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火线提拔”干部能够净化干部队伍。“吹尽狂沙始见金”，每一场重大危机，对干部队伍来说都是一场“大浪淘沙”般的考验。“火线提拔”干部，往往是与火线撤换干部同时进行的。在和平年代，有些干部的政治品质的优劣、工作能力的短板很难表现出来，重大危机的应对往往成为净化党的干部队伍、促进干部作风好转的重要历史契机。
【关键词】“火线提拔” 党员干部 斗争 考验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我们党历来重视在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考察和识别干部
重大斗争，往往是检验干部是否优秀的试金石。在重大斗争中尤其是重大危机处理中考察和使用干部，是我们党干部治理的一个重要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培养和选拔大批优秀干部，认为这是党面临的一项很紧迫的战略任务，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什么才是优秀的干部呢？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鲜明的政治标准：“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受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正是坚持了邓小平同志这种干部选拔使用思想，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培养选拔了大批忠实执行改革开放基本路线政策的干部，使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经受住了各种风险和困难的考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历程。
1998年，中国很多地方爆发了罕见的大洪水。在危急时刻和生死关头，广大干部尤其是洪灾区的干部与群众一道，与解放军武警一起，团结奋战、力挽狂澜，同洪水进行惊心动魄的生死斗争，不少党员干部写下了“生死状”，最终取得了抗洪抢险的胜利。显示出了在危难关头，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能经受住考验的，极大密切了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提高了党的公信力。很多经受这次磨炼的优秀干部，被提拔重用，成为领导骨干。
2003年的非典，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紧急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领导和组织好抗击非典疫情，是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主要职责。党中央及时以“仲祖文”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注重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考察、识别和锻炼干部》的评论文章，提出非典疫情在四个方面考验着干部的表现：一是对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大局观念的重大考验，二是对领导干部党性观念和宗旨意识的重大考验，三是对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和驾驭复杂局势能力的考验，四是对领导干部作风的重大考验。在抗击非典疫情中，各地都有不少干部因为表现优秀而获得“火线提拔”，如山东省，在抗击疫情的头两个多月内，就“火线提拔”了100多名干部。
2008年的汶川地震，对全国的应急救灾体系是一次大的考验，对各级干部尤其是灾区的干部来说，更是一场大考。各级干部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表现，成为党组织识别和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据2009年11月8日《四川日报》的报道，在灾难发生后四川省共选派了4000多名干部到重灾区进行救援工作，强化灾区基层工作力量。大胆提拔使用经受住特大考验又在灾后重建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对表现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采取就地提拔、交流提拔、破格提拔等方式优先使用、及时重用。地震发生后一年内，重灾区先后提拔重用11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其中破格提拔120人。
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党组织领导抗击疫情提出了具体要求。《通知》强调：“要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考察、识别、评价、使用干部，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的实际表现作为考察其政治素质、宗旨意识、全局观念、驾驭能力、担当精神的重要内容。对表现突出的，要表扬表彰、大胆使用……”这是在应对严峻斗争与考验中，中央第一次以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要在与疫情的斗争中考察、识别、评价、使用干部。武汉市“火线提拔”20 名干部，湖北省其余各地以及其他省份也都有“火线提拔”的干部，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天津、山东、江苏等地。“火线提拔”的干部，获得了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临危受命的干部，在抗“疫”斗争中确实发挥出了突出的作用，获得了群众的高度赞扬。
在应对危机的斗争中最能识别干部的能力和素质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类干部深受百姓喜爱和尊重：一类是具有担当精神的干部。这类干部在遇到重大挑战、突发危机时，敢于担当、冲锋在前，做到临危不乱，果断决策，采取“硬核”举措，出台针对性的措施。另一类是心怀人民群众的干部。在危难之时，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危放在心里，从而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干部？人民究竟欢迎什么样的干部呢？在严峻考验和应对困难挑战的关键时刻，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做到具有稳固的政治定力，敢于担当、沉着应对，经受住严峻斗争的考验，就必须具有高超的素质能力、过人的本领。不少干部往往就是在这些方面表现优秀而获得“火线提拔”。
一是具有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在斗争面前，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首先要具备大局意识。具有大局意识是一个合格和优秀干部所具备的首要意识，也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四个意识”要求的重要内容。干部只有具备大局意识，才能做到站位高、看得远，才能具备战略思维和稳固的定力，对危机和挑战的本质才能看得更清楚，从而树立战胜危机和挑战的自信心。一切工作服从大局，就能做到全国一盘棋，发挥出我们党强大的组织优势。
二是危机处理的能力。现实斗争中各种条件千变万化，就要求干部必须具备较高的危机处理能力。每次危机的处理，主要考验的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对危机的能力。危机中，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不断判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密切跟踪、及时分析、迅速行动，坚定有力、及时修正错误，毫不懈怠地做好各项工作。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面对疫情，行动迅速、措施果断、执行有力，那么这些地方的疫情控制得就比较好，就会赢得社会各界群众的赞扬和支持。有些地方，面对疫情，反应迟钝，应对措施失当，甚至出现推诿扯皮、疲于应付，这样必然会造成疫情蔓延、延误治疗，给人民群众造成更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三是资源调度能力。充足的资源保障，是我们战胜危机、赢得斗争的前提和保障。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在危机面前，各个部门都会做出自己的反应和行动，社会各界也会纷纷响应，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如何统筹协调各种力量和物资，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面对危机要有很强的资源调度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赢得每一场战役的胜利。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有些地方干部不能科学合理调配人力和物力资源，手足无措，一度造成一方面一线工作人员物资缺乏、一方面仓库资源积压的局面，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
四是对干部社会管理能力的考验。危机中的社会管理能力是干部社会管理能力高低的集中表现。考验的是各级干部一心为民的初心和工作能力。危机中的社会管理能力，一方面是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的能力。在加强危机事件处理能力的同时，要确保蔬菜、肉蛋奶、粮食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加强物资调配和市场供应。要保障能源、交通运行以及煤电油气供应，确保社会的基本运行。另一方面，处理社会矛盾、依法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要妥善处理危机中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加强社会治安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利用危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五是舆论引导能力。舆论阵地如同战场，党和国家的主流声音不去占领，其它形形色色的声音就会去占领，党和国家的主流媒体不去发声，其它媒体就会去发声。在这次疫情阻击战中，舆论对社会情绪的影响空前放大。不良舆论造成的社会危害甚至超过病毒。因此，在严峻的斗争中，特别考验各级各部门干部对舆论的引导能力。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批驳社会谣言，回应社会关切。更要实事求是，弘扬社会正能量，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凝聚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要会利用各种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介绍和展示对所开展工作的计划和实施情况，向社会传递信心。
“火线提拔”干部有利于净化干部生态
“火线提拔”干部，是危机应对下干部治理体制的一种应急举措。对于完善干部治理体系、提高干部治理能力，促进党的政治生态好转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火线提拔”干部能够净化干部队伍。“吹尽狂沙始见金”，每一场重大危机，对干部队伍来说都是一场“大浪淘沙”般的考验。“火线提拔”干部，往往是与火线撤换干部同时进行的。在和平年代，有些干部的政治品质的优劣、工作能力的短板很难表现出来，重大危机的应对往往成为净化党的干部队伍，促进干部作风好转的重要历史契机。我们党一向善于抓住这些契机。在98抗洪抢险斗争中，中纪委和监察部就发出通报要求，严查防汛抗洪中违纪违法行为，对那些临阵脱逃、贪污、侵占、私分、挪用救灾款物，以及扰乱抗洪抢险秩序，造谣惑众，造成恶劣影响的党员、干部进行严厉查处。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各地都严肃查处了一批在抗击非典时工作不力、违规违纪的干部，有的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仅河北省一个地方就查处了抗击非典不力的各类干部300多名。在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要领导被火线撤换，湖北省司法系统、监狱管理系统等都有主要领导被撤换或者被立案审查。这种在危机应对中，大批处置干部的力度是平时干部管理中所没有的。通过“火线提拔”干部，不仅发现了新的优秀人才，给党的干部队伍充实了新鲜血液，为干部队伍保持勃勃生机打下了基础，并且通过割痈去疴、刮骨疗毒，做到了平时很难做到的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罪者究的效果，净化了干部生态。
其次，“火线提拔”干部能够助推干部治理体系及国家其它各种治理体系的完善。危机时刻，干部治理体系的短板和漏洞就会被放大，国家其它治理体系平时潜藏的短板和漏洞也容易暴露和放大。在危机应对中，就必须马上对这种短板和漏洞进行修补，或者后期进行大力的改革来健全和完善。干部的问责制度，就是在抗击非典疫情的背景下被重视起来，并在以后的干部治理中不断得到完善的。非典之前，我们党虽有对干部问责的一些规定，但是制度化、程序化程度还比较低，可操作性也不强。2003年非典期间，多地都出现了因防治不力而被问责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要么被撤换，要么引咎辞职、要么被处罚，使有权必有责、用权当负责、有责必追究的治理观念深入人心。助推了我们党在后来的干部治理中，逐渐出台和完善了专门的针对干部问责的党内法规，党内问责制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危机应对考验不仅是干部治理体系，更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暴露了我们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以及其他一些体制及运行机制的不足和短板，也必然要得到健全和完善。
再次，“火线提拔”干部，能迅速提升干部自身的能力，尤其是斗争的能力。被“火线提拔”的干部，往往是那些平时注重锻炼学习和提高自身工作能力的干部，这些能力在应对危机中获得了集中施展的机会而更加引人注目。也使其他干部在危机应对中，从这些被“火线提拔”的干部身上看到了自身需要提升的能力。进入新时代，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必然有许多必需进行的伟大斗争，应对危机中的实践，为干部在短期内提高斗争本领提供了机会，在应对急难险重的任务中获得锤炼，从而使整个干部队伍的能力获得一次新的提升。
最后，“火线提拔”干部促进了干部队伍作风的好转。危机应对中，使得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无所遁形，为切实转变党员干部的作风提供了压力和动力。“火线提拔”的干部往往是那些能够密切联系实际、尽力服务群众、工作尽职尽责的人。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面对疫情和危机往往反应迟钝、采取的措施于事无补，不仅不能挽救危机、救民于水火，反而会加重危机，造成重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党多次成功处置危机的实践证明，成功应对危机的过程，也是倒逼各级干部转变作风的过程。每次应对危机后，都会促进全党作风的好转，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提高党执政的公信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仲祖文：《注重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考察、识别和锻炼干部》，《人民日报》，200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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