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的精神特质，对于现在世界上不少问题都是一剂良药——
本文语粹
●我们不要再说中国没有解剖学，中国有解剖学，但是中国不是在尸体上做解剖，而是活体上动态的内观解剖学。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精神也是内观，我们中医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人类自身的学问。
●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时候说东学西渐，现在又出现新的东学西渐的潮流，虽然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们有责任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弘扬起来、传播出去，来弥补当今社会对于物欲的过度追求造成的精神空虚。
●中国文化永远是多元并包的，儒家是讲担当的，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道家的思想是看得开，与自然融为一体，知足者常乐。荀子就讲到务必使“欲不穷乎物，物不屈于欲”。人是万物之灵，有主动性、能动性，所以人更要自觉自律，不能让自己的欲望无限扩大。
我们需要振兴中国文化的灵魂
我对于中国文化感觉有担当的责任，是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几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其中有一件很小的事情，有一个欧洲瑞士的留学生在我们这儿学中医，有一天他跑到我这里来跟我讲，他说我来了一年了，很多讲中医的老师还用西医的理念来诠释中医的很多观点。我觉得里面问题很多，我知道中医跟中国哲学关系很密切，我能不能来听听您的中国哲学？这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说我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我们这儿听中国哲学。但是我马上又感觉到，当时我们也是用西方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哲学。我就跟他讲，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以西方哲学架构来讲中国哲学，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认为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是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比如我们讲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这就完全背离了中国文化中“心物一元”“对立统一”的传统，中国文化不存在谁第一谁第二。王阳明认为，当我们去看山中花的时候，山中的花和我的心，“一时明白起来”，二者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统一的。中国哲学不去讨论心和物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讨论心物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意义，心是什么、物是什么；不在一起的时候，心又是什么、物又是什么。这才是中国的哲学。
这也就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因为我同时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1935年中国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第一句就说“在文化领域里，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我后来看到这个宣言时触动很大，但是还没有那么深刻。到了八十年代，当这位留学生希望来听我的中国哲学，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医、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时候，我当时就感到中国文化的问题不仅有我们对它的否定，而且我们已经潜移默化地用西方理论框架来构建我们的传统哲学、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已经失去了它最原本的精神。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我们需要振兴中国文化的灵魂，要担当起这样一个责任来。
文化交流是多元文化的交流
八十年代还有一个事情对我触动也很大，应该说当时全世界有一个文化讨论热，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变成地球村，强势国家文化对于弱势国家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地方的文化在迅速消亡。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关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我们经过了“文革”以后，社会中的很多文化传统、习俗都在慢慢消失。当时我就看到有人说，我们要向国际看齐、要世界化。有人说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意义，这类观点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们要跟世界交流，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找到自己文化的主体，这样才能够跟世界不同文化交流。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我们必须要重新树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只有树立起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才能更好地跟世界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吸取世界文化优秀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化主体意识，我们就看不到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也看不到世界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也不知道怎么取长补短。文化交流是多元文化的交流，如果是单一的文化就会停滞发展，没有发展前途。
文化传播上的两个不平衡问题严重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写过一篇文章——《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文化传播上的两个不平衡问题严重。一个是西方文化传播的比重远远超过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比重。年轻人知道很多西方文化的历史、知识，而欠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历史上两位同年去世的世界性戏剧家，一位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一位是中国的汤显祖，同时在二十世纪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但是我问了很多中国年轻人，他们都知道莎士比亚，也知道莎士比亚的剧作，但是竟然没有人知道汤显祖，更不要说他的《牡丹亭》了。这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伤害，中国人连自己的传统文化都不了解。所以我发现在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传播失衡的问题很严重。
再一个是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失衡。二十世纪我们过分强调科技文化，大家不关注人文文化，以至于认为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都是成绩差的，都是没有出息的、没有志气的。所以我这篇文章中就希望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中，能够把这两个不平衡调整过来。第一步，能不能让西方文化的传播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达到一个平衡。如果再进一步，那就是要求把对中国文化的传播高于对西方文化的传播，这并不是排斥，而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同样，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是以人为本，人文文化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对于科技的引导作用、指导作用。我也希望在二十一世纪能够把人文文化的传播、教育逐渐地提升到跟科技文化的传播、教育同样重要的地位。再进一步，希望人文文化的教育、传播能够稍高于科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
今天，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二十年，我也希望大家思考思考、观察观察，这样的局面是否有所转变。某些领域中，我认为已经有很大的转变，确实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也越来越重视我们的人文文化。在另一些领域，这种不平衡还是没有被改变，还是没有能够达到我那篇文章中的理想状态，所以我很忧虑。我在一个系列讲座中谈到传统文化中的根源性典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靠我们的创新，而是靠我们不断地对经典的传承和发挥，我们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千年的最根本性的典籍。然后介绍中国文化的主体，儒、道、佛三方面。我也看到在中国文化中有道艺并重的传统，道和艺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我们都是用道来统艺，由艺来臻道，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体现了中国文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
中国文化是动态的文化，不是静止的文化
中国的医学既是人文的又是科技的，它是对中国文化的践行。很多人认为中医不科学，因为它没有生理解剖的基础。但是中国文化是动态的文化，不是静止的文化，不是简单靠推理做静态分析的。一个尸体的五脏六腑是互不关联的，中医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它是动态地了解人的生理机能。在一个活人身上，不可能心是心、肺是肺、胃是胃，各个器官不可能互不关联，心肺肠胃是互相关联的整体。有个病叫“肺心病”，所谓“肺心病”是心脏问题有可能影响肺，肺的问题有可能影响心脏，这就是因为我们是整体性动态性地观察人的身体，脏腑并不是静态的、分离的。所以我们不要再说中国没有解剖学，中国有解剖学，但是中国不是在尸体上做解剖，而是活体上动态的内观解剖学。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精神也是内观，我们中医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人类自身的学问。
人必须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这才是文明，这才是文化
我们现在再看世界的发展，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的精神特质，对于现在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是一剂良药，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补充。欧洲启蒙运动高举人本主义大旗、让人从神的脚下站起来，这是受到中国人本主义、人文精神的影响，帮助人成为一个理性的独立自主的人，这也促使了启蒙运动以后近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现在人们又陷于物欲的束缚，在科技和物质面前失去了自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帮助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时候说东学西渐，现在又出现新的东学西渐的潮流，虽然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们有责任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弘扬起来、传播出去，来弥补当今社会对于物欲的过度追求造成的精神空虚。
中国文化永远是多元并包的，儒家是讲担当的，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道家的思想是看得开，与自然融为一体，知足者常乐。荀子就讲到务必使“欲不穷乎物，物不屈于欲”。人是万物之灵，有主动性、能动性，所以人更要自觉自律，不能让自己的欲望无限扩大。中国人文精神的根本体现就是人的自觉和自知，不能为了追求物欲忘了自己应该干什么。人必须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这才是文明，这才是文化。儒家是敢担当，道家是知足看得开，佛家是不执着放得下。这三种思想配合，是非常和谐的，既敢担当，又能看得开、放得下。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首先把中国文化在我们自己国内发展起来，让我们的国民都能在生活中体现出中国文化。我们的“一带一路”是经贸交流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因为客观上在经贸交流的过程中，各国把自己的文化通过自己的生活、衣食住行、言行举止、为人处世方式传播出去了。所以文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身体力行去传播，而不是单单靠讲道理。如果我们不说中国话、不穿中国衣服，怎么去传播中国文化？必须把它落实到我们生活的时时处处中，身体力行才可以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