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前辈时贤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之道统，对疫情本身以及如何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做了诸多的学理思考，很好地彰显了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可以肯定地说，这一使命担当在当下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理论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自觉、更全面、更理性地总结惨痛的经验教训，通过反思过去，以更好地引领未来。
学理思考的理论视阈可以是多维的。在构筑文化自信的现实语境下，传统伦理文化的维度应该是恰当的。正如传统的中医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中正在凸现出其独特的疗效那样，传统的伦理智慧或许也可以为我们对疫情的反省提供一个独特的思考路径。
1、从天人之辩的传统伦理立场来看，现代人应该学会更加谨慎地与自然和谐相处，时刻持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如果要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在天人之辩中的共同立场做一个梳理和概括，那追求天人合一无疑是一个伦理共识。在道家看来，包括人的存在在内的万物无一不是天地自然的衍生物，因此人没有凌驾和支配天地自然万物的先天权力。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进一步论证了老子的这一思想。在他看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吾在天地之间，犹如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庄子·秋水》）儒家的孔子也主张由知天命进而敬畏天命。在善待自然万物方面，孔子甚至留下过“钓而不网，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的语录。正是这样的传统世代相袭，形成了中华文化善待与敬畏自然万物的伦理传统。
在一些持反传统立场的人看来，这一善待和敬畏自然万物的伦理观是虚伪的。他们认为人的存在从自然界获取衣食住行的资源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这一批评是似是而非的。人固然要从自然界中索取生产和生活必须的资源，但这个过程必须以法自然为基本伦理原则。比如，我们的先人通过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以自然的方式渐渐形成了五谷六畜的享用方式，并以古老的图腾或禁忌或习俗形式对五谷六畜之外的生灵充满敬畏。尽管随着人口的增多，后来古人享用大自然的东西比最初的五谷六畜要更丰富多样了，但诸如“君子有十不食”（孔子语）之类的伦理传统却一代一代被传承下来。这样，人与自然万物便和谐相处了。
以这样的传统伦理立场来看，现代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太多的反自然行为。就以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而论，虽然科学家们从谨慎的立场出发还无法断言其真正的宿主是何种动物，但有一点是确信不疑的，那就是这个病毒与上次的SARS病毒一样不是人类有机体的本来之物。它源自某种动物。也许正是这个缘由，临危受命的钟南山院士到了疫情的最初发生地——武汉某海鲜市场实地考察，当他发现里面充斥着各种活的野生动物交易时，难怪他会雷霆大怒。可见，许多貌似的天灾背后恰是人祸。
2、从人我之辩的传统伦理立场来看，现代人应该学会更加自觉地与私心做斗争，时刻持有对他人的仁爱之心。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世界上无非就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他人”。这个“他人”可以是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我的合作伙伴，我的单位同事，也可以是与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等等。由此，古人相信各种繁杂的人际关系无非就是人与我之间的关系。故董仲舒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符合伦理的人际关系一定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我合一之道。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异常精当地把达到人我合一的伦理原则具体确定为仁道，即“仁者爱人”（《论语·颜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打倒孔家店”的人看来，儒家的仁道思想一味地主张爱别人是不合人之自然本性的。就曾有学者煞有其事地批评说：既然仁字为二人之谓，即既谓他者也谓自我。儒教只讲爱他人岂不是太偏颇！其实这个批评是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无知。事实上，儒家承认爱自己的天性。但既然是天性就无须培养，而爱他人的德性则是需要后天的教化才能够养成。正是由此，儒家的仁道原则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就一方面表现为克制或战胜自私的天性，即“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另一方面则用心培植起爱他人的利他主义德性，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以儒家的这一传统立场来看，我们要向那些在疫情发生时心怀仁爱的“逆行者”致敬，他们不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孜孜践行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遗憾地发现一些人的自私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事实上，正是某些缺乏责任担当甚至不作为的渎职官员，让疫情变得更加的严峻；某些哄抬物价的不良商贩，让市民的恐慌心理四处蔓延；一些为自己的一己私利而隐瞒到过疫情严重地区的市民，让许多的无辜者被传染被隔离；更有甚者居然对那些抗“疫”英雄不惜造谣抹黑，以吸引眼球提升自己的网络知名度！
3、从心物之辩的传统伦理立场来看，现代人应该学会更加自觉地守护好内心，真切体悟乐道不乐欲的生活真谛。如果说天人之辩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人我之辩涉及的是我与他人（以及由诸多他人构成的社会）之间伦理关系的话，那么，心物之辩涉及的就是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这一关系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心与物孰重孰轻的问题，体现为追求人生快乐的过程中是乐道还是乐欲的问题。
如果我们做点学理的比较研究就可以发现，在如何体验快乐的问题上，中西伦理文化体现出了不同的思路。西方一直存在过分迷恋饮食男女、豪车大宅的物欲主义文化传承。与其不同的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则更主张超越物欲，回归内心，在对道的体悟和践行中体验快乐。比如以儒释（佛）道为代表的传统快乐观无一例外地主张快乐源于心：儒家推崇“仁者不忧”（孔子语）的道德心，佛家主张看破、放下、自在的空观心，道家崇尚“道法自然”（老子语）的自然心。这为我们摆脱对物欲满足过分执著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提供了清明的伦理指引。
伦理学无论中西都会讨论快乐问题。而且，它还往往会被视为是伦理学的终极问题。颇为遗憾的是，快乐感的缺失已构成现代人的现代性迷失之一。曾读到过某课题组对“最影响你快乐感的因素”进行城乡居民的抽样问卷的统计数据，选项依次是：衣食住行（41%）、子女（23%）、职业压力（18%）、感情生活（9%）、其它（9%）。令课题组迷惑的是，在对那些有房有车有很好收入的人群所进行的问卷统计和个别访谈中，他们对自己“有较满意的快乐感”的认同率也很低（不到50%）。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把问题的思考置于传统伦理文化的语境下，我们就可以发现问题的症结其实在于现代人的确把快乐与“物”做了太多的勾连，忘记了快乐其实更源于“心”的基本事实。
以这样的立场来审视这次疫情中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会发现乐欲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就以口腹之欲为例。有网民把这次疫情归于“舌尖惹的祸”也许不无道理。事实上，正是一些人为所谓的美食之欲的满足，吃果子狸、吃蝙蝠、吃穿山甲、吃猴脑，于是把原本与动物体相安无事的病毒带给了人类，这直接导致了人传人的悲剧发生。不仅如此，甚至当疫情已发生了，一些人依然还沉迷于口腹之欲而导致了诸多荒诞不经行为的出现。据媒体报道，某封闭式管理的小区有人与社区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的缘由居然是为了出去吃一顿生煎包；某位在武汉上学的研究生为了一顿酒席居然隐瞒从疫情严重地区回来的真相而赴宴，结果多人被其感染；某村镇的一村民不顾相关禁令为儿子操办喜宴，当赴宴者被问及为何有令不止时其回答“不吃白不吃”的话顿时让人无语。也正是这种错误的乐欲观流行，许多宅在家里以躲避疫情蔓延的许多人会变得烦躁不安，他们体悟不到闭门读书带来的快乐，领略不了倚窗而立看白云苍狗、霞起霞落的曼妙，更无从体验禅宗倡导禅坐观心的恬静澄明之乐。
结语
人与世界的伦理关系不外乎是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这样三个维度。传统伦理文化通过天人之辩、人我之辩、心物之辩思考所积淀的智慧有其穿透时空的现代魅力。它为我们思考正在艰难经历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来自思想史的宝贵资源。当下的媒体常以多难兴邦这一成语来提振举国上下共克时艰、战胜疫情的信心，这固然是必要的。但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对不得不经历和承受的磨难要有清晰而自觉的反省。而且，这一反省不能只是学者们的自说自话，而应该通过国民教育、融媒体、文学艺术、道德舆论等途径迅速转化为国家治理意志和国民价值共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民族缺乏对磨难进行自觉的反省，那么，多难未必就会兴邦。而这正是本文的最终结论之所在。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