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在疫情的严重性得以确认后，我们依靠现有的党政体制，迅速建立协同高效的组织指挥体系，从而全国一盘棋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这种效率是别的国家难以具备的。高效的体制需要高素质的干部去运转，否则，体制的优势就难以转化为治理的效能。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一些领导干部、医务工作者表现出了更高的忘我精神和担当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持之以恒的反腐整风让干部队伍持续地走向风清气正，党的十九大以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的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这种意识从党内扩散到党外，渐渐形成一种全民性的风气。在这次疫情中，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没有怨言、不顾疲劳地投身到这次抗疫斗争中去，表现出了空前的牺牲精神、团结意识和顽强斗志。这是一场可歌可泣的全民族的战斗。
在疫情危机中，领导干部处于舆论的中心，成为讨论、争议的对象。危机发生后，尤其是认识到人传人的风险后，很少有领导干部故意地懈怠，而几乎本能地投入到抗疫斗争中去。有的领导干部表现出了更高的忘我精神和担当精神。例如，身患渐冻症的湖北省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带领600多名医护人员持续战斗40多天。从最早收治不明肺炎患者开始，他一直没日没夜地奋斗在抗疫第一线。他发现自己患渐冻症已一年多，也知道是在与生命赛跑。他现在已步履蹒跚，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但在工作中，在交谈中仍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用这种精神激励着自己的团队，大家一起熬着、扛着，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这种精神怎么褒扬也不过分，然而，他本人则已经没有精力来享受这种褒扬了。什么叫忘我精神？这就是。
湖北省潜江市市委书记吴祖云则是具有担当精神的代表。2020年1月17日上午，潜江市就及时收治集中管理32位确诊的肺炎发热病人。假如新冠肺炎没有后来那么严重，就可能有人会来追问他们的责任。作为领导干部，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他们宁可承担这种责任。什么是担当精神？这就是。
战“疫”中官僚主义的官场病，具体表现在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丧失判断力的唯上主义
然而，疫情危机也的确暴露了我们一些干部队伍的素质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患上了官场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官场病呢？ 答案是官僚主义。
官官关系如何界定呢？唯上主义是最准确的概括。官官之间最主要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因为部门、地方的分割而显得复杂，但总能一圈套一圈，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在不同的圈子中，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具有准人身依附性质，不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都有深刻洞察，强调要反对圈子文化，反对搞人身依附。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唯上主义极容易让各级干部丧失自身的判断力，以上级领导的意志为意志，整天想着揣摩上意、迎合上意、讨好上意。这样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报喜不报忧，不仅自己不报忧，而且压制别人报忧。被揣摩、迎合、讨好的上级领导也因此丧失判断力，尤其是对危机事件不能做出及时、准确的判断。
对这次疫情危机的反应迟缓，固然有一些专家判断的失误，但更主要的是唯上主义导致个别领导干部丧失判断力。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一些专业人士没有在唯上主义的风气中丧失判断力。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科主任，内科党支部书记张继先于 2019 年 12 月 26日看到一家老两口的胸片不对劲，赶紧让他们把儿子叫到医院检查。儿子没有任何发热咳嗽等症状，但胸片有相同的表现。她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医疗经验认为，“一般来说，一家来看病，只会有一个病人，不会同时得一样的病，除非是传染病”。她做了一些排除之后，感到这可能是一种新的传染病，因此报告了医院领导，医院也很快上报给了江汉区疾控中心，并于 12 月 29 日直接报告给省市卫健委。
战“疫”中官僚主义的官场病，具体表现在没有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益视为最大稳定的维稳主义，个别官员刻意地运用形式化流程去虚假地实现组织目标的形式主义
维稳主义是唯上主义的派生物。社会政治稳定大局肯定是要维护的，维稳主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将保护上级领导尤其是地方“一把手”的政治生命视为最大的稳定，从而极力加以维护，凡是对此不利的事情就被视为不稳定因素。“8名谣言发布者”事件为什么让人痛心？最主要的原因是疫情危机爆发了。如果不爆发危机，他们是否会被善待是不得而知的。如果维稳主义思维不变，这种事情还有可能再次发生。要改变这种思维，首先要改变“稳定”的含义，要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益视为最大的稳定。其次是要改变对“谣言”的认识，只有正确的“稳定”观之下，我们才能对“谣言”有准确的判断。
“8名谣言发布者”之一的李文亮医生逝世的惨痛事实希望能改变维稳主义的旧逻辑，在新的稳定逻辑下，不是不对谣言进行管理，而是要正确辨别需要管理的谣言。对于那些有可能与真实有一定的偏差，但没有立即的重大风险，甚至可能对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益有益的信息，要善于保护和引导。如何引导呢？最重要的是官方要及时发布权威性的准确信息。对多元性的不准确信息越是宽容，对权威性的准确信息越是渴求。而权威性的信息又往往要从多元性的信息中筛选出来。这种信息辩证法也是群众路线逻辑的一种写照。而且警方在执法时要多一点对人民群众的关爱，对专业人士的尊重，同时坚决打击那些故意损害人民利益的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
人们喜欢把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并列着讲，其实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个特征。“形式化”是官僚体制的普遍特征，具有非人格化的中性含义。在这种体制中，“一切按规章制度办”成为座佑铭，这样做的积极意义是可以克服特殊的利益和情感对体制目标的损害，而其消极意义则是形式化流程对实质目标的偏离。从规章制度来看，大家做的都是对的，但得出的结果是糟糕的，没能实现做事情的初衷和组织的实质目标。
“加强领导”成为克服形式主义的一大法宝。要加强领导就得强调集中统一，强调自上而下的意志运行和自下而上的汇报服从。这样做既可以克服形式主义，也可以强化形式主义。尤其是上面的意志过强过多时，下面就会感到既难以充分地贯彻，又难以发挥自主性。这就迫使下面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在疫情危机中，为了克服形式主义，领导一级压一级，加强检查监督。而检查监督仍然要借助组织流程来进行，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数字化”，越是规模大的组织，越要依靠数字来监督。于是一级一级地要数字，一级一级地报数字。在疫情防控中，一些基层干部反映，他们的精力很多耗在填表上了，挤占了做实事的时间。
于是，反对形式主义的数字化成为数字化的形式主义，似乎科学的数字管理越近，离解决问题的务实管理越远。黄冈市卫健委原主任因为搞不清楚数字而被监督问责，然而，那些能够清楚地说出数字的领导也不一定是合格的领导，而可能是陷于数字化形式主义中的领导。这也就是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尤其是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的重要原因。
战“疫”中官僚主义的官场病，具体表现在保住所在圈子“一亩三分地”利益、导致有组织的无序的本位主义，宁可无作为而被训斥，不愿乱作为而被惩罚的无过主义
本位主义也是大规模官僚体制的伴生现象，是条块分割，尤其是块块分割的产物。被分割的一块块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圈子，圈子本身有共同的特殊利益。保住所在圈子“一亩三分地”的利益，是一些领导干部“向下负责”的实际含义。在疫情防控中，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守土有责。但在一些领导干部那里，守土有责变成“守土护利”，护本位主义之利。很多地方为防控疫情，采取很多限制控制措施，这是特殊时期的非常规必要举措。但也有个别地方对湖北人，尤其是武汉人采取了不友好的排斥举动，缺乏基本的同情心，这就是本位主义心理在作崇。在条条中也有这种本位主义，“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条条本位主义。例如，在疫情防控中，有基层干部反映，同样一种数据，要填很多个表格，通过不同的条条向上汇报。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突出整体性和协同性，尤其是要克服条条本位主义。在疫情防控中，条条本位主义的危害比块块本位主义更大。这主要是与这次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有关，块块本位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关门”主义客观上没有产生太大的消极后果，因为疫情防控对条条的协同性比块块的协同性要求更高。譬如说，省外支援的物资、人员进来，就需要多个部门协同处理，如果按照平常条条的逻辑来处理，各自按照本位主义的想法，只做属于本部门的事，似乎谁都可以说自己没有做错，但物资可能迟迟到不了目的地，人员可能迟迟安顿不下来。这种物资、人员一多，就会更加混乱，这就是有组织的无序。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无过主义是长期性、稳定性的官僚体制所表现出的内部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多年的高压反腐和全面从严治党，腐败问题、乱作为问题得到很好地整治，可以说有决定性的转变。然而，好的改变常常伴随消极后果，这是难以避免的辩证铁律。由于腐败和乱作为带来的个人代价太高，一些领导干部的行为转到保守避险的方向，压缩主动性行为，扩展被动性行为。他们宁可无作为而被训斥，不愿乱作为而被惩罚。然而，一些领导干部的智慧似乎可以很好地平衡积极性和无作为之间的关系。在强调集中统一的背景下，在唯上主义的氛围中，一些领导干部总是能够积极表态，坚决执行，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很忙、很累，因为上面指示做的事很多，要求很严，一般性的贯彻都已不堪重负，高标准的落实更是苦不堪言。这种状态中的一些领导干部大多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发挥主动性是一种奢望。结果就是有积极性，没主动性。
在这种“被动的积极性”中，上面很多政策还是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落实，但其效果有时很难达到上面的预期。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些地方领导干部丧失了主动应对重大问题的担当性，丧失了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创造性，领导干部个人的无过主义有时可能会酿成干部集体的重大过错，这次疫情扩散的后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无过主义必然导致领导干部对重大问题丧失主动的责任感，总是在机械的汇报中等待上面的指示，这种等待过程可能足以导致一次重大危机的发生。
这次疫情危机为从根本上治疗官僚主义提供了一次机会。提供了一次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理论、毛泽东的人民性理论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会贯通的机会。运用这些理论，归根到底是要立足于中国现实政治生活，探索一条现代社会人民政治的可行道路。其根本的着力点就是深刻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含义，更好地把握“民主集中制”的平衡原则，处理好集中统一和民主参与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既要有集中的自信，又要有民主的自信，两种自信都要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地增强。就这次疫情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过程来看，我们看到了集中统一领导在解决重大危机中的优势。同时我们更要善于运用民主的智慧来巩固集中统一的领导，越是以人民为中心，党的权威就越是巩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进一步扩大省及其以下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我们如何应对自主权的扩大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呢？首要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创新机制，让人民群众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有学者强调“监督民主”，这是有道理的，人民群众没有办法真正地自我治理，但可以监督别人如何治理。如果能够抓住这次机会，通盘思考，精准施策，相信一定能够造就“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