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用以分析二战后欧美国家公众价值观变迁的理论命题之一。其核心观点是：经过长期经济繁荣之后，公众价值观发生了由“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转型。这一转型将引发一系列社会现象，如经济要素对个人幸福感作用的边际效用递减，公众在社会各领域态度和行为的“个性嵌入”，期望多元、政府“超载”和“批判性公民”的出现，等等。在理论层面，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变迁理论通过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力图证明文化可以作为独立变量影响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应当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生存价值观 自我表达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和史无前例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公众价值观的变迁无疑是中国蓬勃发展画卷中极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此现实背景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在21世纪初期走进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并迅速发展成为不同学科观察、解释和分析公众心理、文化与行为的重要视角。全面梳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描摹的社会现象，系统总结其学术旨趣，深入挖掘其理论限度，不仅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视域观察价值观变迁可能产生的现实影响，更有助于厘清“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理论逻辑。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理论意涵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军学者，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英格尔哈特教授在其现代化与政治文化变迁理论中提出的核心命题。在英格尔哈特看来，人类社会变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是内在关联的。传统社会的核心工程是在稳态经济下的生存，现代社会的核心工程是急剧的经济增长，而后现代社会的核心工程则是最大化的主观幸福感。与之相对应，传统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是传统宗教和社区规范，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成就动机，而后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则是以“生活质量”为核心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经过长期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物质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型，即从“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向“自我表达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的转型。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盛行的社会里，“强调经济成就为首要目标如今正让位于对生活质量的日益强调……服从纪律、否定自我、以成就为主导，这种工业社会的规范正让位于更广泛的个人选择生活方式和个人自我表现等态度”。人们的生活重心也由原来的“强调收入最大化和工作保障转移到工作的乐趣和意义上来”。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公众倾向于把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置于经济效率之前，崇尚自由、宽容、积极参与，倾向于质疑与挑战权威。这种价值观的变迁推动了一种新政治文化形态的出现，进而通过个体行为选择影响政治生态与政治进程。由“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变迁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推演和主观臆测，英格尔哈特教授从代际价值观变迁的视角出发，用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30多年的数据分析表明，成长于经济繁荣时期的年轻群体比成长于物质匮乏时代的年长群体在价值观的优先选择中更加关注自由、话语权、环境和理念等后物质主义的目标。相比之下，年长群体则更加关注收入、财富等经济与安全类的物质主义目标。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型在全球40多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中普遍存在。理论推演与大规模、长时段实证分析结果的一致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关注。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因何产生又可能引发什么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缘自于英格尔哈特研究团队对二战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公众价值观的现实观察、统计分析和理论提炼。其前提理论预设为“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所谓“匮乏假设”主要指一个人的优先目标是其所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反映，在某些东西供给相对不足的时候，人们会在主观上给予它们更高的关注；“社会化假设”主要指由于一个人早年的社会化过程比成年之后的社会化过程对其基本人格的影响更大，因此，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的是人未成年阶段的主流社会经济环境，并且，这种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依此逻辑，社会经济环境和优先价值观之间并非一个可迅速调整的关系，两者间会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滞后。二战之后，欧美国家普遍进入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在此阶段出生成长的年轻群体的生存与安全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保障，这种生活体验使得年轻群体的价值天平逐渐由生存、成就向自尊、知识和审美等方面倾斜，“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随之出现，并随着代际更替而日渐凸显。作为人们对“何为应该”“何为值得”的主观判断，个体的价值观影响并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评价标准和行为取向，而社会总体价值观的转型则意味着社会总体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变迁的开始，这无疑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欧美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将在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中发生深刻的变革。
价值观变迁中“生存价值观”的式微意味着经济要素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匮乏假设”本身内在地蕴含着边际效用递减的逻辑，在物质匮乏时代，人们天然的对经济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经济收入与幸福感高度相关，但是在经济发展超过一定的阈值并保持长期增长势头的情况下，生存安全和物质繁荣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所当然，物质对个体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也会逐渐降低。英格尔哈特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不同国家公众态度的跨国比较分析证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经济收入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高度相关。但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6000美元以上的国家（以1991年的美元购买力为标准），经济收入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并无关联。可见，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相对贫困”与“相对剥夺感”逐渐代替生存危机和物质匮乏成为公众焦虑的主要来源之一。
“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彰显意味着个体在社会各领域的态度和行为中日渐增强的“个性嵌入”。依据“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达价值观”变迁的逻辑，当人们不必为生存和安全忧虑，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自我主体性的日渐关注。并且，这种关注点的转移会逐渐影响人们对社会各领域的判断与行为选择。个人生活层面，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彰显的时代，结婚生子可能由原来人们心目中的理所当然逐渐转变为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工作更多地被看作自我实现的平台；消费除了满足需求，更是个性彰显的手段。相应的，在社会态度与行为层面，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群体对单亲家庭、不婚主义、同性婚姻等非主流行为更加宽容；工作中的成就动机逐渐让位于职业与自身个性是否“投契”的“后物质主义”动机；消费中更倾向于体现身份与文化内涵的符号性消费；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选择中逐渐倾向于环境保护优先；对被漠视和被支配的承受程度不断下降。这些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紧密相关的态度和行为在二战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的青年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带来公众期望的多元化，从而引发政府“超载”与“批判性公民”的出现。价值观是人们进行的优先选择与评判标准的重要依据。正因如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产生与发展对于以获取合法性为存续前提的现代政治体系而言，其影响尤为深远。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如果说以经济和安全为核心的“生存价值观”是主线明晰的线性结构，那么以个性发展、个性解放与生活质量为核心的“自我表达价值观”则是一个多元发散的网状结构。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群体对于自我个性和自我解放有着更为强烈的关注。如果我们肯定人的需求和个性是多元的，那么后物质主义者自然对其所存在的政治体系有着更为多元和更为纵深的需求，他（她）们是对政府体系要求更为苛刻的“批判型公民”。政府体系仅仅在物质层面的治理绩效已经很难满足“批判型公民”的多元期望。“‘后现代价值观’的转变已经在所有发达工业国家中带来了政治议程的转变……环境保护、种族冲突、移民问题、妇女问题、同性恋解放运动等已经取代经济增长成为发达工业国家的重要政治议程。”多元发散的政策议题无疑增加了政府体系的工作负载。更为重要的是，后物质主义者所关注的议题大多包含众多的价值冲突，如移民问题中内在蕴含的权利与身份的冲突等。这些冲突是现代理念下建立起来的世俗理性权威难以有效解决的。信任以期望的实现为前提，当期望未能实现，信任必然下滑。正因如此，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普遍不高，这在一定意义上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与“批判型公民”的出现内在相关。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将推动公众质疑科层体制、挑战权威心理的形成，进而引发政治参与的新形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价值排序中更加注重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这在本质上与以纪律、服从和去个性化为核心的现代科层体制格格不入。因此，在逻辑层面，质疑科层体制与挑战既有权威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行为表现。有研究显示，在国家层面，政府的治理绩效水平与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并不相关，甚至会出现政府治理绩效提升与政治信任下滑同时出现的“反逻辑”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质疑与解构权威的内在属性。这种质疑与解构不仅仅针对科层体制的政府，也针对以科层体制为特征的政党或其他社会组织。在许多欧美国家中，“老牌的政党机器正在丧失对选民的掌控”。然而，与选举投票率不断走低形成鲜明对比，以挑战精英为目的、以直接参与政治决策为手段、以“去中心化”为形式的社会运动却在欧美发达工业国家蓬勃发展。“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可谓是上述政治参与新形态的重要心理与文化基础。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引发高度的被承认诉求，进而带来身份政治的困境。政治哲学、政治思潮、政治文化是一个由里及表的逻辑呈现。西方欧美国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政治文化的勃兴与二战后西方世界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哲学具有内在的关联。与大多冠以“后”标签的思潮（如后现代主义等）相类似，“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内在蕴含着对现代经济至上主义与理性启蒙主义的反思，具有彰显个人主体性与内在价值性的底色。这可以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测量指标体系对话语权和审美的着力得到概念层面的支持，也可以从欧美国家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公众更关注“被承认”的政治和社会态度中得到佐证。因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现代社会中以经济为主线的阶级关系具有一定的消解效应。在政治场域中表现为生活政治，身份政治、尊严政治、差异政治的逐渐兴起。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人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条件而存在，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所属的民族、历史、文化等一切共同体特征对其内在价值追求具有强大的形塑作用。以此逻辑，个体价值属性的过度伸张在公共场域中必然表现为族群、文化之间的极大矛盾。如果加之社会公共理性的淡化，这种以“承认”“平等”“身份”为合法性标签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政治中容易陷入政治极化与公共议题碎片化的困境，这对政治体系的整合功能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此外，如果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群体遭遇经济衰退，在其“物质主义”基础销蚀之时，在缺乏公共理性的极端氛围下，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可能会成为其政治归途。这可能是当代西方众多学者，包括英格尔哈特教授本人在敏锐地观察到欧美国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轫的同时极力推崇公共理性的原因所在。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理论旨趣
学术研究工作的主要价值在于实现理论与现实的有效对接。任何有影响的理论命题本质上都有现实描摹和理论建构两个维度的观照。“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敏锐地观察到了二战之后欧美发达国家公众的政治文化走向，并进行了验证，彰显了该命题的现实洞察力。此外，英格尔哈特教授以覆盖全球近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力图证明文化观念在社会发展历史洪流中具有一定影响，并着力揭示其具有何种影响，为何会产生影响。此乃“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理论旨趣。
英格尔哈特教授于1990年代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一书的开篇中就提出：“经济、文化和政治转型作为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他们相伴而来，以可预测的方式改变着世界。”其中，“相伴”一词可谓颇具深意，体现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看待经济、文化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核心观点：即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文化与各领域的制度变迁处于相互影响的复杂状态。任何社会的发展既非简单的线性逻辑可以解释，也不是完全随机的状态。
现代化理论作为解释社会发展进程的经典范式一直是思想界分析、解释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抓手，也是充满争议的理论论争对象。英格尔哈特在构建并验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命题的基础上认为，在经济增长对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具有强大影响的同时，文化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发展进程。在这里，文化并不是一个国家永久性的弥散性文化特征，而是可变的。具体的文化要素，英格尔哈特以大规模跨国数据分析证明，公众的成就动机与国家的经济增长高度相关，公众的成就动机越高，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人际信任与相关的文化变量与稳定的经济增长相互支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具有负面的关联，经济发展在价值观变迁发生之后会发生拐点式的转变。同样的逻辑也表现在文化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中，实证研究表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服务业部门劳动力的比例密切相关，与政策议题的类型具有内在的联系。甚至，与经济发展相比，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正逐渐改变欧美发达国家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而影响政党政治的图景。可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文化不是不可变的常量，也不是被动反应的因变量，而是具有一定能动作用的自变量。至此，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核心命题的社会变迁理论补充并修正了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中以决定论为主线的论证逻辑。
如果文化或价值观可以作为独立的变量影响社会变迁，那么文化和价值观从何而来？后现代主义思潮以解构一切的姿态认为，文化是权力精英塑造的，以“规训”为目的神话，具有浓厚而强烈的控制功能。然而，英格尔哈特教授的统计分析表明，虽然文化传统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对公众的价值观念具有影响力，但是公众特定人生阶段的亲身生活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与动机仍是人们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决定力量。因此，与其说是“后现代思潮”塑造了人们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如说是特定的生活体验催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并使得“后现代思潮”能够为人所接受。“环境本身不决定行为，行为的发生需要动机和环境并存。”在此意义上，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内核的社会变迁理论在彰显文化对社会发展意义的同时也肯定了人实践属性的重要价值。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产生之后便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关注，在引起巨大理论反响的同时，对该理论的质疑与批评也不绝于耳。许多学者从实证研究方法的层面质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指标体系不够完整科学，也有学者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中进行统一的问卷调查所得出数据结果信度、效度不高，理论结论的可靠性不足。从理论逻辑层面考察，作为以“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为前提预设的理论命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核心的理论限度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该理论命题在论证外部环境与个体价值互动中内在嵌入了理性主义的固有局限。“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主张外部的社会环境借由个体的生命体验转化为理性判断进而形塑个体的价值观，这潜在预设了个体理性在其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这一理论主线无疑使该理论的辐射范围以人的理性为边界，发端于情绪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以及来源于教育与引领的价值观念则超出了其理论的“射程”。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可能无法解释勒庞提及的个体“非理性”状态的行为。也有研究证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议题领域也不具有明显的解释力。其次，虽然英格尔哈特教授试图用数据证明个体的核心价值观一旦形成便趋于稳定。但价值观“生命周期逻辑”的存在无疑会消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政治行为和社会变迁的预测功能。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言，上述质疑“不太可能成为政治文化研究再度走向萧条的压力，而更有可能成为政治文化研究完善自身的动力”。总之，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变迁理论无疑给人们提供了观察、解释和分析社会现象的文化视角，而这一视角理应成为人类认知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作者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7BZZ0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著、张秀琴译：《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②[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著、叶娟丽等译：《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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