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冠肺炎 应急管理 制度优势 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制度优势在疫情防控中的体现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得到一次集中的实践检验。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确保防控疫情反应迅速。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全面启动中央与地方的应急管理体系，全国上下齐心，动员力量步调一致，人力物力快速到位。二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确保防控疫情的所有施政都以人民健康为核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从城市到农村的各级社区、各企事业单位自觉动员起来，协同各级政府做好工作，居民、村民也自觉响应号召，主动居家隔离、主动报备、主动接受医院隔离和治疗，大大缩小了疫情扩散范围和传染速度。三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确保防控疫情的有序性和合法性，从而保证物资的顺利供应和交通的正常运行，避免引发社会混乱和恐慌。四是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和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确保防控疫情的公开透明，疫情通报渠道畅通，及时戳穿各种谣言，避免出现规模化的“病急乱投医”。五是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军队快速响应号召，抽调军队医疗力量支援武汉。
面对疫情地方干部应提升应急治理能力
在防控疫情的过程中也暴露出部分地方干部在应急治理能力上所存在的短板，应当增强以下几方面的应急治理能力。
疫情信息的性质研判能力。疫情第一个信息出现之际，就是考验一线地方干部对该信息性质的研判能力之时。所谓辨别谣言与非谣言的研判能力，是指当社交媒体上出现疫情信息时，领导干部能够迅速作出判断，并且及时对非谣言的疫情信息进行调查研究，而非简单以“这个信息是谣言”来进行收尾。这样一来，一旦发生疫情，就有利于从源头治理抓起。辨别谣言与非谣言的关键要素有三个：首先是信息发布者身份的真实性，即信息发布者是否使用了真实的人名、隶属于真实的单位；其次是发布信息的内容，如表达事实时，是带有积极的心态表述，如“冷静应对”“避免被传染”等，还是带有消极的主观感情色彩，或幸灾乐祸的符号和语言，亦或是含糊其辞；最后是信息转发者的评论，是质疑还是认同，是简单重复还是传递消极，又或是直接辟谣，等等。从此次疫情最早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看，发布者用的是真实的单位和真实的人名，没有任何隐瞒身份的现象，信息内容也只是陈述事实并提醒周边朋友注意。基于这种情况，当局者不应该简单做出是谣言的判断，而是应该尽快找到信息发布者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并组织专业医生和专家团队迅速进入出现病人的医院调查研究，以避免错过疫情源头治理的最佳时间。
疫情传染的切断决断能力。错过疫情源头治理的最佳时机，意味着传染源已经开始扩散。如何避免传染源出现几何级数的扩散增长，需要一线领导干部具备果断的决策力和不折不扣的执行力。毕竟领导干部的决策立场直接影响决策导向和执行效果：是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群众着想，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自己的政绩、脸上有光、出名出彩。倘若站在前者的立场，一定会快速做出关闭传染源头、终止和禁止各类集群活动，并要求不折不扣执行的决策；而如果站在后者的立场上，则会犹豫不决、考虑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不改变原有计划，甚至不惜以群众生命安全为代价来获得一时的“喜庆”和“荣光”。
疫情防控的法治运作能力。应急管理只有引入法治化轨道才能有效运行，突出法治思维是应急管理的关键一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思维”是需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快速强化并转化为行为习惯的。我国已经出台的有关应急管理的法律法规及其标准多达四百多个文件，也就是说，我国并不缺法律文本，缺的是一线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及其运作能力。首先，出现不作为的失职和违法的渎职现象，表明一些领导干部既缺乏应急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又不具备起码的责任心。其次，《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这说明武汉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态开始恶化时就应该马上将早期实行的二级应急管理升级为一级应急管理。此外，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要恰当、符合实际需要。在应急危机状态下，行政自由裁量权在保证“第一时间处置权”情势下很容易被任意扩大，以至采取不必要的应急措施，给群众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和障碍，甚至损害公众的利益。在疫情并不严重的地区也一味封城封路断交通即为典型案例。最后，虽然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但在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应急危机状态下，难免会有法治及其法律方法触及不到的地方，需要一线领导者大胆运用法律外的手段，如道德手段、政治动员等，最大程度减少群众的损失，保障社会大局稳定。
疫情防控的综合协调能力。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异常复杂和艰难，一线指挥官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沉着的定力，更需要具备系统的综合协调能力，快速建立起不同机构、不同部门间流畅的合作机制，以及时全面地处理一系列疫情防控事务，如封城的前期工作和后续工作的衔接；根据病人症状的不同程度分类收治，确定不同类型医院的分工以及重点医院的择定；政府不同职能部门的配合和协调一致；医疗物资运输的分类指导和统筹调配，把有限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等等。
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绝大多数一线领导干部都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全力以赴，辛苦和贡献有目共睹。如果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具备更高更强的应急治理能力，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的优势就会发挥得更充分，应急治理效能就会更好，遗憾就会更少，损失就会更轻，一线医务人员就会受到更好保护，救治效果也会得到更大提高。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应急治理能力的培训绝不是单靠课堂传授就能胜任的，而是要通过“实战”演练把课堂的知识转化为熟练的实践技能和思维习惯。
参考文献
[1]郑会霞：《领导干部应急管理能力探析》，《领导科学》，2013年第35期。
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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