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孝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孝文化十分发达，这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均有充分的表现。唐代孝文化之所以兴盛，与唐王朝“以孝治天下”的既定国策有关，与唐朝采取的一系列崇孝措施有关，与唐代社会的崇孝风气也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唐代 孝道 孝治 孝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唐王朝制定了“以孝治天下”的国策
孝是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顺从，也包括对长辈的敬和君主的忠。孝文化即是与孝相关的文化，它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在古人看来，“孝”是全部道德的基础，是决定家庭和谐及国家稳定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文明教化的基础。
唐朝统治者对孝文化的社会功能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主张“以孝治天下”，把“孝治”作为唐王朝的基本国策。唐高祖在《旌表孝友诏》中说：“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莫尚于兹。”武则天在《臣轨·序》中说：“然则君亲既立，忠孝形焉。奉国奉家，率由之道宁二；事君事父，资敬之途斯一。”唐玄宗在《令郡县采奏孝弟诰》中也说：“至和育物，大孝安亲，古之哲王，必由斯道。……信可以光宅寰宇，永绥黎元者哉。其天下有至孝友弟，行著乡闾堪旌表者，郡县长官采听闻奏，庶孝子顺孙，沐于元化也。”唐代官僚士大夫也同样认同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开元五年（717），右补阙卢履冰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说：“今陛下孝理天下，动合礼经。”穆宗长庆元年（821），太学博士直弘文馆郑遂等七人在上穆宗的奏疏中说：“圣朝以广孝为先，以得礼为贵。”可见，以孝治天下是唐朝君臣共同遵守的治国之道。
唐朝孝道的基本要求是“善事父母”。《唐律疏议》云：“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曰‘不孝’。”“善事父母”的含义比较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七点：一是在物质上须承担供养父母的义务，在日常生活上尽可能地满足父母的物质需要。二是在精神上要敬养父母，真心诚意地奉养父母，使父母在精神上感到愉悦。三是在父母去世后要以礼安葬父母和祭祀父母，做到慎终追远。四是延续父母生命，传宗接代。五是继承父母的遗志，并努力去建功立业，从而扬名显亲，光宗耀祖。六是要遵循几谏原则，在大是大非面前进行谏诤。七是与父母同居共财。对于善事父母的问题，武则天在《臣轨》中讲得十分清楚。她引用《昌言》的话说：人们事奉父母亲，就要守在父母身旁而不远离，无论多么辛劳屈辱都不感到厌倦。看见父母身体不安适，自己就睡不着觉；看见父母一顿没吃好，自己就吃不下饭；看见父母有善行，自己就高兴地称颂；看见父母有过失，自己就泣涕谏诤。人们如此勤勉，尽力地去侍奉自己的父母亲，哪有做父母的会憎恨儿女这样做的！
在“善事父母”的同时，还要忠君报国。事奉君主，不管遇到的问题是艰难还是容易，都要无所畏惧。若被委官任用，也不能恃宠而骄而要更加敬重；若被遗漏忘却，也不该埋怨憎恨而要更加勤奋；无论遇到艰险还是平坦都不改变心意，无论碰上安全还是危难都不改变志向；看见君主的一点长处，就竭尽全力去宣扬赞誉，惟恐四海之人听不到；看见君主的一点过失，就全身心地去恳切谏诤，忧虑其德行有一点缺失。如此的勤勉，尽力地去事奉自己的君主，哪有做君主的会憎恨臣子这样做的！若事奉父母亲而不被父母亲所知晓，那就是孝顺还没做到位；事奉君主而不被君主所知晓，那就是忠诚还没做到位。古人常说，如果要寻求忠臣，就要从孝顺之家寻找。不是纯真的孝子，就不可能树立绝对忠诚的思想；而纯真的孝子，就会用仁义去修养自身，并深知德行是立身之本。一个人要尊敬他的父母，必须首先尊敬他的君主；要安定他的家庭，必须首先安定他的国家。因此古代的忠臣，都是先忠于君主再忠于父母，先忠于国家再忠于家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作为君主，他是臣子的父母之根本，臣子的父母若没有君主的教养就不可能生存；而作为国家，它是臣子的家庭之根基，臣子的家庭若没有国家的庇护就不可能建立。
显然，以孝治天下是唐代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统治阶级视孝治为“至德要道”，出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政治的需要，帝王和皇室尽力塑造“仁孝”形象，而在孝道的劝导上则是不遗余力。
唐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崇孝措施
唐代统治者懂得“孝”是人们全部道德的基础，是决定家庭和谐、国家稳定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为了实现“以孝治天下”的目标，唐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崇孝措施。
首先是加强孝道教育。孝道教育是唐代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唐代学校有官学与私学之分，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重视孝道教育。在唐代，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都要学习《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在家行孝、对国尽忠。唐高祖在《旌表孝友诏》中说：“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莫尚于兹。”武则天在《臣轨·序》中说：“然则君亲既立，忠孝形焉。奉国奉家，率由之道宁二；事君事父，资敬之途斯一。”天宝年间，李齐古在《进御注孝经表》中说：“《孝经》者，天经地义之极，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为百行之本。”唐玄宗在对《孝经》作注，并让元行冲为其作疏之后下敕说：“自今已后，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焉。”由此可见，唐玄宗不辞劳苦，两次亲自为《孝经》作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孝经》教育，践行“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帝王到学校视察或参加释奠等大型典礼时，往往要讲论《孝经》。可以说，官学在唐代孝道教化上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唐代私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与官学一致，所以唐代私学同样是孝道教育的重要途径。唐朝前期，官学兴盛，私学在孝道教育上处于补充的地位。家庭孝道教育也属于私学范畴。孝道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唐代家庭特别重视孝道教育，在唐代孝道教育中处于基础地位，影响是最为深刻的。
其次是将孝作为选官用人的重要标准。唐代选官用人的途径主要有科举、门荫和流外入流。在选拔官员时，往往将孝作为重要的品行标准。唐初规定官学生徒必须学习《孝经》。高宗仪凤三年（678）三月下敕，将《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要求贡举皆须兼通，还专门设立了孝悌廉让与孝悌力田科。其应试者，需要有突出的孝悌品德并受到推荐，才能参加考试。为了保证官员在孝行上起到表率作用，唐朝规定官员父母、祖父母年老体弱或身染疾病没人奉养，则官员必须在家侍奉，所任官职名号不得与父、祖的名字犯讳，父母去世应辞官守丧丁忧。如官员家中遇到丧事，政府可以给予其一定的假期，提供一定数量的人力、财物来帮助其办理丧事。地方官员对本地方民众要进行孝道教化，对于民众中孝行突出者要表彰和向朝廷举荐，对于不孝者要给予惩处，除此而外还要慰问抚恤老弱，落实朝廷促进孝道的相关政策。
再次是表彰孝行。唐代政府和民间均可对孝行进行表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表彰孝行的责任。中央对孝行的褒奖基本上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的，其方式包括旌表门闾、减免课役、授官赐封、赐予谥号、建祠树碑、下诏褒扬、改赐地名、亲自召见等。地方州县表彰的形式则为树立典型、推荐上报、征辟为吏、奖励物资、助办丧祭等。民间也自发采取多种方式对孝行进行褒扬：或撰文颂扬，或集资助孝，或效法其行。在唐人看来，孝子能够孝悌于家人，必然能公信于社会。因此，孝子往往能够赢得士民的信任和尊重。据两《唐书》记载，因孝行受到政府表彰者即达数百人之多，这说明唐朝在孝行表彰上的力度之大。这种表彰对于孝行无疑具有激励和引导的作用。
最后是尊老养老。唐王朝非常重视尊老养老问题，并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皇帝“亲养三老五更于太学”。通过这样的礼仪形式，皇帝为社会各阶层树立尊老养老的榜样，从而引导社会形成尊老养老的风气。给老年人赐杖或赐以封号：“天下侍老，百岁已上版授下郡太守，妇人版授郡君。九十已上版授上郡司马，妇人版授县君。”经常派专人到各地慰问老人，赏赐财物，减免赋役。甚至给老人安排侍丁，在法律上给予特权。地方政府官员在日常工作中除督导百姓行孝尊老之外，还要以礼敬老，通过举行乡饮酒礼，引导百姓敬老养老。此外，也要慰问老者。显然，这些措施的实行，也是有利于形成尊老养老风气的。
唐代形成了崇尚孝道的社会风气
唐代社会与孝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唐代孝文化深入到唐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唐人的衣食住行、家庭生活、节日习俗以及社会风气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唐代社会呈现出许多体现孝文化的风尚。注重厚葬、行第和谱牒就是这种风尚的体现。
唐代文人从小就接受孝道伦理的教育和熏陶，尊孝行孝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其思想和行动的自觉体现。许多文人成为唐代的知名孝子。如李峤“早孤，事母以孝闻”。元德秀年少时孤贫，“事母以孝闻”。王维“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杨炎“孝著三代，门树六阙”。王仲舒“少孤贫，事母以孝闻”。狄仁杰“孝友绝人”，被后世列入二十四孝之中。官员能否尽孝，关键是看他能否处理好孝养父母与自己的权位关系，以及孝亲与忠君之间的关系。资料显示，唐代官员在父母年迈或是疾病需要侍奉时多能尽力选择留在父母身边。如姚崇在长安四年（704）以母老，“表请解职侍养，言甚哀切，则天难违其意，拜相王府长史，罢知政事，俾获其养”。张九龄在被朝廷出为冀州刺史时，“以母老在乡，而河北道里辽远，上疏固请换江南一州”。张荐被“诏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既至阙下，以母老疾，竟不拜命”。奉养父母，也多能尽心竭力。如房玄龄在侍奉父亲疾病时“绵十旬，不解衣”。韦温“侍省父疾，温侍医药，衣不解带，垂二十年”。诸如此类，都是文化重孝的典范。
除士大夫之外，唐代女性也深受孝文化的影响。在唐代，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女孝经》。《新唐书·列女传》指出为人女的美德是孝顺，为人妻的美德是对丈夫的忠诚，为人母的美德是慈善仁义。有唐一代，孝女层出不穷。如王求古之妻郭氏“事舅姑能尽其孝，穆娣姒不忘其和”。李普之妻“孝事舅姑，温恭娣姒”。贾君妻李氏夫人“侍奉舅姑六十余载，晨昏慕省，不失其则”。这说明，唐代女性也是注重行孝的。
总之，唐代孝文化的兴盛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而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它与唐王朝“以孝治天下”的既定国策有关，与唐王朝采取的崇孝措施有关，与唐代社会形成的崇孝风气也有密切的关系。唐代孝文化是中国中古盛世孝文化的代表，它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又全面的影响，对同时代的新罗和日本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唐代的孝文化又被宋代所继承，成为宋代及其以后各代孝文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孝文化在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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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季庆阳：《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基于大唐盛世的考察》，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
责编/潘丽莉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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