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东是世界百年大变局最先波及的地区之一。“现代中东”在经历百年变迁之后展现的图景是：整体性危机上升，地区秩序重塑步伐加快。一方面，热点问题持续发酵，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美退俄进”趋势明显，海湾局势升温，中东国际关系进入深度调整和重构期；另一方面，中东“剧变”余波未了，发展问题尖锐突出，民众抗议常态化和普遍化，社会治理面临困境，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中东国家正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动荡。与此同时，反对极端主义、倡导和平与对话、探索建立中东地区发展和安全机制的尝试也在推进之中，但进展有限且充满变数。
【关键词】地缘政治博弈 海湾危机 剧变“长波” 常态化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在跨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中东地区仍处在跌宕起伏的变动中，大国角逐激烈，政局变动频繁，热点问题频发，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地区秩序重塑加快，“灰犀牛”现象和“黑天鹅”事件相交织，安全困境突出，地区整体性危机上升且充满着巨大变数。
百年大变局下的中东剧变
中东是世界百年大变局最先波及的地区之一。世界大变局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是长期的、由外而内的。从历史进程来看，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瓦解，中东地区逐渐被纳入欧洲列强主宰的世界体系中，该地区国家的发展轨迹最终被改变。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中东国家发展不平衡加剧，因工业化进程普遍受挫（只有个别中东国家在工业化建设中取得实质进展）而逐渐被边缘化。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中东国家仍深陷多重困境，面临“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问题。因此，从整体而言，世界大变局一方面构成了2010年以来中东剧变的远因——一种持续性改变中东整体地位和中东国家发展道路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也是当前中东局势跌宕起伏、地区危机不断攀升的必然结果。
在中东地区整体性危机加剧的情势下，中东不同国家具体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方略有所不同，发展境遇和国势变化相差悬殊。21世纪前20年，中东地区经历了战争洗礼和剧变风暴，地区力量格局出现重大变动。一是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旧强”深陷动荡漩涡，或挣扎于战火之中，或处在艰难的恢复之中，其国势衰损、内患不断且自顾不暇，该地区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埃及（正在缓慢恢复）有望重回中东地区强国行列。二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等成为“新强”，其综合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上升。其中，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跻身G20集团成员国，实力上升较为显著。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相继垮台，伊朗周边的战略环境得到改善，伊朗迎来了历史性“战略机遇期”，趁“阿拉伯之春”乱局加快了对中东地区什叶派集团的整合步伐，初步形成什叶派联盟。伊朗的影响力空前上升，这引起了美国、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等逊尼派阵营的联合压制和围堵。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以色列则利用阿拉伯世界“失去的十年”，大大改变了自身的国际环境。
与此相反，在西方强权的不断干预下，一个个“黑天鹅”事件频频降临中东地区，一批批“战乱国家”（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集中出现，中东地区成为多种力量激烈对垒的博弈场，该地区整体性危机加剧。这些“战乱国家”不仅国内发展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且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输出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和秩序的重塑。
地缘政治博弈“阵营化”，热点问题增多，海湾危机升温，国家政局变动频繁，民众抗议运动普遍化、常态化，非传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第一，地缘政治博弈“阵营化”，“美退俄进”加速，中东呈现“准两极”格局。伴随着中东剧变的持续纵深发展，该地区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动，以“教派”分野为特征的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明显，形成了两大集团对抗并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态势，即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联盟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联盟之间的对峙。两大阵营对垒分明，地缘政治博弈“阵营化”。“阵营化”的背后是域外大国美国、俄罗斯的深度介入、推波助澜。
美国是影响中东局势的最大变量。“美退俄进”构成了当前中东格局的重大变化，并引发了连锁效应。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际，堪称其主导和干预中东事务的顶峰时期。此后，美国深陷两大战争泥潭，在经受巨大损耗之后，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逐渐下降，于是采取战略收缩并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特朗普执政后，以“美国优先”为核心，不愿为介入中东乱局而“过多负担”，因而采取“总体收缩、谨慎介入”策略，加快了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并未真正削减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军费开支、军事基地和军事能力等），其在该地区的军事、情报和外交存在仍遥遥领先于其他域外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摇摆不定，即美国不愿投入更多资源或履行所谓对盟友的“承诺”，而是力图通过“责任外包”（外包给其中东盟友或代理人）等方式继续维持对中东地区的掌控。
与此相反，俄罗斯以叙利亚战争为“契机”，高调重返中东。一方面，在叙利亚危局中，俄罗斯展现了战略决断能力，逐渐掌控叙利亚问题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俄罗斯又尝试将自己塑造成“强大的调解人”，致力于维护中东的稳定。俄罗斯以其在叙利亚的成功为着力点，逐步将影响力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甚至在多个热点问题上扮演斡旋者、调解人角色。在海湾局势升温之际，俄罗斯提出了安全新倡议；在也门，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提议进行和谈；在利比亚，莫斯科与民族团结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并与哈利法·哈夫塔尔建立联系，彰显其协调者地位；等等。虽然俄罗斯难以动摇或取代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但是，“美退俄进”的态势更为明显。
这种态势导致中东地区美国盟友推动“灵活、平衡外交”，开始“两面下注”，即或同时与美、俄加强联系，或寻求与俄罗斯和解，避免因只倚重于一个全球性大国而在未来陷于绝境。于是，人们看到，高度依赖美国的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等国政要，或纷纷出访俄罗斯，或高规格接待俄罗斯政要。由此可见，在中东“阵营化”博弈中，“阵营”内外都有着复杂的“互动”，甚至出现了“小国”调动“大国”的新局面。
实际上，在两大阵营对峙态势下，一些国家如科威特、阿曼等采取更灵活的对策，避免卷入冲突之中。作为地区强国的土耳其，并不属于沙特阿拉伯主导的逊尼派阵营，而是另起炉灶，与伊朗组成“临时性联盟”（即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国围绕叙利亚问题形成“阿斯塔纳和谈”机制），并且在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断交后力挺卡塔尔。围绕“卡舒吉遇害事件”，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其实质是争夺地区主导权。相反，作为地区强国的以色列，则加强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在反对共同“敌人”伊朗的过程中，结成了“准利益联盟”（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尚未正式建交，这种“准联盟”并不具有真实协调力，只是一种私下的交易，是基于所谓共同威胁而维持的某种默契关系）。显然，这种“阵营化”背后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利益较量，教派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
第二，热点问题增多，海湾危机升温，中东局势进入“海湾时刻”。中东剧变以来，热点问题有增无减，并呈现“多发”和“突发”态势。原有的巴以争端、伊核问题、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仍在持续，新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
牵动各方的叙利亚问题出现了新转机。一方面，持续较长时间的“三足鼎立”（叙中部和南部等绝大部分地区由叙政府控制；叙东北部地区由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控制；叙西北部阿夫林被土耳其占领，伊德利卜由土耳其支持的反政府力量以及部分恐怖组织控制）局面被打破，叙利亚政府乘胜收复疆土。2019年10月9日，土耳其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发动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军事行动，意图清除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此前，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在此背景下，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迅速北上，收复“北叙利亚库尔德联邦”控制区，为全面光复叙利亚打下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得到推进。2019年10月30日，由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和民间人士代表组成的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在日内瓦正式启动，标志着持续近9年的叙利亚危机朝着政治解决方向迈出重要一步。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由150名成员组成，其名额在政府、反对派和民间人士中平均分配。2019年11月8日、11月25日，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先后在日内瓦举行了两次闭门会议，各方因分歧巨大无果而终。尽管叙问题迈向政治解决阶段，但其真正解决最终还是取决于战事结局和相关利益方的较量。2019年12月以来，叙政府军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展开新一轮军事行动，收复了北部伊德利卜省和阿勒颇省超过600平方公里的领土，打通交通命脉。2020年3月1日，土耳其宣布对叙政府军发起“春天之盾”军事行动，叙政府军和土军首次爆发正面直接冲突，叙北局势告急。3月5日，俄、土首脑谈判后达成停火协议，对峙局势有所降温。显然，在这轮博弈中，叙利亚政府占有明显优势。
巴以问题出现重大逆转，重回冲突状态。中东剧变以来，随着新热点问题的频频出现，作为中东地区根源性问题的巴以问题受到忽视，并逐渐被边缘化，其解决呈现“不进反退”的态势。其中，美国的一系列举动和颠覆性立场彻底损害了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国际合作机制，集中反映在特朗普总统极力偏袒以色列, 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将美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加强对以色列援助和军事合作，推动所谓“世纪协议”（2019年6月22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和平促繁荣”研讨会上，美国公布了“世纪协议”的经济部分），以取代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企图以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巴勒斯坦“拿经济换主权”、放弃政治诉求，但遭到巴方拒绝；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承认以色列在西岸定居点权利（此前还承认叙利亚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2020年1月28日，在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特朗普正式公布“世纪协议”，即《为了繁荣的和平——提高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生活的愿景》，主要内容有：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大部分拥有主权；巴勒斯坦难民不得返回故土；重新划定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之间的边界；不允许巴勒斯坦拥有军队等。2月1日，阿盟外长紧急会议宣布，拒绝接受美国政府提出的“中东和平新计划”，支持巴勒斯坦合法权利。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声明，巴方拒绝接受这一计划，并将断绝与以色列和美国的一切关系。巴以关系发生根本逆转，和平进程陷于停滞。旧怨未解，新仇频添。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军警之间爆发多次严重流血冲突，巴以陷入暴力循环的怪圈。可以说，美国是巴以矛盾再度激化的始作俑者。
伊核问题再度成为中东地区矛盾斗争的焦点。美国自2018年5月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对伊朗启动“最严厉制裁”，进行“极限施压”，并打造升级版的“反伊朗联盟”。实际上，围绕伊核问题的博弈早已超出“核问题”范畴，逐渐演变为伊朗问题，从而加剧了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催生了新一轮的海湾危机，即以美国与伊朗对抗为主的多层博弈局面：美伊之间的极限博弈（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和伊朗的极限抵抗）；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及其地区盟友与伊朗之间的博弈（地区层面）；美国与欧盟、俄罗斯、中国之间围绕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存废的博弈（国际层面）。美伊矛盾的焦点迅速从伊核问题扩展为伊朗弹道导弹和伊朗地区影响力问题。美、以、沙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遏制伊朗崛起。伴随着美国的步步施压和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发生，美伊关系剑拔弩张，特别是2020年1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下令空袭巴格达国际机场车队，公开袭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少将。此举激起伊朗全民怒火，伊朗全民同仇敌忾，誓言对美进行“严厉报复”。伊朗官方迅速宣布将美军和五角大楼列为恐怖组织。1月8日，伊朗向位于伊拉克的两处美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导弹。美伊对峙处于战争悬崖状态。此后，美方以无人员伤亡为由未实施军事打击报复行动。但是，美国继续增兵海湾地区，美伊双方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并不能排除。美伊对峙导致紧张局势频出，海湾危机接近沸点，中东局势实际上进入了“海湾时刻”。
利比亚局势持续恶化，滑向代理人战争。利比亚问题处在胶着状态，民族团结政府与国民代表大会（在东部城市托卜鲁克另建政府）两大势力割据对峙、激战不断。2019年4月以来，“国民军”向民族团结政府控制下的的黎波里发起多轮进攻，民族团结政府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外部势力加快插手和介入利比亚的步伐。目前，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得到联合国承认，获得土耳其、卡塔尔和意大利等国的支持；哈夫塔尔“国民军”则获得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俄罗斯、法国等国的支持。在联合国斡旋未见成效的情况下，民族团结政府寻求外部支持。2019年11月底，民族团结政府与土耳其签署军事和安全合作备忘录，约定土方可应利方要求向利比亚派兵。2020年1月2日，土耳其议会召开紧急会议，授权土政府向利比亚部署军队。1月16日，土耳其埃尔多安总统宣布派兵参加由利比亚政府发起的针对利比亚“国民军”大规模反击行动。土耳其的派兵之举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非盟立即表示反对。1月19日，利比亚问题国际调解会议在德国柏林举行并达成多项文件，核心是确保利比亚长期停火、落实对利比亚武器禁运。此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从经济、军事、政治三方面主导会谈，推进利比亚和解，但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利比亚“国民军”与民族团结政府的军事对峙仍在持续，围绕利比亚的地缘政治争夺已演变为“代理人战争”，利比亚尚未出现真正的和平转机。
也门问题中的对峙双方（也门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开始寻求政治解决途径。2019年11月5日，沙特阿拉伯促成了哈迪政府和南方过渡委员会达成和解，签署《利雅得协议》。目前，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联军边打边谈，处在低烈度冲突中，也门和平进程举步维艰，但仍展现了一线和平的希望。
第三，中东剧变“余震”不断，一些国家政局变动频繁，政治稳定面临挑战。在民众抗议运动下，中东国家政局变动加快，一些国家如阿尔及利亚、苏丹发生政权更迭，另一些国家如黎巴嫩、伊拉克、科威特出现内阁更换。即使是作为民主样板的以色列，也频频上演选举后“政府难产”的窘境，其政治发展面临挑战。这从整体上揭示了，中东政治发展仍处在“大变局”的“长波”中，余震不断。
在苏丹，2018年12月，政府试图通过大幅贬值货币来避免经济崩溃，这导致物价飞涨和民众抗议。政府试图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逮捕反对派、关闭社交媒体、武力驱散示威者等，控制局势。2019年2月，巴希尔总统通过更换总理、副总理等部分高官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然而，民众抗议并未被彻底平息。2019年4月6日，抗议活动达到高潮，苏丹职业人员协会号召了100多万人举行游行示威。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2019年4月11日，国防部长伊本·奥夫宣布推翻巴希尔政权，成立过渡军事委员会并担任主席，执掌国家事务。由于民众继续抗议，反对建立军政府，奥夫在任仅一天就宣布辞职。军队总督察、陆军中尉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卜杜勒拉赫曼·布尔汉接任军委会主席。2019年7月17日，过渡军事委员会与“自由与变革联盟”在喀土穆签署协议，同意组建过渡期治理机构联合主权委员会，授权“自由与变革联盟”提名国家过渡时期政府总理。2019年8月20日，组建由军方代表和平民代表共11名成员组成的联合主权委员会，由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担任联合主权委员会主席，次日，哈姆杜克正式宣誓就任苏丹过渡政府总理。2019年9月5日，苏丹宣布组建过渡政府内阁。
在阿尔及利亚，2018年12月，邻近首都的奥义德爆发民众抗议，反对总统布特弗利卡谋求第五任期。2019年2月底，民众抗议扩展到整个国家，演变为巨大的政治危机。总统不得不采取措施，包括动用警察等强制力量、替换总理等政府高官、承诺不再寻求连任等方式，试图平息民众抗议。因民众抗议迟迟无法平息，2019年3月底，军方的态度开始转变。2019年4月2日，布特弗利卡被迫辞职。参议院议长阿卜杜勒·卡迪尔·本·萨利赫依据宪法担任过渡期的临时总统。阿尔及利亚进入政治过渡阶段，计划在2019年7月4日举行大选。然而，民众有组织的抗议运动并未停止，其诉求提高到改变政治体制，不承认举行大选的正当性。为此，宪法委员会宣布原选举计划取消，临时总统宣布于2019年12月12日举行总统选举。最终，前政府高官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以58.15%的得票率当选总统。由于许多民众要求彻底改变前政权，对大选持抵制态度，所以投票率仅为39.88%。阿尔及利亚的未来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
在伊拉克，自2019年10月以来，民众抗议此起彼伏，其中以什叶派地区大规模民众示威运动最为突出，其政府既无法满足示威群众的要求，也难以平息抗议示威运动。2019年11月29日，阿卜杜勒-迈赫迪总理宣布辞职，向国民议会递交辞呈并获得批准，政府处于看守状态。伊拉克当前的政治危机反映了美国在伊拉克移植西方民主、建立族群—教派分权政治体制（什叶派人士担任政府总理、库尔德人出任国家总统、逊尼派代表担任议会议长）的严重后果——教派矛盾激增，腐败问题严重，治理乏力，民众不满情绪激增。
在科威特，经济形势日趋严峻，2019年11月14日，科威特内阁为避免议会的不信任质询而决定集体辞职，首相谢赫·贾比尔·穆巴拉克·哈马德·萨巴赫递交辞呈，埃米尔最终批准了内阁的辞职。2020年1月21日，以哈桑·迪亚卜为总理的新一届内阁组建完成。但是，摆在科威特新政府面前的挑战并未有丝毫缓解的迹象。
在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虽然是以色列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1996年至1999年任以色列总理，2009年起再度出任，连任至今），但是寻求连任遭遇问题，以色列政治发展面临困境。2019年4月，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赢得议会选举，但组阁失败，议会随后解散。2019年9月17日重新选举后，总统鲁文·里夫林先后授权内塔尼亚胡和蓝白党领导人、国防军前总参谋长本尼·甘茨组阁，均以失败告终。两次议会选举仍未能完成组阁，直接导致“政府难产”，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凸显了以色列政治发展问题。2020年3月2日，以色列举行第三次议会选举，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能否成功仍存在变数。
第四，中东国家民生问题尖锐，民众抗议运动普遍化、常态化。民生问题再次成为引发政局变动和社会动荡的“灰犀牛”。中东剧变已接近十年，中东社会发展整体形势堪忧：政治和社会暴力更加严重，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社会不平等加剧，腐败猖獗，性别平等问题突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口发展倡议（OPHI）2018年发布的报告显示，阿拉伯国家近1/5的人口（6500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世界银行认为每天收入低于1.9美元）中，另有1/3的人处于贫困或脆弱状态。进入2019年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恶化，中东出现了新一轮抗议浪潮，从阿尔及利亚、苏丹、突尼斯、埃及，到伊拉克、黎巴嫩、伊朗，民众抗议运动此起彼伏，呈现普遍化和常态化，这凸显了经济发展困境和社会问题尖锐程度。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民众对于政府治理无力、变革缓慢以及腐败等问题普遍不满，经过中东剧变洗礼后，青年民众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斗争意愿，越来越诉诸街头抗议等方式。有的学者认为，新一代正在崛起，他们习惯于表达自己的不满。另一方面，在伊朗、黎巴嫩、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等国民众示威活动中，常有西方鼓动“颜色革命”进行干预的影子。例如，2019年11月15日，当伊朗政府宣布提高汽油价格（油价上调50%以上）、实行配给制后，全国100多个城市爆发抗议活动，一些抗议者纵火焚烧银行、商店，破坏公共设施，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亡。与此同时，国内外各种势力推波助澜，或向伊朗政府施压，或借机煽动抗议活动。美国总统、国务卿等政客纷纷在推特上发文支持抗议者和暴乱分子，美国国会提交提案支持伊朗暴力骚乱，美国之音、明天电台、BBC波斯语网等西方媒体开通“伊朗抗议”专题，24小时滚动直播，谋求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伊朗现政权。在抗议冲突最为严重的西部跨民族边境省区大不里士市、马赫沙赫勒市和胡泽斯坦省，都有外部渗透等情况。这些考验着伊朗当局的治理能力和应对智慧。
第五，非传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一是恐怖主义威胁依然突出，地区安全形势严峻。2019年，反恐行动取得的重大进展是“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被围困后自杀。巴格达迪之死标志着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攻城略地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遭受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加速了其走向衰落的进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恐怖组织的减少和恐怖行动的减弱。一方面，“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已经分散或扩散到中东各地，在中亚、阿富汗、也门、埃及西奈半岛、北非利比亚等地都也已经建立据点，继续进行暴力袭击活动；另一方面，当地恐怖势力可能会重新分化组合，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借机兴起，利用中东地区和国家的安全短板和治理失序加紧渗透和破坏，从而严重威胁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由此观之，反恐斗争仍然是中东各国极其艰巨的任务。
二是环境和生物安全问题逐渐凸显。一方面，气候和干旱长期困扰中东国家，造成严重的旱灾和粮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瘟疫和疾病问题成为新的威胁。此前的中东综合呼吸症疾病以及2020年2月在中东多国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造成了重大损失。这种“非常态危机”对非传统安全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迈向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东地区仍将处于秩序重构中
21世纪的前二十年，在西方大国的干预和介入下，中东地区经历了战争洗礼和剧变风暴，地区力量格局出现重大变动。迈向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东地区仍将处于秩序重构中，地缘政治竞争激烈，冲突频仍，危机四伏。
中东去向何处，是观察中东地区局势变化的核心所在。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中东地区仍处在2010年以来“中东剧变”的长波之中，即中东地区和国家正处于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中，这一转型过程很难在短期内结束。现阶段，中东地区的发展走向和趋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东地区关系进入全面调整期，大国干预和地缘政治竞争对中东局势产生深远影响。围绕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等博弈正在加剧，美国和伊朗极限边缘战略风险巨大，存在破局的可能性，这势必会加剧海湾危机，引发严重的地区冲突。
第二，热点问题难以降温，新热点不断涌现。其中，东地中海争夺成为新热点。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新安全协议、维护地中海开采权的谅解备忘录，并向利比亚派军，这引发希腊、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等东地中海国家的强烈不满，新的争端已经形成。
第三，中东国家转型复杂化，政治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尖锐。当前，许多中东国家发生政局变动或政权更迭，展现了转型时期的政治变迁进程。这一进程是政治矛盾和政治问题集中爆发并尝试解决的过程，因此，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和反复性。伴随着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等的上升，外部干涉、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危及绝大多数中东国家政治安全的主要问题。如何防范政治安全问题，成为各国从国家战略层面加以应对的首要任务。
第四，战乱国家重建长期化。中东是当今世界上战乱国家最集中的区域，但是，由于内外多种力量和多重因素的掣肘，无论是阿富汗还是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其政治重建进程都复杂、曲折而漫长，这是中东政治发展中的“独特现象”。伴随着中东的政治动荡，战乱国家很可能演变为中东地区新的动荡和纷争策源地，从而加大中东政治问题的解决难度。
在两大集团博弈渐成僵局、地区安全风险与日俱增的背景下，中东地区国家间求和之风渐起，尝试探索推进地区稳定、发展和安全。例如，新一轮也门问题和谈出现转机，沙特阿拉伯政府与胡塞武装尝试达成全面停火协议。为了尽快摆脱战争泥潭，未来沙特阿拉伯很可能从也门撤出军事力量。另外，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两大集团之间的紧张对峙局势也存在缓和的可能性。倡导温和、理性的声音也受到关注。此外，围绕中东问题先后举办的慕尼黑安全论坛和北京中东安全论坛，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东安全论坛上，中国提出的中东安全方案得到普遍认可，这将为动荡不宁的中东地区增加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因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非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李新烽主编、唐志超副主编：《中东发展报告No.21（2018～2019）：变动中的海湾格局》，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
②Maha Yahya,＂The Middle East's Lost Decades: Development, Diss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Arab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98, Iss.6, Nov/Dec 2019.
③王林聪：《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2期。
④余建华主编：《中东变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责编/刁娜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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