治任务。由于“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都受“底层思维”的辖制，都不得不在“底层思维”中去超越“底层思维”，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共处一个不断“修正循环”的过程，唯物辩证法是它们需要秉承的共同原则。
在发挥“超级权力”的作用时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始终把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的发展放在中心位置。由于人类意识是进化过程的产物，作为运动要素，它没有操纵整体运动的资格，而且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时空让它操控。我们要牢记马克思所说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超级权力”的充分发展可以为“政治权力”步入科学治理新境界提供借鉴，使其较少地依赖强制性手段去限制人们的负向本能，更多地依赖鲜活的网络化机制使人们有机会发挥各自能量。此外，“超级权力”带来的科技新事物还能够打开某些缺口，使人类的闭路生存状态及其意识形态具有了开放的可能，正如当代人不同于原始人，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类将重新塑造自己的新形象。概念与范畴都有时空前提，都需要随事物的变化适时更新，“人”也不例外。“人”是“万物之灵”的意义并非“封顶”了自然演化，或者说是自然界的“最终目的”，而是人作为自然演化之产物和中介，在“自我超越”的意义上被“调用”。
在发挥“政治权力”的作用时也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让错误观念的死亡代替社会实践的损失。要用高科技增强人类的智力，而不是将其限制在“底层思维”的俗套中。虽然在人类开始尝试理解社会进程时，进化限制了大脑的结构。然而，“我们可以按照意愿设计新的机器，并为它们提供更好的方式来记录和检查自己的活动，这意味着机器有可能比我们具有更多的意识。”在人与机器的连接使集体智慧的跃迁成为可能的时代，要学习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赋予政府、教育等领域以“迭代重组”的能力，改变僵化模式和低效率现状；要统筹兼顾，既为盘活“超级权力”提供有效的基础设施，以及各种功能性实践的协调，也要避免技术与资本中的短期行为，对抗“落后力”和“惯性力”对科技革命的阻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美]约翰·迪利著、张祖建译：《符号学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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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Restuccia A. and Dawsey J.，“How Bannon and Pruitt Boxed In Trump on Climate Pact，Politico”，May 31，2017.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⑤[比]克里斯蒂安·德迪夫著、王玉山等译：《生机勃勃的尘埃：地球生命的起源和进化》，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9年。
⑥[美]马文·明斯基著、任楠译：《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李祥峰 陈媛媛
作者简介：
陈慧平，哲学博士。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8—201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做博士后二年，2015—2016年在英国肯特大学访学一年。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出版有《人·时间·辩证法——中国道路的哲学基础探原》《擎起科学与真理的火炬——树立正确的理想与信仰》《科学技术时代的人文精神反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层探索》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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