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夏天，美国费城黄热病肆虐。弗斯医生将病患的体液涂进自己的伤口、眼睛，甚至口服，以证明当时医学界普遍认为的接触传染不是致病原因。1900年，卡罗尔医生主动接受蚊子叮咬，最终死于黄热病，终于证明了伊蚊才是传播黄热病的元凶。
当科学研究和事件变成过往，它们不仅是科学史，还是文学。
大型图文册《播火录》（北京出版社）就是从人类文化之思回眸科学史的“科学文学”。该书是同名电视片的文学稿本。作者赵致真为武汉电视台原台长，在科普电视制作上跋涉了几十年。曾在央视总台和北京台播出、被《学习强国》每日推荐的电视片，本就具有一种恢弘气质，而图文册更增加了某种深邃意味。这种正史宣说，弥补了科学史教化的阙如。
《播火录》前半部分，充满了人与自然万物及规律的悲壮碰撞。人类对自然还非常懵懂时，只能用生命去探索知识、探索发现。不管是极地探险，还是中古时期结束后人类对化学的最初探索，抑或是近代生物医学的发现过程，无不充满着生命的奉献和牺牲。正是先贤的无声探索，奠定了我们正在享用的现代科学的一切。
《播火录》有一个片断深深打动我——氟元素的捉拿。作为卤族元素个头最小、电负性最大的原子，氟的化学性质超级活跃，几乎能和一切金属非金属剧烈反应，咬烂电极，撕裂容器，没有一种材料耐得住它的腐蚀。氢氟酸的毒性尤其可怕，不仅吸入后会摧毁肺脏和软组织，只要接触皮肤，便能以小分子的灵巧身段钻进体内，甚至钻入骨头，破坏神经系统，造成肌肉麻痹和心脏停摆。
1836年，爱尔兰科学院诺克斯兄弟用浮石做容器，对氟化银和氟化汞进行电解，哥哥差点中毒身亡，弟弟3年卧床不起。1850年比利时化学家鲁耶特出师未捷，因吸入过多氟化氢而去世。
这种为科学的献身，从来是倒下一个又上去一个。
法国化学家莫瓦桑挑起了大任，几经磨难惊险，终于一举擒住这个魔鬼元素。1906年他因此夺得法国第一个诺贝尔奖，但两个月后便在巴黎猝然病逝，年仅54岁。
因化学实验而蒙难的早期科学家数不胜数：万花筒发明者布鲁斯特因化学毒物进入双目而终身备受煎熬；太阳光谱吸收线发现者夫琅禾费因长期研制玻璃透镜铅中毒，39岁英年早逝；碳14的发现者鲁本在实验事故中死于碳酰氯中毒……
连生物学也暗藏杀机。创立了巴氏消毒法的巴斯德，也是造福于全人类的狂犬疫苗的发明者。狂犬病毒微小到无法分离，只能从疯狗身上提取，年迈的巴斯德和助手们用套索将疯狗从笼中拖出，按倒在试验台上，强力制服它狂躁的挣扎，巴斯德伏下身子口衔一根细玻璃管伸向犬牙交错的狗嘴，吸吮着白沫翻滚的疯狗唾液。
实验室桌上，总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左轮手枪。这不是为失控疯狗准备的，而是为被疯狗咬伤抓伤或被手术刀划伤的同仁准备的。这个冷酷决定是试验小组共同做出的，因为当时狂犬病完全无法救治，会死得异常痛苦。
后来，疯狂的巴斯德竟决定把狂犬病毒用在自己身上，以试验疫苗的功效。想想也怵然，万一不成功怎么办？恰巧有一个儿童被疯狗咬伤送了过来，巴斯德避免了可能的一难……
这些科学家的举动，既非上司命令，也没有金钱坐镇其中，只是为了发现物事的真相……或许，只有拥有这种清宁淡定、无功利心的发现渴望，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才能突破一个个关隘，整体提升。
任何一门科学，基础的发现、创立乃至渐进积累，都可能对世界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
比如伦琴发现X射线，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逐渐演绎成军，而薛定谔用波动方程殊途同归，汤姆孙发现电子，沃斯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澳本海默提出黑洞概念，卡皮查发现低温物理的超流体，萨拉姆发现核子弱相互作用……这些科学家，当时都只是沉浸在发现的兴高采烈中，从未考虑到它的世俗作用和将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所以在这个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的确要培养一批真正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无功利心的科学家。
史家蒋廷黻曾在半个世纪前发出感叹，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能！
《播火录》在演示着别人的历史。不过，以文化的自觉和睿智论，中华民族最终会成就一个创新和发现的巨大海洋。那时候，会有人写就另一本美丽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