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追求与适应，又有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汲取，还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扬弃与借鉴，是基本适合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充分发挥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要使国有资本走出去，还要谨防资本进行有利于自身的制度重塑。
关键词:基本经济制度 治理现代化 制度优势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之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追求与适应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市场竞争的压力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作用下，劳资矛盾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性的痼疾，其愈演愈烈说明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会走向灭亡，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并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其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实行的是“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分配”；消费品的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在其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制度。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众所周知，现实中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其生产力基础都相对薄弱。因此，就其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性，我们可以将这一段时期看作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过渡阶段，这个历史过渡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经济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长期共存，直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满足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才能整体上步入马克思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建立起以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所有制结构为特征的经济制度，相应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制度实行平均主义倾向的按劳分配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因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有利于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就巩固新生政权和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而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由于其超越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当巩固新生政权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其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弊端就显现出来。因而，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坚持市场化改革趋向，最终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体制，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汲取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能够保证倾向于重工业的资源配置，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能够保证倾向于重工业的资源配置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单一公有制的微观经济主体保证了生产者在生产中能够体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意志，平均主义倾向的低水平的按劳分配为维持高积累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实行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因在于要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摆脱资本主义“中心—外围”的殖民体系对我国产业结构演绎变迁的束缚，实现所谓的物质产品制造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实行，促进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军事工业的发展，以及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解决了新生政权的生存问题，并为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
但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历史选择。其最核心的问题是微观经济主体缺乏效率激励，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解决掉资源的稀缺性问题时，资源的竞争性使用便成为必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的配置方式为效率相对低下的行政性配置，从生产单位到个人都缺乏效率激励，“搭便车”行为普遍存在。当劳动还不是人的第一需要而只是谋生的手段时，劳动效率的提高就需要物质激励；当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还没有充分涌流时，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就更具备社会经济效率。
我国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汲取。它一方面实现了劳动者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另一方面保留了国家经济平衡发展的微观有效主体。在国民收入宏观分配中，公有制经济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性的长远战略意志，因为不完全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所以不会将市场供求的失衡推向极致。
迄今为止，我国国内还没有出现过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这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有着直接关系。另外，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催生了大量产权边界清晰的微观主体，有利于构建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释放出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同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出了大量市场主体。民营经济的经济效率，倒逼国有企业进行产权结构改革，使得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通过股份制改造获得了新生。各种产权清晰的合格的市场主体的产生与发展，建立起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基础，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构建。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借鉴与超越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不断演变，其演变的直接原因与资本的经济绩效有关。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私人垄断的出现，劳资矛盾愈益激化的供求失衡导致其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两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结束了无政府状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从而宣告了马克思所批判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主义由此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密切结合的资本主义，其中国家作为经济主体之一参与市场经济行为，在多个方面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行有利于市场稳定运行的制度修补。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国家颁布反垄断法以防止过度竞争；以某些经济领域的国有化来保持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的条件和国家资本全体竞争力的基础；以短期的宏观调控来谋求市场的相对平稳；实行社会福利制度以缓解市场经济系统性风险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等等。这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本质上都是为了提高市场经济绩效而采取的缓和劳资矛盾的措施。在国家资本主义种种修补型制度、政策的约束和干预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其贫富差距趋于缩小、劳资矛盾趋于缓和，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自由主义又以新自由主义的面貌开始返潮，愈益激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又开始回来，这反映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局限性。
现实地说，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能继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说明现如今世界所能达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没有高到需要全社会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的水平。因此，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追求单一公有制所建立起来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超越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制度，阻碍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借鉴与超越，但它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相应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它是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建立的目的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具有低水平的按需分配的特点。而西方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相应以私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资本赚取利润服务的经济制度；西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一定程度上降低劳资矛盾而进行的自我调适，它是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我们借鉴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维护市场均衡运行的一些具体做法，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有效率的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但是，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手段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经济基础服务的；而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手段是为资本赚取利润服务的。
更充分发挥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一个连接点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结果，又“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马克思所谓的股份公司“过渡点”的性质，使我国国有经济经过股份制改造后，不仅依然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而且成为了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合格的市场主体。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加强公有制控制力的社会不同所有制财产权联结点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
我国国有经济产权制度的分类改革，大体上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相适应，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实行民营化。我国之所以能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因为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经济进行了成功的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从而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具有混合所有制性质的合格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为了使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真正活起来，我国又进行了竞争性国有资本四层授权经营模式。而在四层授权经营模式里，真正重要的是第二层授权的效率效应。国资委授权经营国有资本的控股公司应该是以私有资本为基础的投资公司，使其有能力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真正实现国有资本运营的政企分开，从而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应该遵循效率原则，以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使国有资本走出去，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力
2008年经济危机的发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和美国的做法大相径庭。美国基本上实行了一套“美国优先、转嫁危机”的零和博弈策略，彰显了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性。然而，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个经济体经贸联系愈益紧密，谁都不能独善其身。看似在短期里美国获益，经济增长表现良好，但其执行的“美国优先”的各项国际经贸政策，却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埋下了伏笔。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世界经济均衡可持续的发展，最终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相反，中国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在国内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短期经济增速放缓换取长期经济增长动能的释放，着力挖掘国家潜在竞争优势，提高国家潜在竞争能力；在国际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开辟新的国际市场，同时助推破解沿线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发展瓶颈，实现危机共克、互利共赢，并为未来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与发展夯实基础。我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以国有资本为引领，带动民营资本走出去，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让世界相关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为自身，同时也为人类谋进步与发展的本质特性。
谨防资本进行有利于自身的所谓资本俘获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相应的分配方式基础上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基本符合中国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制度，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创造奇迹。与此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按要素分配制度的存在，我国现行的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引发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个人收入上的差距拉大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随着各种形式私有制经济力量的壮大，需要谨防资本进行有利于自身的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制度的重塑，即进行所谓资本俘获的努力。同时，还需要警惕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意图，要与形形色色想搞垮我国的反动势力做坚决斗争。
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组织、治理能力等全方位保障，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本文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实践特性及效率效应研究”（14BKS033）资助】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2019年10月31日。
[2]王阁：《关于对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深刻认识及其意义》，《福州党校学报》，2019年03期。
责编：贺胜兰 / 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