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公平和均衡发展承载着中国亿万家庭及其子女追求美好生活之梦、阶层跨越之梦，教育公平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党和国家在诸多政策文本中都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最基础的民生工程之一。然而一段时期以来，伴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而出现的贫富分化加剧、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天价学区房”以及“高考移民”等现象和事实，教育不公平问题成为人们的重要关切，而与此紧密关联的是对“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慨叹以及对各类“二代”现象的讨论亦成为热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剖析教育不公平及其分化现象产生的根源，探讨破解这一“老大难”问题的应对之策成为当务之急。
文化资本传递逻辑下教育获得的“马太效应”
较之于传统社会而言，在绩效导向和能力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教育获得对于个体社会流动的意义更加重要。社会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分工不断发达和社会流动渐趋加速的过程，同时也是教育获得在这样一个知识经济时代重要性愈发凸显的过程。个体的职业以及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是基于表征能力的“资质”，而这个“资质”的判断依据则主要以学历抑或文凭来体现，至少学历的“高低”和文凭的“含金量”对青年人初职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将现代社会称为“文凭社会”。在这样一个文凭社会当中，人们为了在人力资源市场中占据优势并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就会首先在获得更高层级的文凭上尽其所能，而每个家庭也会在助力子代获得优质教育方面不遗余力。在一定意义上，如果说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人增强向上流动能力进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前提，那么能否获得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则又与其家庭背景紧密关联。诚然，个体的教育获得结果不是仅仅取决于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还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禀赋、教育制度等因素相关。但无论如何，在不断激烈化的教育竞争中，每个家庭都将助力子代获得相对最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并借此增强向上流动的能力视为家庭未来发展及阶层跨越的头等大事，并且势必在子代教育获得过程中竭尽全力，教育获得的不平等及分化现象正是在这种竞争过程中产生。实际上，家庭背景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伴随教育竞争的激烈化愈发显得重要，学界诸多经验研究亦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结果有显著影响，而对此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解释则莫过于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逻辑了。
“文化资本”自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以来，便成为重要的用以分析教育获得及社会流动的概念工具。虽然文化资本的内涵丰富并且存在“名”与“实”的分异，但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将文化资本理解为与较高社会阶层关联的用以巩固和区隔其所占据的社会位置的文化符码，而其最直观的体现则为教育程度抑或所得学历文凭，经验研究亦多将文化资本操作化为“受教育程度”或者“受教育年限”。处在较高社会阶层的家庭及其子代因为拥有“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文化资本，并且在文化资本的传递和转化能力上更具优势，因而在教育获得上亦更具优势，由此便产生和强化了教育获得的阶层分化现象。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及其再生产遵循如下逻辑：文化资本的占有与个体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关联；父辈的文化资本可以传递给子代并被后者所承继；子代的文化资本在其获得教育文凭的竞赛中具有积极作用；教育文凭是现代社会职业及地位获得的主要依据。按此逻辑，正是借助于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阶层之间便完成了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渡，并在事实上加剧了处于低社会阶层者的子代在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及社会向上流动的困难。虽然文化资本的“可得”与文化资本的“传递”并不能被等而视之，但大量研究的确表明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资本传递对于子代教育获得产生的稳定影响。
文化资本的传递过程还与其他资本，特别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及转化联系在一起，使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加大。在社会经济日益市场化或者商品化的现实下，优渥的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优势，能够使其子代更加便利地获得市场化的教育产品和文化体验，从而在文化资本占有上更具优势。此外，经济资本优势还可以在相关多个方面对子代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发挥作用，如：处于中上阶层的家庭更有能力通过购买“天价学区房”、参加“高额辅导班”以及加入“高考移民”阵列，提高其子代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能性等。另外，家庭的社会资本也会对子代的优质教育资源获得具有积极影响。总之，如布迪厄所说的那样，各类资本之间相互转换的可能及资本拥有者寻求资本转换的行动，是优势阶层延续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要策略。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文化资本的累积和传递逻辑下，文化资本连同其他资本的影响及其转换，强化了阶层之间在子代教育获得上的不平等程度，从而使得来自较低阶层家庭的子代愈发地处于不利境地。
以高等教育获得情况为例，我国学者的既有研究表明，除了在一些特殊年份因外在干预而使工农子弟进入“精英大学”的比例攀升之外，总体来看低阶层子代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是逐渐下降的。家庭所处阶层随社会变迁对子代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愈发重要，并且这种影响并未因高校“扩招”而有实质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基础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的城乡分割、重点中学结构性制度安排，也进一步增加了家庭背景欠佳的子代获得优质教育的难度，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凭借资本优势占据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先获得权，使学校的生源结构从基础教育阶段就产生阶层分割。而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竞争观念影响之下，这种激烈的教育“竞跑”甚至提前到了学前教育阶段，例如当前收费不菲的所谓“双语幼儿园”受到热捧。总体而言，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逻辑加剧了教育竞争及其不平等程度，在客观上酿致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教育获得的“马太效应”式难题，近年来媒体热议的诸如“寒门再难出贵子”的隐忧以及对各类“二代”现象的讨论，亦与这种教育获得的不平等高度相关，其中隐含的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教育公平是防治阶层固化风险的先在基础
这种教育获得中的“马太效应”现象严重破坏了教育的公平和均衡发展，造成了潜在的阶层固化风险，并可能从根本上对社会稳定及社会流动产生掣肘，因而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就成为一项具有基础性和急迫性的任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即便是在近些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及前景低迷的情势下，中国的经济依然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GDP竞赛”的发展逻辑下，我国在取得骄人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基尼系数偏高、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公平受损以及阶层固化风险增加的问题。加之如上优质教育资源获得的“马太效应”现象，更是增加了社会阶层固化的风险，而这最终也必然影响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如果说社会的阶层固化必然会影响社会的流动及转型进程，那么推进教育公平则是防治阶层固化风险的先在基础。事实上，无论是就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言，还是就维续社会流动和国家长治久安而言，在“基底”上都有赖于形成一个相对公平、均衡的教育发展生态，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奋斗和发展创造基础条件。
社会学研究中将个体的社会地位按其获得方式分为先赋地位和自致地位。如果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家庭背景抑或先赋资源，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不够开放亦不够公平的，而如果个体的社会流动主要基于以学历为表征的能力及相应的后致资本，那么这个社会可说是开放而公正的。如前述及，社会的现代转型使得人们更多需要通过教育而获得文凭，然后再依据文凭获得初职和作为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文化资本，因此对于家庭或子代个体而言，要想实现阶层地位的保持或跃升以及朝着期望的方向实现社会流动，通过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进而顺利获得更高层级的文凭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人们才会如此关注自己或子代能否公平地获得优质教育资源问题。而从社会公平角度考察，教育获得的公平与否是可直接度量社会公平状态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事实上，以个人自致性资本为标准、以能力主义为原则的高水平社会流动始终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而合理的社会流动不仅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而且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个体教育获得的公平与否及其社会流动的公平与否，总是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命脉相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推进教育的公平和均衡发展作为促进科学而合理的社会流动、实现个体阶层跨越的重大民生工程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发表的新年献词中说道：“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中国文化中历来有着敬重“读书人”的优良传统，现今中国许多家庭为了子代教育甘愿付出巨大代价甚至“牺牲”。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考虑如何创设一种公平而合理的教育生态，激发中国无数家庭及个体通过获得优质教育而实现美好生活之梦的积极性。我们的教育政策也应努力形塑一种公平而有竞争性的社会氛围，使得来自每个阶层和群体的人都能通过适当的社会流动“安其所”而“遂其生”。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这才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希望所系及活力所在，其中亦蕴含着建设一个活力充盈的社会和繁荣富强的国家的“原动力”。而很显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以扭转当前教育发展的不公平和不均衡状态为基础，通过国家层面系统性教育供给侧改革循序渐进地推进。
以教育供给均等化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客观地看，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成就卓然、有目共睹。根据《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当下中国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1.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2%，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8.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中国即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行列。但在这些令人振奋的数字背后，我国的教育发展也必须正视如上所论的教育获得的“马太效应”现象，因为这种现象极不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并使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更趋激烈化。而从根本上而言，破解这一“老大难”的关键还须从当下教育供需矛盾关系的 “症结”出发。笔者认为，我国当下存在的教育供给与教育需求的矛盾关系中，教育供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民群众为了使子代获得更好的发展，在政策允许的范围所采取的任何谋求获得更优质教育资源的做法，都是无可厚非的正常的理性选择，而由此产生的影响整体社会格局的教育“马太效应”问题，应由教育供给侧来解决。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进教育公平的渐趋实现。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当前教育不公平现实以及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调整和优化整体的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更加公平、更为多元以及更高质量的教育供给的需求，实现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之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随着中国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流动难度的加大，人民对满意的教育的心理期望和参照标准已然发生明显变化，人们希望在保障教育公平的同时还能获得更高质量和水平的教育资源，这也意味着教育资源供给应该实现从“有”到“优”的提升及过渡。恰如同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样，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需要循序渐进地调整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重点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突破及完善。
第一，积极推进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片区之间的均衡配置，重点通过缩小校际之间的差距促进教育供给的均等化。从根源上来看，引发当前“择校热”“天价学区房”“教育移民”等痼疾久治难愈的核心肇因，还是在于教育资源供给质量和水平上的参差不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和片区之间的不均衡配置。在教育质量和水平存在客观差距的现实之下，虽然“免试就近入学”等政策是妥当无疑的，但要顺利实施却并不容易，因为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地让孩子到更好的学校就读。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从其“病因”出发，积极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区域及片区之间的均衡配置，特别是要努力缩小校际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促进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说校际之间在“硬件”方面的差距终会通过投入的增加和持续的发展得以弥合，那么缩小教学水平及教育质量的差距还是重在“软件”提升，而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则是通过教育资源供给侧加强教学水平欠佳的学校的师资队伍及力量配置，促进其教育质量的渐趋提高。
第二，妥善处理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关系，降低市场化逻辑对教育生态的过度侵蚀。我国的教育供给总体上以公办教育为主，但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民办教育已成为整体教育结构及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占比较高。以最近的统计数据为例，截止2018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达18.35万所，比上年增加5815所，占全国学校总数的35.36%，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在校生人数达5378.21万人。从民办教育和公立教育的关系而言，二者都应在遵从教育服务的基本法规之前提下，形成一种互为补充和互相增益的良好竞争生态，但是近些年来，一些民办教育机构在资本推动和市场逻辑驱使之下，却往往只追求私利而忘乎公益，加之管理和监督上的不够严格和规范，出现了一些侵害学生及家长利益的恶性事件。而更当引起重视的是：一些民办教育机构或以高薪为诱饵，从公办学校挖走优质教师资源；或以超越教育主管部门明文规定增加学生课时与课业量的方式，吸引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就读；或为了提高升学率而采取给优质学生低学费乃至免学费的方式，吸纳优质学生进入私立学校学习等。因而形成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以致在有些地区公立学校在这类恶性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而出现公退民进现象。这成为当下教育供给侧本身存在的又一新的严重问题。因此，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了应重点推进公办教育的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之外，还应提高民办教育发展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探索民办教育机构的分类管理办法，试点从机构注册成立初始就在类属上区分其是“盈利型”还是“公益型”，并相应制定对民办教育监管中更明确的法规标准，进行更规范的审核与监督，从而抑制资本“野性”过度侵蚀教育生态，确保民办教育有效弥补公办教育供给不足和满足民众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功能发挥，使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形成互为补充、相互增益的良性关系。
第三，着力提高对贫困、弱势地区的教育扶持力度，加大对低阶层群体教育获得的制度性支持。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已连续八年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而如何更有效率地利用教育资金就成为重中之重。在目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及教育获得的“马太效应”情势之下，应该重点将资金投入向贫困、弱势地区倾斜，除了用以改善这些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外，更须通过师资队伍建设逐步提高教学水平及教育质量；利用“互联网+教育”的形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下沉”，通过“线上”教育资源的共享、互动等技术手段，打破贫困地区、弱势阶层子女在优质教育资源获得上的困境；继续加大对低阶层及弱势群体子代高等教育获得的制度性支持，巩固诸如“生源地助学贷款”“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等扶持政策的经验和成果。相信通过上述举措的综合作用，将会对进一步抑制教育不平等的扩大趋势，增加低阶层和弱势群体子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产生实质影响。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朱焱龙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