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各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群防群治、上下同心，打响保卫人民生命健康的疫情防控阻击战。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无疑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大考”。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存在哪些问题和短板？当下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重点把握哪些方面的工作?此次疫情防控工作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哪些启示?《国家治理》周刊邀请多位知名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访谈嘉宾：
陈 升 重庆大学地方政府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陈 潭 广州大学特聘教授、南方治理研究院院长
杜宝贵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
李迎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副会长
张 欢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赵 丰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
祝小宁 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国家治理》周刊：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有哪些明显短板，暴露出哪些问题？
李迎生：疫情爆发初期存在多种治理问题
这次疫情事发突然，事件重大，在治理应对上，有些问题比较尖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对疫区政府及公共机构的质疑批评。归纳起来，这些批评、质疑主要包括：1月23日封城前约500万人离开武汉，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事先得到消息的恐慌性逃离，这加剧了疫情的扩散和后续治理的难度；封城前后，疫区医疗资源固然十分紧张，但管理更加混乱，各大医院人满为患、管理失序，病人及疑似感染者在公共场合穿梭往返，加剧了疫情的传播、扩散和民众的恐慌；疫情应对及防护设备严重不足，不少一线医护人员缺乏安全的防护服及医用口罩，承担了巨大的安全风险；普通民众特别是困难群体在封城后一个时期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就医无门、求助无门；一些不良商家、企业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以次充好，发灾难财；行政及业务主管存在一定的官僚主义，对一些本应十分清楚的基本信息如确诊病例数、病床数等“一问三不知”；官办慈善机构，如这次广受诟病的武汉红十字会存在一定的官僚主义问题，甚至违规操作，使得各地捐赠抗疫物资难与疫区对接，甚至出现抗疫物资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入未接收病患的医疗机构甚至商家非法牟利的现象；基层社区三社联动机制形式主义严重，临阵乏力，以人民为中心在基层难以落实；等等。
陈升：疫区政府信息公布不够及时准确、疫情研判能力有待提高、社会动员能力不足
疫区政府在疫情防控与应对中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信息公布没有及时准确。在未有充分证据排除“人传人”的风险下，武汉卫健委通告里就提出“未发现人传人现象”，使人们放松了对疫情的警惕，导致大量潜在感染人群在不知情及放松警惕的情况下向全国流动，进一步加大了疫情扩散的严峻性与防疫的难度。二是对新型不明疫情研判能力有待提高，医疗体系建设不完善。疾病监测研判能力薄弱，疫情未能在初始阶段得到有效防控，便进入了之后的广泛传播阶段，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应急响应、现场组织等操作规范和流程不明晰，应急处置和物资调度能力不足，一方面防控治疗一线医疗物资严重告急，另一方面捐赠物资管理混乱，出现了急缺物资积压仓库等现象。三是社会动员能力需要提升。当前《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还是主要集中在政府的应对职责和义务上，而关于动员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内容则分散在诸多文件中，需要进行整合。
祝小宁：地方政府形式主义问题严重
首先，部分地方未能摆脱“形式主义”的“文山会海”，会议上的贯彻成为了实际的贯彻，口号上的落实替代了工作的落实，严重耽误了合适的防控时机，加大了疫情的危机程度。其次，出现了各部门信息发布口径不对称，主管部门未能确保信息发布的时效性，监管部门职能缺位，监管体系薄弱及专业化不足等问题。最后，政策导向模糊。具体表现为：在未对或者说缺少对市级辖区疫情形势深入研判的情况下，将省级政府部署安排直接套用在属地单位，加大了基层执行单位的压力。部门分工部署一把抓，给部门实际执行带来较大的困难，联防联控机制的横向层面动能受限。带有各类不准确用词用语的政策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行为取向产生了误导。
《国家治理》周刊：当下的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重点把握哪些方面的工作？
李迎生：使社会力量更广泛地参与危机治理
一是要完善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增加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条款。二是要加强对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培育和能力建设。这就需要盘活存量资源、适当扩大社会组织的数量、加强业务培训，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三是要强化社会力量的公信力建设。公信力即社会信任的力量或社会信任度。这次武汉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的工作饱受争议，说明强化社会组织公信力非常紧迫。四是要建立有效的社会力量参与危机治理、公共服务的执行机制。民政部近年来推动建立的“三社联动”机制在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服务方面切实有效，但目前尚不具备运用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极端危机事件治理中的条件。五是要建立有力的社会力量参与危机治理、公共服务的管理协调机制，使社会力量在政府引导和社会监督下依法依规有序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和公共服务工作。
陈潭：透明高效的疫情信息公共服务对于疫情治理至关重要
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治中，我们可以看到，及时充分的疫情信息公开和精细通畅的疫情信息公共服务对于疫情治理至关重要。因此，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和传播效率，打通疫情治理所需公共信息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也要注意到，谣言往往伴随着重大灾难而产生，谣言得以谣传会引发公众难以预料的焦虑与大面积的社会恐慌，从而对防灾、减灾、救灾造成难以估计的阻碍和损害。因此，对于散布疫情谣言、谎报疫情者需要严格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祝小宁：地方政府要强化决策执行权威，加大对主要领导干部的考核监察，做实中间层级，增强政策导向精度
一是推进“国家在场”，强化决策执行权威。利用好中央派驻地方的防控工作指导小组，“借势成事”，保证政令一出，执行迈腿。二是强化逆向激励，推动实际工作进展。对各部门主要领导干部和负责同志加大考核力度，尤其对于疫情防控期间不作为、怕作为和乱作为的个别情况加大问责惩戒性的威慑力度。三是做实中间层级，增强政策导向精度。防控工作必须杜绝行政体制中间层级边缘化问题，做实中间层级，增强政策导向的精度。四是落实宣传教育，推进舆论引导和信息公开工作。责任部门要在实践中提升应对能力，统筹网上网下、大事小事，将所有的舆论都引导到战胜疫情防控的目标上来。
赵丰：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需要万众一心，共同努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网络舆情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网络在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又因本身固有的管理缺陷，成为滋生谣言、虚假信息、负面新闻报道的温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开展疫情防控舆论宣传，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根据疫情防控进展，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进行差异性宣传、分层化传播，增强疫情防控正面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同时，要继续加大信息发布力度，增强发布权威性针对性，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舆论关注，形成多层次持续释放权威信息的格局。
《国家治理》周刊：此次疫情防控工作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什么启示？
张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建立有效的容错机制
有必要在建立有效的容错机制方面进行深刻反思。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应当考虑如何不犯错，也应当考虑如何应对犯错，就是要建立容错机制。容错机制需要承认决策存在风险，从而不仅要从决策正确获得收益的角度进行决策，更要从决策错误遭到损失的角度进行决策。应急管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更多高风险决策情景，更需要立足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建立有效的容错机制。
陈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强化信息透明公开，建立科学研判体系，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加快社会共同体建设，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
首先，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治理理念，特别要树立“服务、责任、协同”的理念，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从传统“堵”的思路转移到“疏”的思路；强化属地责任，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强化部门协调，加强政府部门间的交流协作，进一步完善治理主体。其次，及时、客观、全面、准确发布疫情和防控工作信息，强化信息公开透明。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清单管理和政府信息定期披露机制；及时回应网民质疑，谨慎对待“谣言”；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进行法律法规修订。第三，建立科学研判体系，研判预警疫情发展，并及时防控。提升科学研判能力，有针对性地制定防控策略，建立稳定的“首席科学家”体制，长期支持若干个团队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完善传染病监测网络。整合不同渠道、不同部门间的疾病监测信息；经常性评价现有装备、防控网络、应急响应机制，填补或加强存在的空白点和薄弱环节。第四，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强化卫生体系纵向、横向的联系、合作、协同。落实医院、疾病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应急工作预案和规范；强化医共体或医联体建设；建立物资运作体系，实现多源多流的物资分配，减少物资错配。第五，强化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要强化政府在动员和引导市场和社会的角色和作用，通过立法明确他们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及权利、义务，支持社区民众的自救行动，调动各层自主应对突发事件的积极性。第六，强化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支撑。开发疫情防控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将医院、专家、公众及相关医疗资源充分整合，同时开发主动申报与疫情线索提供、网上智能问诊与人工服务、居家医学观察服务与管理、信息发布与健康教育等功能。
杜宝贵：未来应急治理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提升“社会资本力”
一是出台基于疏解爆发式流动性人群的政策。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发展不均衡，这对疫情的有效防控提出了新要求。应在诸如春节、国庆节等人口流动显著的时期采取“逆周期”“反结构”“去规模”等流动人群治理模式，出台基于“导流”的社会政策，以达到错峰、分流的人群疏散效果，最大限度减少基于可控人口流动的传染危险。二是刚性增加基于日常学习与行动导引的大疫情科普课程。教化民众应是化解问题的长久之计，而更新与改变教育理念，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持续渗透重大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三是大力常态化支持医学卫生类公益组织的发展。应把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与现代基于市场机制的第三部门激励机制有机融合起来，将公共资源在国家、非政府组织（NGO）、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提升中国本土的“社会资本力”。四是激发意见领袖的网络聚合与情感互动的效应。基于中国庞大的网民基础，在恐慌弥漫的疫情爆发期，积极引导与有效动员“意见领袖”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其无论在网络情感沟通还是准确真实信息的有效传达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应急治理参与主体。
整理：杨 阳 ／ 罗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