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柴尚金
【摘要】近年来，美国及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的民粹思潮蔓延，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制度困境日益显现。社会主义国家稳中有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新的历史方位，非执政共产党在大变局中加快自身变革，世界社会主义思潮流派和力量结构出现新变化。美国及西方国家围攻打压社会主义力量的态势趋紧，民粹主义崛起挤压左翼力量空间，百年大变局拓展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空间，但也给一些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变革增加了不确定性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资强社弱”格局。
【关键词】大变局 左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6.004
西方国家在大变局中陷入制度性困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发展不平衡加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不稳定因素交织，美国及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的民粹思潮蔓延，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制度困境日益显现。
贫困化和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盛行，国家间激烈的经济竞争加剧了各国劳动者之间的生存竞争，全球财富不断向最发达的少数国家集中，一些国家和民族利益受损。技术革命引发产业结构的变化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和新贫困化现象，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一度扩大的中产阶级人口数量下降，贫富和地区差距拉大，贫困人口不断增多，弱势群体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很多老人、妇女、儿童饱受饥饿和贫穷的折磨。2018年美国智库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顶尖1%人群的收入，是剩下99%人群的26倍，而在贫富差距最大的纽约、佛罗里达和康涅狄格，前1%富人的收入分别为剩下99%大众的44.4倍、39.5倍和37.2倍。[1]贫困化和贫富悬殊激化了社会矛盾，要求改变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呼声日高。
党派政治极化加速社会分裂。长期以来，西方有保守派和自由派政党相互“纠偏”传统，政治钟摆效应特征明显。近年来，西方多党民主开始演变为缺乏理性包容的“否决政治”，政治极化、民意分裂明显。一些国家将政治难题诉诸“全民公投”，不仅难以弥合民意裂痕，反而带来更大的政治纷争和社会分裂。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是“挺欧派”与“疑欧派”、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党派对决。意大利和波兰执政党积极打造“意波轴心”，率领欧洲各国民粹政党，复兴“本国第一”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抗衡“德法轴心”。欧洲一些国家的极端政党与民粹主义融合聚变，演总统的“政治素人”当选总统的“黑天鹅”怪象频现，网络舆论和“民意”领袖为吸引眼球走极端，激化各方矛盾。特朗普上台签署的第一个总统令就是立即废止前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法案”。特朗普政府推行的限制移民、修建边境隔离墙、提高关税搞贸易保护主义等极端做法引起民主党的强烈不满，共和、民主两党斗法势同水火，极化政治撕裂美国社会。
西方制度吸引力弱化。美国日裔学者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中论证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机制的衰败失灵，他认为，否决型政体而导致美国的“政治衰败”。21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效和衰败。[2]《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通过对当今西方广泛存在的收入和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透析，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走进死胡同。还有许多西方理论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平等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永恒法则”的价值信条的破灭和衰败。当今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盛行以及“后西方”“后真相”“千禧社会主义”等思潮升温[3]，彰显美国方向迷失、道路迷茫、信心迷乱。“社会主义”在美国掀起一股旋风，已成为吸引选票的“金字招牌”。资深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旗手自居，主张清除金钱腐败政治，改革民主党使其“重新成为工人、老人和穷人的基层党”。2018年赢得美国纽约州民主党国会议员提名的拉丁裔年轻妇女奥卡西奥-科特兹同样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欧美国家的千禧一代深感资本主义危机四伏，更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非洲普及多党制民主，结果引发一些国家政权更迭和政治动荡；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却带来新的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矛盾激化；在东欧中亚频繁制造“颜色革命”，推动所谓民主化转型，导致一些国家解体和民族分裂；在西亚北非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发动伊拉克战争和一系列“街头革命”，结果“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很多国家并没有因政治转型而变得更好，相反却引发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长期内战，战争至今没有结束。美国等一些西方还以民主失范、选举不公为借口，大肆对伊朗、委内瑞拉等进行干涉和武力威胁，充分暴露其“假民主、真霸权”面目。最近，美国及西方国家敌视社会主义的本性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表现得更为露骨。特朗普甚至在联合国公开指责“社会主义带来深重灾难”，呼吁世界各国“抵制社会主义”。然而，美国及西方国家鼓噪的自由民主并不是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灵丹妙药，其长期引以为傲、并不遗余力向别国推销的制度光环日渐黯淡，吸引力越来越小。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制度从“心仪”到“心疑”，开始抛弃过去照搬西方的一些做法，非西方发展模式的探索如春潮涌动。
越南、朝鲜、老挝、古巴在大变局中稳中有进
在百年大变局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继续推进政策调整和经济革新进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同时积极应对外部环境挑战，顶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打压和制裁，为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越南、朝鲜、老挝、古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不变，强调要探索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各国有不同的国情，各国执政党对本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及当前的任务看法各异，因而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差别，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各有侧重。
越南跻身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经过30多年的革新开放，越南摆脱了贫穷落后面貌，经济和民生问题都有很大改善，2007年1月，越南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越南经济连续十多年保持7%以上的增长，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2206亿美元，人均GDP翻番，达到2385美元，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一跃成为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2018年在世界经济形势总体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越南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4750亿美元，顺差77亿美元，经济增长7.08%，跻身世界经济增速最快国家行列。近年来，以阮富仲为总书记的越共十二届中央狠抓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拳惩治腐败，以空前决心和力度“打虎拍蝇”，依法依规处理了一批省部级现任和退休高官，先后处理了数百起贪腐和经济案件，查处数千名违纪干部，其中包括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丁罗升、原贸工部党组书记、部长武辉煌，岘港市委书记阮春英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黄德诗等高官。为防止党内政治思想、道德、作风蜕化的“自我演变”“自我转化”，进一步巩固越共执政地位，越共中央对越南政治体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顿和纠偏，严明党规党纪和党的政治纪律，强化党对检查监督工作的领导，增强党对政府经济工作的指导，突出党对军队和公安系统的直接领导。
越共着力开展干部队伍特别是能力优秀、品质高尚、德高望重、堪当大任的战略级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注意民意评价，突出以德为先。越共十二届中央出台《关于推进建设能力、威信和品德过硬的各级干部特别是战略级干部的决议》《关于朝着更加精简、运作更有效的方向推进政治体系组织机构改革有关问题的决议》等系列文件，对各级领导干部职务评价标准作出了具体规定，做到有章可循，不断完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加大干部工作的巡视力度，查处用人不正之风。要求各级党组织努力建设纯洁、稳固的党，不断提升越共领导力与战斗力。
朝鲜路线方针政策出现新变化。进入21世纪后，朝鲜以“实利”为中心，在计划经济框架内进一步调整一些经济政策，如对部分企业实行“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4]扩大独立核算及经营上的自主权，以增强企业生产积极性；农业领域继续推行“责任田制”，农民可单独或以生产小组方式进行承包经营；进一步放松对农贸市场的限制，个体经商蔚然成风，农贸市场交易活跃。同时，设立自由经济贸易区和工业园区，积极寻求对外合作机会，借外力发展经济。朝鲜劳动党七大提出“2016～2020年国家发展五年战略”，核心任务是解决能源问题，实现国民经济先行部门和基础工业的正常生产，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生活。在朝党七大和最高人民会议第十三届四次会议上，金正恩先后就任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和国务委员长，正式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完成由“接班人”向“最高领袖”的转变。金正恩强调要永远继承金日成、金正日的先军之路、自主之路、社会主义之路。
近年来，为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形势，朝鲜积极谋求改善同美国的关系，2018年6月在新加坡，朝鲜与美国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首脑会晤，2019年2月，金正恩赴越南出席第二次美朝首脑会晤，就美朝关系进行建设性对话。近年，朝鲜和韩国首脑多次会晤，双边开展了一系列交流合作。虽然朝鲜内外政策有所调整，但美国仍不放松对朝制裁，朝鲜所处国际环境依然严峻，国内经济建设仍存在诸多困难。
老挝同步推进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2016年1月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十大，总结了老挝革新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经验：坚持党的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凯山思想；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坚持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村全面发展；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提高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坚持提升党的领导作用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和平独立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以上七点体现了人民革命党对老挝自身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2017年初，老挝人民革命党出台了《关于抵制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决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重点加强对腐败易发多发领域的监督检查力度，改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状况，解决党的执政能力不足和官员腐败问题。
老挝逐步革新农村和农业经营模式，农业、畜牧业和其他副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粮食基本实现自足有余。老挝农业生产被纳入市场经济轨道，长期处于自然、半自然经济的农村面貌有所改变。老挝还积极推进城市和企业改革，除电力、邮政、自来水、公路桥梁建设、采矿和军工企业由政府控制的公有企业经营外，其他企业均陆续通过承包、租赁、合资、股份制等不同形式进行经营。企业按市场机制自主经营，政府加强对信贷、货币的监管，对物价、汇率和通货膨胀实行有效控制。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电力开发、农林商品生产和加工业、养殖业、手工业、矿产业和服务业等领域。成为东盟成员国后，老挝同周边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多，进出口总额逐年上升。近年，老挝重视完善财政预算，稳定货币体系，改善营商环境，实现经济年均增长7%以上。2018年，老挝国内生产总值179亿美元，人均GDP2599美元，人民生活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古巴在内外困境中保持稳定。古共六大后，古巴加快经济社会模式更新步伐，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兴建经济开发区，出台了各种吸引外国投资和外国游客的优惠政策。古共七大对古巴过去经济模式更新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了理论总结，引入“中小私营企业”概念，强调“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分配原则，首次提出了古巴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古共七大重申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将古巴建成一个主权、独立、民主、繁荣、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国家。[5]古共七大后，古巴个体经济发展迅速，截至2016年底，古巴共有53.5万名个体从业者，占古巴劳动人口总数的10%左右，个体经济已成为古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古巴经济社会模式更新进展缓慢，未能完成预期目标。从国际看，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是首要原因。特朗普上台后，不断加强对古巴封锁力度，严格限制美国企业同古巴进行贸易往来，将多家古巴企业列入制裁名单，降低古裔美国公民向古汇款额度，限制美国公民赴古巴旅游，暂停对古巴提供领事业务等。近期又宣布《赫尔姆斯—伯顿法》全面生效，“长臂管辖”对在古投资兴业的第三国企业形成威胁。从国内看，古巴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导致许多官员和群众存在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要真正实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还比较难。党和政府推行模式更新，但相关配套改革没有到位，模式更新难落地。当前，古巴能源、交通及日常生活用品短缺，对粮食、水、电、药品、教育等仍实行政府补贴，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如取消补贴，普通老百姓是负担不起的。如何解决短缺经济、实现真正的发展，是古巴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多年来，古共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廉政建设，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古共鼓励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提高人民在人民政权中的参与程度。党和政府出台的重大措施，特别是直接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举措，都事先通过党、政、工青妇等系统，提交全党、全民讨论，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以凝聚社会共识，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近年来，古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平稳交替，古共重视对年轻干部、女性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领导体制出现了积极变化。古共在选拔和任用各级领导干部时，规定要征求群众意见，群众不信任的人坚决不用。对有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干部，不管职位多高，严肃处理。2018年4月，参加古巴第九届全国人民政权大会的605名代表，全票选举迪亚斯-卡内尔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古巴国家权力由卡斯特罗兄弟转交到革命后出生的新一代人手中。随着模式更新进程深入和古“革命一代”领导人逐步退出政治舞台，古巴1976年宪法内容难以适应当前形式，古共七大做出了修宪的决定，经过两年多全民讨论和修改，新宪法在2019年2月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获得高票通过，并于4月10日正式生效。古共领导干部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即使在食品和生活用品严重匮乏情况下，也没有特供，高级干部同群众一样凭证按规定数量购买商品，许多领导干部骑自行车上班，不坐公家配给的轿车。当前，古巴政局保持稳定，国家发展方向明确，经济社会模式更新渐渐进入深水区。
非执政共产党在大变局中加快变革与发展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多年以来，共产党始终是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6]当今世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有130多个（不包括非法或冠以其他名称的共产党），其中有30多个共产党或在国家和地方参政，或拥有议席。国际金融危机后，多数共产党在谴责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力量趋于稳定并有一定的发展，也有一些党在右翼和民粹政党的夹击下，影响下降，处境艰难。
发达国家的共产党顺应时代变化积极开展民主斗争。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尽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影响有限，力量微弱，但基本上度过生存期，站稳了脚跟。日本共产党保持党的特性不变，拒绝政府补贴，以各种方式为劳动者和社会弱者说话，大力抨击资本家剥削年轻劳动力的行径，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入党，在日本政坛中的地位稳固。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为更好地以民主的力量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作斗争，纷纷加入欧洲左翼党。作为欧洲政坛的一个跨国联合政体，欧洲左翼党现有27个正式成员党，8个观察员党和3个伙伴党，在欧洲议会拥有51个议席，为欧洲议会第六大党团。目前，欧洲左翼党中有一定影响的共产党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法国等国的共产党。欧洲左翼党在经济政策上反对新自由主义，抵制各国政府的紧缩政策，要求对欧洲经济的战略性行业实行公共和民主控制，建立能满足社会需求而非资本主义利益的全新经济模式，强调坚持社会公正、男女平等、生态主义、人道主义等价值原则，为反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各项紧缩政策而不懈努力。[7]面对英国“脱欧”、难民移民危机、民粹主义思潮泛滥等挑战，欧洲左翼党主张寻求一种开放且进步的解决方案来扭转欧洲的不利局面。西班牙共产党近年来联合各方左翼力量，发动民众开展抗议活动，党的影响逐渐扩大，现有党员4万多人，是西班牙第三大政党。葡萄牙共产党目前参与左翼执政联盟，并在38个市单独执政，其斗争目标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改善民生。德国左翼党现有党员人数约6.2万，在德国联邦议院中占69个席位，主张通过民主斗争和社会变革实现“制度更迭”。
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在合法斗争中扩大影响。亚洲、非洲、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短期的组织分裂和思想混乱后，力量趋于稳定，有的力量上升，影响扩大。大多数共产党采取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的和平方式，并同其他左翼力量结成统一战线，主张通过合法斗争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南亚是共产党和左翼政党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印度、尼泊尔的共产主义力量出现加强团结合作甚至联合的趋势。尼共（联）同尼共（毛）[8]于2018年5月合并成立尼泊尔共产党，成为尼泊尔执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同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列）、印度前进同盟、革命社会党等左翼政党组成左翼阵线，共同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失去执政地位后，党员人数不减反增，已突破100万，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非执政共产党。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南非共产党始终坚持与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结成政治同盟，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近年来党员人数迅速增加，由10年前的几万人增加到迄今28.5万人，在非国大领导机构和南非各级政府中任职的南非共党员人数增多，有10人担任南非政府部长、副部长职务。拉美现有20多个共产党，巴西、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等国共产党稳定发展，均是本国政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巴西共产党现有党员34万人，在巴西政府部门和一些市镇都有巴西共党员担任部长、市长职务。智利共产党现有党员4.7万人，是该国唯一党员人数不降反升的传统政党。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共产党重新得到劳动人民的肯定和支持。该地区重建的共产党都声称是前共产党的继承者，影响较大的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拥有党员15万人，在2016年9月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赢得42席（现43席），为杜马第二大党。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是捷克国家议会的第三大党，现有党员3.7万人，在全国13个州的9个州执政或参政。哈萨克共产人民党现有党员人数10万，在议会下院拥有7个席位。塔吉克斯坦共产党和吉尔吉斯共产党人党的党员人数续有增长，发展势头看好，在本国议席都有席位。目前，该地区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和探索实践重新获得劳动人民的肯定和支持。
非执政共产党开始重视自身建设。在资本主义国家多党民主体制下，共产党影响力大小主要是通过支持者和同情者多少体现出来的，如果要在政坛上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民众支持，也就是要争取到一定的选票。因此，非执政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把争取民众支持和赢得更多选票作为实现执政目标的重点。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形式“扁平化”，活动方式“民主化”，导致党内派别林立，纷争分裂不断，党员人数不断减少，传统选民持续流失。近年来，西班牙共产党等吸取“民主化”的教训，恢复和加强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组织结构，特别是重视党的基层组织作用，强调共产党应在左翼联合阵线中发挥核心和引领作用。[9]为突破发展困境，法国共产党改变以往偏重上层控制的党建模式，重新加强支部堡垒作用，强调要把法共的集体行动建立在充分发挥基层作用的基础上，让基层组织成为党的思想的传播者和主要行动者。当今各国共产党都注重引入信息网络技术，转换基层组织活动方式和影响社会的方式，成立基层网络党支部，加强与民众沟通联系，吸引年轻人参与党的日常活动，基层组织活力和作用开始恢复并不断增强。
大变局助推新兴社会运动和左翼思潮逆势而上
新兴社会运动得到中下层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当今世界，“治理赤字”“发展陷阱”此起彼伏，贫富分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问题层出不穷，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弊端丛生，经济危机不断向社会文化等领域渗透，各种新兴社会运动和抗议活动不断。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2018年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及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发生大规模社会风潮，实际上就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向社会领域传导而引发的抗议活动。方兴未艾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倡导绿色环保等新兴社会运动得到民众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吸引众多年轻人、非政府组织和左翼人士参与其中。一些环保主义政党如绿党等在各国政坛独树一帜，并成为重要的参政党。各种左翼力量和新兴社会运动开展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及反资本主义、推动历史进步的斗争，不仅为共产党扩大生存和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也是共产党可以借重和合作的重要力量。多数共产党已认识到，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共产党与各种左翼力量及各种新社会运动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将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建立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的广泛阵线。
西方学者的“马克思热”再次升温。在《资本论》出版15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西方社会再次掀起“马克思热”。左翼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价值，认为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推动商品和资本双重过剩，导致资本与劳动关系失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西方资本主义陷入民主危机、治理危机的制度困境。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学者、专栏作家认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马克思学说仍具有现实意义，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让马克思主义活起来”，已成为西方左翼人士的共识。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左翼人士和社会主义者频频举行各种国际研讨会，如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多届马克思大会，在美国纽约连续举办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一致谴责和批判资本主义，主张未来世界属于社会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在大变局中挑战与机遇并存
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同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潮流和当今世界大变局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围绕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展开激烈较量，其中充满不同价值观念和不同社会制度之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开辟了一条成功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将产生重要引领作用。
（一）百年大变局短期内难以改变“资强社弱”格局。美国等西方国家围攻打压社会主义力量的态势趋紧。在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发展和深化，世界经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虽遭遇危机，但敌视社会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反而表现得更加露骨，社会主义国家仍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发展，左翼力量不断遭到右翼势力的打压和围攻。美国和西方国家高举“民主和平”[10]的旗帜，凭借科技、经济优势，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不遗余力地输出西方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在各地搞“颜色革命”，以“教师爷”身份鼓动发展中国家搞私有化、自由化，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去遏制“非西方阵营”的国家的发展，甚至不惜发动一场又一场针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战争，武力推翻这些国家的政权。当今美国政府仍固守“冷战”思维，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前总统顾问班农等公开诅咒社会主义，表示要加大制裁封锁古巴、委内瑞拉，对左翼政权勒紧绞索，彻底铲除拉美共产主义的最后遗产。欧盟领导人声称要根据《里斯本条约》第七条，停止向违反西方共同价值观的成员国提供欧盟资金。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越南、老挝的舆论攻势和文化渗透不减，鼓动“持不同政见者”起来闹事，以达到和平演变越南、老挝之目的。特朗普上台后，依照美国自订的“长臂管辖”法，严格限制第三国同朝鲜进行贸易往来，对朝鲜强化制裁封锁。不同意识形态和文明特性刺激了西方国家敏感神经，他们不仅挥舞自由、民主、人权大棒，利用网络舆论，丑化污名化中国，而且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人才战，全方位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打压。“后冷战时代并不是一个全球高唱《欢乐颂》的美好时代，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仍然深刻存在的艰难时代，是一个以文明冲突、社会紧张、人权矛盾为表象的镀金时代。”[11]百年大变局引发不同文明和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以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首次发布《国情咨文》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为标志，中美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开始成为中美之争的最后高地。在美国极端人士看来，中美贸易战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文明之战，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斯金纳声称美中博弈不是国家间的，而是一场长期的“有关信仰、意识形态和文明之间的较量”，美正“与一个真正的不同文明和意识形态作战”。[12]此番言论表明美国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零和博弈”思维根深蒂固。面对新一轮“反社会主义”逆流，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产生怀疑，对共产主义理想动摇，对世界社会主义能否走出低谷、何时穿越黑暗隧道尽头仍忧心重重。另外，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弱小还表现为国际话语权贫乏，正义呼声很难转化制度话语力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把持着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获取了由科技力和经济力带来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优势地位，这一“强者更强”趋势进一步固化了“资强社弱”格局。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与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更多风险挑战。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3]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是极为复杂、艰巨的长期任务，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作为政治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长期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和西方和平演变的严峻挑战。如何维护共产党执政地、确保国家政治安全、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是当今社会主义面临的共性问题和头等大事。从越、老、朝、古的探索和发展历程中看到，如何既坚定不移推进改革、除弊鼎新，又坚定不移维护基本制度、坚持正确方向，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面临的严峻考验。执政的共产党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需不懈探索，民主、法治和党的自身建设都需进一步加强。如何在两种制度的共存、交往与合作中保持社会主义特色，如何在不同制度和发展模式竞争中保持制度优势，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发展过程中着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仍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民粹主义崛起挤压左翼力量空间。虽然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应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力量并没有抓住机遇实现逆势而上，民粹主义力量反而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获利者”。民粹主义打着反精英、反体制旗帜，赢得众多民众支持，异军突起。民粹主义这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伴生品，将在欧美和许多发展国家常态化，同左翼争夺支持者的趋势更加明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自媒体快速发展，网络式、扁平化、无中心的平等参与政治模式开始形成，西方反资本主义思潮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引领，正加快向民粹主义转化，助推民粹政党崛起，结果挤压了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的生存空间、政策空间和民众基础。各国共产党除了继续受右翼的排斥打压外，现在还受到来自民粹主义的挑战。在传统右翼和民粹政党夹击下，多数共产党、社会党阵营中的“中左派”以及发展中国家一些左翼政党，处境更加艰难。传统劳工阶层身份认同“碎片化”，在现实压力和民粹主义蛊惑下，很容易从一个阵营转投另一个阵营，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力量“天然”的社会基础。一些共产党去传统、去意识形态化，导致党的思想和组织混乱。创新不足，很少能提出有吸引力的政策主张和替代模式，行动能力弱化，主观条件滞后是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重大障碍。
（二）时代潮流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开拓前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潮流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壮大。从大变局趋势看，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更加明显。“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4]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不同文明（包括制度文明）有差异，有时也会产生冲突，但可以和平共处、交流互鉴。通过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把各国国情差异性和文明多样性转化成为促进互补发展、互利共赢的源头活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契合各国人民共同期盼。它超越了国别、党派和制度的异同，汇聚起各国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蕴含着人类都接受的共同价值，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各文明共生共存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它所追求的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正平等、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类彻底解放，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等理念和价值，永远占据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这是社会主义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的根本原因。特朗普上台，推行“美国第一”的战略，频频对一些国家包括其盟国发动贸易战。美国“毁约退群”，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政治，“盟主”风光不再，其铁杆盟友也开始各扫门前雪，西方同盟关系出现裂缝，西方主宰世界的地位开始动摇。在西方民主国家，由于政府表现不佳、政治两极分化、经济不平等加剧，民众对民主制度运转失望和不满情绪上升，美国民众对美政府及民主进程的信任度处历史最低点。西方思想界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对西方民主运行的失望及对民主制度何去何从的茫然，表明西方政治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西方社会发展的需要。革新调整使社会主义国家焕发生机，各国左翼力量在低潮中不断调整，思想理论、组织力量和活动方式发生积极变化，努力从低潮中探寻未来的发展与复兴之路。
各国左翼力量呼吁加强国际联合与斗争合作。总体上看，当今世界“资强社弱”基本格局未变，资本主义虽遭遇危机，但仍有一定的调适余地和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国社会主义力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首要任务就是积蓄力量、凝聚民心、扩大政治影响，从而为实现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许多左翼政党意识到，必须创造性地对时代特征、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路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实现理念突破与创新，同时要在战略上重视左翼阵线联合与合作，有效吸引、领导各种力量开展反资本主义的伟大斗争。一些有利民生、推动历史进步的新兴社会运动拓宽了当今政治实践领域，不仅为共产党扩大生存和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也是共产党可以借重和合作的生力军。加强与各种新社会运动合作，团结各种左翼力量，培育新优势是共产党未来发展的主要途径。近年来，各国共产党利用每年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这一多边合作平台，彼此交流思想和看法，对促进共产党之间团结合作产生了积极意义。迄今为止，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共举行了20次，历届会议都贯穿了“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进步力量，反帝反资、建设社会主义”的宗旨目标。2017年11月，为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俄共在圣彼得堡主办了第十九届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国际会议，来自77个国家103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300多名代表与会，会议分析各国共产党左翼力量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号召各国共产党弘扬共产主义理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捍卫和平及实现社会主义。2018年5月，中国在深圳举行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理论研讨会，中方邀请50个国家和地区的75个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的领导人参会。邀请发出后，反响热烈，踊跃报名，大多数都是党的主席、总书记作为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代表一致肯定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呼吁中国应进一步要利用自身优势和影响，在社会主义国际团结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多数共产党都认识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要实现广泛的左翼联合阵线，特别是要加强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合作，调动和利用各种积极因素，制定正确的战略与策略，扩大左翼统一战线，以达到凝聚队伍和争取自身发展的目的。但应看到对于是否及怎样建立共产党国际联合，各国共产党内部及共产党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分歧，共产党的团结联合任重道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中国没有在这一“多米诺骨牌”的剧变中倒下，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并以中国式道路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虽然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呈现出种种曲折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方向不会改变。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在总体上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也不能最终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针对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败了，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过长过程的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成功彰显，充分验证了邓小平提出的“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16]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一般性，它在回答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探索中，为其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发展，积累了经验，提供了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东方文化的历史底蕴和马克思主义的基因特质，中国特色并不是中国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显示出的个性和特色，通过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可变成可复制、可分享的共同经验而得到普遍认可。许多外国共产党和左翼人士指出，通过总结吸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经验，可为深陷思想迷茫、理论困惑、政策匮乏、行动失措等多重窘境的国外社会主义及左翼力量提供有益参考借鉴，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振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巨大成功，“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前景。[17]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广交天下朋友，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引领中国不断走向世界的征程中，必将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
注释
[1]“美国议员提议对富豪征税70%”，彭博社，2019年1月24日，https://www.sohu.com/a/291225691_334198。
[2]杨光斌：《福山政治观点的转变说明了什么》，《北京日报》，2014年11月4日。
[3]参见《美国千禧一代转向“社会主义”》，《参考消息》，2019年3月12日。
[4][5]聂运麟、余维海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年鉴（2016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8、100～102页。
[6]柴尚金：《当今国外共产党发展变化的五大亮点》，《当代世界》，2018年第8期。
[7]王家瑞主编：《当代国外政党概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1115～1117页。
[8]尼泊尔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上曾有多个派别，主要有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尼泊尔共产党（马列）等，其中尼共（毛）曾改名为尼共（毛中心）、联合尼共（毛）。
[9]于海青：《重新转向列宁主义——西班牙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重大变化与影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10]张胜利：《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后冷战时代“民主和平论”再审视》，《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36～43页。
[11]参见Glenn J.Antizzo,U.S.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ow to Win America's Wa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2-28。
[12]朱东阳、王超：《美多数专家认为中美“文明冲突论”实属荒谬》，《参考消息》，2019年5月6日，第3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1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7页。
[15][1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3、346页。
[17]《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5日，第1版。
责 编／张 晓
柴尚金，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研究方向为国外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政党政治。主要著作有《变革中政党：国内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政党与民主新论》《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