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思想内核，反映国家安全的根本属性和基本诉求，对塑造和维护中国特色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面对互联网这一国家安全的最大变量，安全问题日益呈现复杂化、多样化态势，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复杂风险与挑战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针对当前公共传播领域意识形态安全面临话语权争夺日益激烈等问题与挑战，需要从“非传统安全”视角切入，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问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 意识形态 主流舆论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核是政治安全。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实现国内团结，提升国际认同的重要手段。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升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凸显。一方面，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大议题的构建中发出“中国声音”，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作为支撑；另一方面，通过提升话语构建能力，把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影响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是当前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场域安全：搭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主流舆论环境
舆论是意识形态预警的“先导”，在主流舆论场域中传播主流故事，引导主流价值观，是提升总体国家安全维护能力的重要环节。当前，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态。以微博、微信、抖音短视频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兼具媒体功能的同时注重私人内容交流和互动，受众信息消化率高，融合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改变了互联网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依托微信公众号平台，个人或组织机构参与到新闻信息的生产当中，形成以媒体机构为主的专业新闻生产和用户新闻生产并存的局面。微博、微信被社会成员广泛利用，开展自媒体的即时通信交流，将中国带入即时传播时代和“人即媒体”时代。在“技术赋权”背景下，广大网民通过微博、微信对社会生活积极参与、广泛介入，其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显现。近年来，社会突发事件，引发网民微博舆论潮，数以百万计微博评论，显示了舆论力量和信息权力，并在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意见领袖。有些意见领袖竟然拥有数以百万甚至千万的粉丝，形成庞大的网络群体。自媒体对宣传的深刻影响全面显现。
消解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沟壑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网络空间不断扩大，网络舆论场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作为社会舆论场的组成部分，网络舆论场信息发布者众多，信息发布方式多样，既扩展了民众话语的空间范围，增强了民间“口头舆论”的影响力，更快速地传递了非主流舆论，使之成为社情民意中最活跃最尖锐的一部分，公众话语权、表达权借以得到伸张和回归。在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时，作为公共传播时代舆论生成机制的重要部分，网络舆论场可作为官方舆论场的拓展，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第一信息发布者。网络舆论场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纠偏”能力，即舆论场自发还原事件真相，消解极端舆论，解决相关问题的一种机制。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自我纠偏”的场域逐渐由早期的大众媒体转移到了网络空间，纠偏力量主体也由媒体和意见领袖扩展为普通公众。近些年“反转新闻”频发，民间舆论场起到了舆论压力推动的作用。客观地看，网络舆论场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比如公共领域异化。由于技术或认知缺陷，民间舆论场多数情况下仍然由意见领袖所主导，诸多舆论属于非理性产物，“群体极化”和“沉默的螺旋”并发产生，公共表达会受到遏制。比如，虚拟世界网民责任感缺失，虚假新闻泛滥；在群体模仿和匿名性原理机制引导下，线上网络舆论极易发展成线下群体事件，引起社会混乱。
要素之治：从话语逻辑到导向逻辑
意识形态话语可解构为话语主体、话语主题和话语载体三要素。从三要素入手，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方式创新，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内在逻辑。
话语主体即信息发出方与信息接收方，也就是“谁在说，对谁说”。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逻辑是实现社会良性互动。面对可能存在的社会风险，现代社会体系中良好的社会互动不仅能催生正面效应，更能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既要有主流媒体的权威理论、权威指引，又要有全民互动、公众参与对话式的互议。从说理到对话再到共识，有利于不同个体在共商共议中达成价值默契。从实操层面来看，可针对诸如新自由主义等非主流价值观，反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主要人群进行目标式、总体式宣传，提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冲突中的反渗透能力。
话语主题即话语内容，在主题选择上应注意连续性与多维性并举。社会治理演进历史也是人类理性成长的历史。转型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诉求，必然存在多元化的价值观，论争不可避免。如何在论争中实现国家与公众在意识形态上的良性互动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建设的重要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意识形态领域的“三个地带”：代表主阵地的“红色地带”，传播负面言论的“黑色地带”和位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从非传统安全视角出发构建意识形态话语，在话语主题上不能回避容易引发论争的热点议题，需在“黑色地带”“灰色地带”的意识形态争夺中主动出击，勇敢发声。面对公众关心的公共问题，应避免传播障碍与传播隔阂的出现，避免“挤牙膏”式引导，强调协同治理，通过“感性认同”与“理论认同”实现意识形态认同。一方面，科学设置媒体议程，引导主流舆论。面对容易引发意识形态论争的争议性事件或话题，要尽可能避免语焉不详、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话语内容所引发的舆论失调。另一方面，可通过构建建设性、发展性的话题框架，将有态度、有建设性的立场传递给受众。这促使受众能够信任主流声音、参与主流互动、并对主流观点进行二次传播，从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大众传播与个人传播兼备的传播矩阵。比如，在新闻生产实践中，使用“建设性”新闻报道路径，在陈述事实后，为受众提供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事实与价值中，承载公共精神与公共利益，达成个人价值共识和社会价值共识的有效平衡。
丰富话语载体即语义的表现形式。作为多种观念的集合，意识形态具有抽象性。抽象性意味着意识形态话语载体必须具备高表现力和强展现力，从而可以在传播中弥合“抽象性”带来的传播扩散难度。语言文字、图像、音视频为代表的符号是信息的载体，是受众了解事实，建构知识的主要渠道。一方面，符号作为介质，透视并反映制度建设、国家治理等宏观议题的“强结构”；另一方面，符号又可以作为本源，塑造并建构百姓民生等中观、微观议题的“弱结构”。为生动灵活地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主体内容与核心思想，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需顺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在通过理论文章、严肃性新闻消除信息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建构权威话语主体的同时，符合共享式传播影像化（语音、视频）符号化（感官符号）等短平快的传播方式和表现形式可被优先使用。从“抽象”“晦涩”的高语境向“生动”“生活”的中语境、低语境过度，避免宏大叙事，在“家长里短”“稀松平常”中实现价值传递便于传送的口头表达方式，提高视觉、听觉的直观体验。此外，在意识形态宣传中，通过媒体融合，特别是县级媒体融合，利用融合新闻平台整合新闻报道资源，通过“新闻＋”整合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权威资源，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落实“大宣传”工作理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张伟玉、陈哲、表娜俐：《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兼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2期。
责编/赵博艺 美编/陈琳（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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