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舱医院是疫情的直接前哨站，是最早可以看到胜利曙光的地方。3月10日武汉方舱医院全部休舱，意味着武汉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也意味着方舱医院模式为抗击疫情的“中国之治”增添了新成就和新经验。
首先，医护工作充满英雄气概。方舱医院内各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暂时舍弃自己对家庭的牵挂和对亲人的眷恋，冒着被感染乃至失去生命的风险来到抗疫一线从事医护工作，其行为始于“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种英雄气概的来源是一种响应“疫情就是命令”的使命感，不存在以放弃职业换取放弃义务、临阵脱逃的选项。同时，其行为亦非受到上下级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牵制。在疫情面前，医护人员之间消弭了上下级之别，只剩下平等的“战友”关系。共同解决困难的统一目标，将医疗队内部紧紧凝聚在一起，也将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医疗队紧紧统合在一起。
其次，医患关系超越市场逻辑。方舱医院本身的公益性、方舱医院为医患双方提供的长期相处时间，以及轻症病患的行动自主和思想独立，这些要素共同型塑出医患间新的相处模式。护理人员基本无时无刻都和病患在一起，与病患同吃、同住、同行。医患之间拥有更多的时间相互交流，使医护人员有能力花费足够的精力聚焦于缓解病患精神压力、安抚病患焦躁情绪的工作。同时，打扫卫生、消毒作业、搬运盒饭、代购物资、提醒病患吃药吃水果，甚至帮忙联系亲人、向社区反映患者家庭成员的需求，也都成了医护人员的工作。“家庭医生+联络官”的工作内容打破了医生的职能边界，再定义了“医护人员”的角色意涵。病患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和感恩心理、医护人员增强的职业自豪感和荣誉感。
第三，患患关系突显平等共情。经过在同一个放舱空间中的朝夕相处，病患之间能够熟悉对方的品性和疫情中经历的故事。加上方舱内患者病症相差无几，都在接受一样的治疗、睡着一样的床位，这种方舱医院中的“平等主义”使患者群体形成同病相怜的连带感和同理心。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加动员，患者间就能表现出舱外陌生人社会难以企及的团结一致和相互体谅。
第四，患者职业成为人力资源。方舱医院的患者中，包含有曾在社区一线承担防疫工作的基层领导干部、曾在街道派出所执行治安维持任务的民警和辅警等等。患者中这些拥有特殊身份的群体，由于其职业就是在基层与群众打交道，他们在协助医护人员查房、与病患交流谈心、帮助分发食物之外，更善于协助医护人员维持秩序，为病友解决小麻烦、调解小纠纷、处理小摩擦。这些拥有丰富基层管理经验的患者群体，将成为协助医护人员治理病区的得力助手和顾问。
最后，党员群体发挥压舱石作用。党员群体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在党的教育下具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在方舱医院，党员亮明身份、组建基层党组织，能够有效激活病患党员的责任意识，促使党员群体积极完成对舱内社会的组织、动员和教育工作，主动维护舱内社群的稳定大局。党员群体对舱内社群局势的稳控，将为方舱医院完善基础性资源的配备、磨合各子系统间的衔接争取到时间。
以上五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构建医患共同体成为可能。当病患彼此间的距离被拉进，被舱内向上的生活氛围所感染，共同体内部就会生产出延伸向舱外未来生活的长久且亲密的人际关系，比如恋人关系、闺蜜关系、兄弟关系等等。这些人际关系的出现，是舱内医患共同体构建成功的标志，也是医患共同体留下的美好见证。
（作者单位：武汉方舱医院机制创新及效果评估研究课题组，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