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阶技术时代的来临，促使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经历更为深刻的变化。层出不穷的高阶技术引发国家治理领域的发展变迁：治理对象不断拓展、治理区域日趋扩大、治理内容持续扩充、治理难度日渐增加、治理结果逐渐公开透明等。基于新技术温床的国家治理，应塑造刚柔并济的灵活治理理念，建构注重能力提升的治理模式，建立公开透明的治理监督体系，从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动中国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关键词：高阶技术时代 国家治理 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社会已然进入高阶技术时代（advanced technology era）。这一时代与蒸汽机技术、电力技术、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引发技术革命的历史时期具有很大不同，因为在这一时期，不仅技术更替迅速、种类繁多，新技术与专利几乎每天都在形成，而且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日趋复杂。如果说传统技术生产的物品是“人的延伸”，那么新技术制造的机器与人类的界限则日趋模糊。以人工智能为例，发达的技术不仅使机器在外形上与人类相似，而且使一些机器拥有了一定的学习乃至认知能力，从而逐渐取代了人类社会的某些岗位，2017年沙特甚至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印发首例身份证，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深刻反思。
技术与人类关系的理论思考
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与重要科技的创新突破具有紧密联系。从瓦特发明蒸汽机引发产业革命和社会发展，到电力技术引发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每次技术的显著变革无一例外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快速进步。高阶技术时代，在技术带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与机器的互动方式也产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基于大数据算法（algorithm）技术的机器和平台能够在诸多层面为人类做出精确决策，人类在技术面前时常无需思考，仅需输入执行指令。凡此种种，均引发了对新时代技术与人类关系的深邃反思。
实际上，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关于技术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这一争论关乎“器”“体”之争，“术”“道”之辩。乐观论者倡导技术的正面价值，及其对人类的贡献，悲观论者则强调技术对人类的奴役，对人性的压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马克思将技术与其所在的社会形态、社会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技术的产生与发展由其所面临的社会需求决定。这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得以体现，比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呈现了其理论体系中的科学、技术和哲学观点如何由资本主义异化的规范所塑造。在后期著作中，马克思对技术的论述更是与异化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Wendling, 2009:2）。他指出，随着机器进入生产，异化过程变得更为糟糕，工人甚至视诸如蒸汽等技术为强烈的竞争者。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可以创造物质财富，转变、改善人类沟通的形式，拓展人类的能力，但是无法产生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当然，马克思并非批判技术，而是对技术产生的社会形态尤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市场理性进行批判，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同样需要技术，技术将使社会成员的生活变得更为美好。
受马克思对市场理性批判的影响，马尔库塞同样批判了资本主义“技术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对人性的压抑。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他把当时的美国社会描绘为一个由“技术理性”主导的高度整合的体系，认为技术理性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意识形态”，诸如爱欲、艺术、价值追求等人性成分均受到压抑。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的抗争以及对人和自然的剥夺更加科学与理性，技术对人的控制程度逐渐深化（Marcuse,2007:149），科学技术理性与控制紧密结合，产生了多种新形式的社会控制。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并没有排斥技术本身，而是倡导一种尊重自然和人类自身，而非对之奴役的技术。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代表哈贝马斯同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进行了反思。作为法兰克福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抛弃了第一代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与乌托邦式地寄希望于渐进式社会变革的企图，而是尝试将批判理论与沟通、系统理论有机结合（Feenberg,2017:42）。他将现代社会分为两个领域：系统，由行政与市场的力量支配，工具理性成为主要支配方式；生活世界，沟通理性成为重要的支配性力量。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问题不是由系统中工具理性的内在缺陷引发，而是其对生活领域的过度拓展所致，比如家庭和政治生活本应由沟通理性支配，却被工具理性左右。因此，需要在生活世界中重新引入沟通理性，并使之发挥作用，免受工具理性的侵蚀。虽然哈贝马斯倡导减少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弱化工具理性对沟通理性的压制，但是忽略了现代社会技术与生活世界已难以区隔的现实，在高阶技术时代尤为如此。
福柯也对现代组织的科学技术维度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福柯看来，权力与知识相互包容、彼此共生，基于技术的现代性创新基础依赖于同时产生权力形式的知识构成。他批判了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认为理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有关。技术只是诸多社会控制机制的一种，这些机制基于中立的知识，对社会权力产生非对称性影响。相比马克思将技术视为生产和市场理性的结果，福柯将技术与知识、权力生产进行关联，由此产生了一种理解技术政治更为普遍的理论。
与很多学者将技术与人类的经济生活进行关联不同，西蒙顿对技术进步的界定忽略经济标准，而是以技术标准展开，即基于技术本质而非其与社会的关系而设立。他认为，“文化与技术”，以及“人与机器”的对立是虚假的、缺乏社会基础的对立形式（Simondon,2017:15）。在对技术的研究中，西蒙顿区分了技术的两个属性，即技术性与效用性。技术性涉及技术的本质，是蕴含其内在逻辑的技术思维；效用性则与人类的需求相关联。西蒙顿认为，技术问题是一个将多重功能融合于单一结构单元，而非在冲突必选项之间的折中问题（Simondon,2017:28），因而，他倡导通过一种“具体化”（concretization）策略来设计技术，以尊重人类用户，并满足其多元化需求。具体化策略与抽象化忽视用户体验的设计相对应，强调通过技术具象化手段，使一个原初的人工制品能够以类似自然品的客体存在，为用户提供更为舒心的使用体验；技术具象化的结果不仅是经济性的，还包含着知识性的创造（Simondon,2017:50）。同时，具体化消除了理性与意识形态的虚假对立，为技术的政治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能。
高阶技术时代的来临，使得技术产品日益充斥于社会生活之中。从其现实表现来看，当代技术的抗争具有深刻的政治烙印，批判性的建构主义（critical constructivism）通过其社会关联性和卷入程度的棱镜看待技术。批判性建构主义者认为，技术设计的产品如果较为单一，或是只反映设计者的理念，未能融合用户的多元化需求时，将会遭到抵制。为此，需要动员用户对抗这种产品，使之转向重视用户需求的正确道路。
总体而言，尽管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日趋复杂，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拥有相异的观点，但都具有合理之处和内在局限性。针对高阶技术时代技术与人类日趋复杂的关系，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技术论立场为出发点，分析技术产生的社会形态与用户需求，辩证地看待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毕竟，技术不应成为异化人类的器具，而应为人类服务，基于技术设计的产品也应满足人类的多元化需求，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高阶技术时代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将带动人类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与快速进步。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从高速增长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同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也要求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何从国家治理角度把握高阶技术引发的社会发展新议题和趋势，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对推动中国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高阶技术时代的国家治理新趋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而高阶技术时代的到来，在引发技术和人类社会关系深刻变革的同时，也会为国家治理带来崭新变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其重点在于提升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有多重维度，比如杨光斌（2017，2019）指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高低，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指标，即政治认知力、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针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界定，学术界形成了三个主要视角，即治理主体角度，尤其是政府在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李景鹏，2014；李玲、江宇，2014）；国家权力角度（福山，2015；杨光斌，2017）；国家制度能力角度（宋世明，2019）。在多元化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若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进而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准确把握新技术变化引发的如下发展趋势。
治理对象不断拓展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崛起，一些新的国家治理对象不断出现。以人工智能为例，随着其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些智能化机器逐渐具备人类特有的活动甚至认知能力，其行为责任认定以及引发的伦理问题，都需要从国家层面介入并加以引导。又如，无人驾驶的汽车遇到交通事故时，如何认定责任；当车祸不可避免时，无人驾驶汽车如何选择才是伦理上适当的行为，等等。这些事务都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和相关文件来进行规范和治理。
治理区域范围日渐扩大
国家治理的地理区域由相对简单的民族—国家疆域治理演变成复合的地方性、区域性和全球性治理。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性不断增强的社会，流动的生活（liquid life）成为流动社会的重要生活形态，该生活是一种不确定的生活，活动于连续不确定的条件之中（Bauman, 2005:2）。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更新升级，社会和生活的流动性程度日趋提高，跨越时空的事务，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不断上演，国家治理的实践范围也在不断拓展。
治理内容持续扩充
以往的国家治理，主要强调与国家紧密相关的事务，比如治国理政方面的业务。然而随着技术的日益进步，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市场业务的关联日渐密切，更多传统社会治理和市场治理的内容也需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并正式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同样，在高阶技术时代，市场领域的治理也需国家介入，比如与境外的技术和经济纠纷，新技术的研发与推行等，都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
治理难度和复杂性日益增加
当今社会的风险性和流动性不断增加，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对立亦被风险冲击得更为尖锐（Adam, Beck and Loon, 2005:218）。新技术宛若一把双刃剑，在为国家与社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区块链技术为例，作为一项拥有金融潜力的新技术，它主要具有如下优势：多方共享机制下，最新发展状况、业务信息和其他信息得以共享，有利于促进各方协作与统筹安排；直接掌握数据来源，减少对账成本；数据的全面系统追溯，支持多元主体保持数据完整性并及时进行更新；可靠的审计追踪，确保数据更改人身份透明。这些优势使数据从“集中化”走向“去中心化”，具有巨大的商业潜力，但是其信息在参与者网络内的公开透明和不可删除性，也为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带来挑战。
治理监督层面逐渐公开透明
在以互联网为主的新技术未出现之前，国家治理尤其是针对地方事件的治理实践常常体现为地方性、行政性、非公开性等特征，治理过程的利益相关者可能避免将治理结果向广大公众披露。随着技术的更新，无论是宏观层次的国家治理实践，还是中观地方性治理事务，在日益成熟的自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助力下，其治理过程与结果都能在网络空间中迅速传播，对治理效果产生直接影响。这就使得国家在开展治理实践时，不仅要面对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审视，还需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因此，治理过程需要做到更进一步的公平公开公正，以更好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与检验。
高阶技术时代的国家治理启示
当前高阶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国家治理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面对治理对象不断拓展，治理区域日趋扩大，治理内容持续扩充，治理难度日渐增加，治理结果逐渐公开透明等发展趋势，全方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运用新技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塑造刚柔并济的灵活治理理念
成功的国家治理理念应遵循“权变”逻辑，即最好的治理是契合社会现实的治理模式。在新技术影响下，国家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对象拓展、治理内容扩充、复杂性治理范式、流动性治理、透明性治理转向都为塑造国家治理理念、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具体来说，针对违法犯罪、有损中国国民利益等问题，应采取刚性的治理策略，坚持底线和原则，坚决维护社会秩序，捍卫国民利益；面对需要民众参与和沟通协商的治理事务，需要切实领会柔性治理理念，遵从协同参与式治理逻辑，摆脱传统管控型逻辑，以引导、参与、互动、反馈等“关系”型思维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治理现实，基于服务理念和互动逻辑应对新时代国家治理问题。
建构注重能力提升的治理模式
依托新技术优势，将技术融合于政治认知力、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提升过程，持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通过技术手段与产品，提供各种学习与获知平台，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政治“认知”能力，牢牢把握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借助技术平台大力宣传国家制度优势，将智能技术植入体制运行之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和效率，提高民众、知识分子、企业家等不同社会主体对体制的认同和接受水平；鉴于国家治理的多维性，注重打造多层次、多维度的专业化制度体系，利用新技术手段，整合多维性制度，使之有效运转；通过技术监督和公务员培训平台，打造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使之准确解读并有力执行国家政策，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建立公开透明的治理监督体系
高阶技术的产生与盛行，推动着国家治理监督体系的完善与成熟。技术为公众参与国家治理插上“飞翔的翅膀”，戴上“放大镜”，使国家治理实践变得愈加公开透明。国家治理不应将公众监督视为威胁，而应遵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利用技术创新驱动，调结构、促升级、补短板、惠民生，将国家治理各项事务放置于阳光之下，置之于群众监督之中，进一步推进治理过程的公平公正透明，实现治理结果人民满意、合法合规、国家受益，最终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推动中国在203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本文作者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互动型”角色转向研究》（项目编号：15BSH07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8@ZH011-032019040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李景鹏：《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3]李玲、江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道路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导刊》，2014年第4期。
[4]宋世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5]杨光斌：《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探索世界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范式》，《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1期。
[6]杨光斌：《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指标》，《前线》，2019年第12期。
[7]Adam, Barbara., Beck, Ulrich. and Loon, Joostvan. 2005.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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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eenberg, Andrew. 2017.Technosystem: the social life of reas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Marcuse, Herbert. 2007. One-Dimensional M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1]Simondon, Gilbert. 2017.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MN: Univocal Publishing.
[12]Wendling, Amy E. 2009. Karl Marx on Technology and Alienation. NY: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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