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化解公共危机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正处在从农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转型阶段。这对国家应急管理的决策过程、执行效果和监督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亟待通过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和个性化治理，以科技手段打破“事后应对”和“忙于应付”的被动治理模式，增强事先预警和风险排除能力，以科技支撑赋能公共危机治理。
【关键词】科技创新 公共危机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提升化解公共危机效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需要全方位努力。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科技成果的运用对国家治理的支撑作用日益突出。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强调，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2月14日，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化解急难险重的大考，在展现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同时，也暴露出治理领域存在的短板和不足，需要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角度，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以科技支撑赋能国家公共危机治理。
以科学技术防范和应对公共危机，在中国治理史上具有深厚积淀
公共危机及其治理本身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公共危机通常是水旱灾害、地震海啸、流行疾病、核泄漏等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并与人们的认识盲区和知识空白相关的客观现象。公共危机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生命财产安全，反映了外部环境在自然变化和社会转型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对它的防范和管控，既要从源头出发，对危机发生的条件、机理、过程进行规律性的解释，也要着眼于现实，以科技攻关推动危机管理能力、危机救援能力和危机保障能力的建设。总之，依靠科学思维和技术手段，是从全局性、针对性和专业性高度，化解公共危机的根本途径。
以科学技术防范和应对公共危机，在中国治理史上具有深厚积淀。早在东汉时期，张衡就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在全国范围预报和记录地震方位，以降低突发自然灾害对国家的冲击；清代末年，伍连德医生借助科学防护和治疗技术，及时控制了鼠疫的更大范围蔓延。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融合。1956年，首次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专题研究科技发展服务国家建设的问题，以举国体制拟定多项与灾害预报、卫生治疗相关的重大科技任务。2003年“非典”期间，国家积极动员全国科技力量投身一线，启动专题项目，落实攻关经费，组织专家集中开展流行病、临床、药物和防护的学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技支撑对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性地位日益凸显。在“中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家科技部委专门部署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重点研发项目，推动物联网、机器人、智能系统、数据平台、虚拟现实在危机治理领域的应用。2018年12月，国家应急管理部编制《应急管理信息化发展战略规划框架（2018—2022年）》，提出建设具有系统化、扁平化、立体化、智能化、人性化特征的应急管理体系。这些都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科技发展前沿、把握公共治理规律，以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健全与大国治理能力相适应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
70多年来，科技支撑是创新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对形成以统一指挥、反应迅速、上下联动为特色的国家公共危机治理机制发挥了综合性保障作用。在汶川地震救援中，计算机网络技术、无线通讯技术、GIS技术的使用，极大提高了国家抗震救灾水平。面对此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适时发布了《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各部门积极运用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便民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目前，我国国家和社会治理尽管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科技支撑赋能公共危机治理依然处在起步阶段，还存在量不大、质不高、效不显、不愿用、不会用、不敢用的问题。比如：现代科技与危机治理事前、事发、事中、事后工作尚未充分融合，创意方式不多，集群效应不足；部分用于风险监测评估和危机防控处置的产品服务科技含量不高，设计标准混乱，专业人才缺乏等。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的薄弱环节，也说明了以科技支撑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的现实重要性。
科技支撑赋能危机治理专业化、科学化、精准化、高效化
复杂的自然环境和巨大的体量规模，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事件在我国多发、易发、频发。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从农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型阶段，对应急管理的决策过程、执行效果和监督机制提出新的要求，亟待通过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和个性化治理，及时发现、防控和处置各类风险。这就要充分重视科技手段对打破“事后应对”和“忙于应付”的被动治理模式，增强事先预警和风险排除能力，创新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支撑作用。
科技支撑赋能危机监测专业化。从事前的隐患排查和风险感知，到事发的预报警戒和综合评估，再到事中的报告统计和应急救援，监测工作贯穿社会风险管理的各个环节。而对危机演变、人口流动、物资调配、舆情发展的跟踪，同样是现代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问题。现代科技设备和服务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平台为主要媒介，凭借韧性、高速、智能、融合的功能特点，最大程度实现了现场信息的获取和信息资源的汇聚。以通信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共通为基本形式的各类传感器技术、信息互联，以及传输技术、智能识别和预测技术的深度应用，广泛适应了自然灾害、生产隐患、区域风险、救助现场的监测需要，推动形成全面感知、动态监测、智能预警、全民参与的危机治理新生态。
科技支撑赋能危机决策科学化。与常规治理不同，大多公共危机及其治理具有突发性、非常性，任何决策都可能对社会运行和公众心理造成更大影响。这就要在尽可能分析危机事件来龙去脉基础上作出决策，同时也要尊重群众在决策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依据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知识图谱等算法，通过物联、卫星、航空、视频等感知，物联网、卫星遥感、视频识别、网络爬虫等技术提供了多维度信息源的决策支持。这不仅以动态信息分析的“智慧大脑”推动国家对公共危机的决策从对个体经验的绝对依附，转向基于事态发展的证据研判，也在群策群力、集中全民智慧过程中，建立健全了政府和公众在危机决策时的信息交流和舆情反馈机制，提高了决策的针对性和透明性。
科技支撑赋能危机管控精准化。公共危机往往具有不确定的特点，即使社会预感到某一具体危机的存在，但对其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和应对方式的掌握，依然有混乱模糊的可能。相较于粗放的传统危机管理方式，信息的获取、甄别和处置是现代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变局中，“大数据+医疗”促进了对重大卫生疾病群体的动态分析和精细救治；“数字天网”对社会安全和交通运输的风险隐患实现了全覆盖、无死角、无盲区布防；“智能仓储”确保了储备物资按照品类、规模、用途、供求等禀赋情况，完成了从储藏到投放的标准化管理。许多新兴科技成为畅通信息渠道、感知信息态势的重要手段，在处置公共危机过程中，对精准监管、统筹调度、人性化服务起到显著作用。
科技支撑赋能危机指挥高效化。突发性公共危机一般在国家和社会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变化和扩散的速度甚至超出想象。这种紧急性、多变性和严峻性决定了必须建立一套成熟、高效的应急响应和指挥协调机制。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危机管理以网络为基础，实现了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和跨业务的协调联动，使国家在危机管理中从信息的收集者转变为分析者、从数据的被索取者转变为推送者、从决策的预报者转变为实报者，为形成“一盘棋”式的预警应对能力提供了技术条件。同时，在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管理方式下，信息的整理和传导不必重复填报各类表格，拘泥于繁文缛节。这不仅节约了危机管理时间成本，而且有效遏制了损害危机治理效能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推进科学技术与公共危机治理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发展和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是国家赢得公共危机治理主动权和制高点的关键因素。但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其广泛应用和价值显现是渐进发展的过程。随着新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现代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断加深，在着力健全国家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要求下，以科技支撑赋能国家治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迫。这就需要抓住机遇、补齐短板，推动公共危机治理和科技进步的深度融合，以科技支撑增强国家应急管理能力。
不断创新危机治理科技业态，是推进科学技术与公共危机治理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在此次抗击疫情阻击战中，语义引擎、数据分析、可视化分析、线上线下协同等技术应用，在疫情防控、人民生活、舆情疏导、复工复产等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借助“5G+热成像”技术，主要公共场所可迅速识别温度异常个体，实时传送数据，有效扎紧疫情防控的篱笆；依托互联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载体，对监督方式、工作模式、消费行为进行创新，催生出网络监工、“云办公”、健康码、无触碰消费等新业态。应注重科技进步对危机治理的引领作用，将“智慧中国”“智慧城市”“智慧政府”“智慧社区”的建设目标同健全国家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总体要求相衔接，利用新技术、新渠道、新模式开展信息监测、资源调配、经济发展等工作，推动公共危机治理系统创新。
推进科学技术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深度融合，就要建立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体制。企业是科技与治理融合的主体，也是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体。面对形势严峻的疫情，不少企业主动采用新机器、新工艺，加快重要物资的生产和运输，积极开发便于疫情防控和人民生活的产品服务。应引导建立一批以大数据、云计算为核心的高技术企业，鼓励企业加强重大公共危机防范和应对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攻关，形成企业产品线和产业链、企业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深化以企业为重要主体的危机治理创新机制。加大财政、货币等配套政策支持，强化法律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弘扬企业家责任精神，培育有利于企业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市场条件和社会氛围。
以科技支撑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能，就要形成善用科学技术的社会环境。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制度优势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但在以科技的利器治理公共危机方面却有所不足，政府和民众缺少以科学思维和技术手段化解风险的成熟经验。在公共危机中，科技治理的要义是社会力量的参与互动更加便捷有效，充分发挥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一方面，将现代科技运用到公共危机治理中，是一项系统性战略性工程。要通过深化技术标准、法律制度、伦理规范、市场经济等方面改革，形成以科技支撑赋能国家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另一方面，领导干部是国家公共危机治理的关键少数，是把科技支撑在公共危机治理环节抓实落细的基础力量，其治理能力是衡量党和政府应对各类风险科技治理水平的基本指标。要重点增强各级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技术的意识和本领，使数字化网络平台、智能化人工认证等得以进入政府治理危机的各项工作中。
危机治理从根本上说是人的问题。推进科技进步和现代治理的深度融合，必须以确保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无论是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施，还是综合性信息平台的构建，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科技支撑都在于更好地维护和实现人的安全发展。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在危机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明确科技支撑是为危机治理而建、为危机治理而用，警惕“重科技、轻治理”的错误倾向，在公共危机治理的人民战争中，使现代科技真正发挥预警防范和应急管理效能。（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徐伟轩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2019年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重点建设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研究”（项目编号：ZX2019-YJ02）阶段性成果】
责编／贾娜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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