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整体呈现老龄化态势，在各年龄组结婚率不变的条件下，老化的年龄结构会导致较低的粗结婚率；另一方面，结婚人口年龄结构也在不断老化，或者说，结婚年龄在不断推迟，两者相结合是近些年结婚率开始走入第二个低谷的主要原因。“80后”人群的婚姻特征是结婚普遍推迟、并非有高比例的终身不婚，至少对这些人群而言，不结婚的仍是少数。
【关键词】结婚率 低谷 人口学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结婚率走入近30年来第二个低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网发布的、自1986年以来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中相关数据，笔者得到了1987—2018年共32年的结婚率，并绘制了年度变化曲线图（见图1），发现近30年来，结婚率最低值是2002年的6.10‰，最高值是2013年的9.92‰。由此可将近年来中国结婚率的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7—2002年，结婚率呈缓慢下降态势。1992年之前中国结婚率超过8‰，在8.20‰—8.60‰区间范围内变化；1993年降到7.75‰，此后直到1999年，结婚率在7.05‰—7.80‰区间范围内变化；2000年结婚率降至6.70‰，并在2002年达到最低值6.10‰。
第二个阶段是2003—2013年，结婚率在波动中呈较快上升态势。2003—2005年结婚率仍在6.30‰—6.65‰的范围内波动；2006年上升到7.19‰，2007年继续上升到7.50‰；2008年达到8.27‰；2009—2013年期间均在9‰以上水平，从2009年的9.10‰逐年上升到2013年的9.92‰。
第三个阶段是2014年至今，结婚率呈迅速下降态势。2014年和2015年结婚率均超过9‰，分别为9.58‰和9.00‰；2016年回落为8.3‰；2017年和2018年继续回落至7.7‰和7.3‰。
从近30年来中国结婚率的变化来看，目前中国结婚率水平并非最低，尚未达到第一个低谷期间的最低值，但从趋势看似乎正在走入第二个低谷。
公报数据还透露了另外两个信息，一是关于结婚率的水平。在1996年之前，由于结婚登记还需要经过申请—批准的程序，批准比例大约在95%左右，因此实际结婚登记对数少于申请结婚对数。自1997年起，至少在民政部公布的数据中，不再出现申请和批准的字样。如果将1987—1996年期间各年申请但未经批准的结婚对数考虑进来（反映结婚需求），并以此计算相应年份的结婚率，会或多或少提升当年结婚率的水平，如1987年和1994年可能的结婚率就会分别达到9.02‰和8.11‰，比实际结婚率8.60‰和7.80‰分别高0.42个千分点和0.31个千分点。但即便考虑了所有的结婚需求，对结婚率水平的影响也并不大，并未改变30年来中国结婚率的总体变化趋势（见图1）。
二是关于结婚率指标的口径。结婚率指标的分子有两个口径：结婚对数或结婚人数。在2005年之前民政部统计公报中使用的是结婚人数口径，自2006年起开始使用结婚对数口径。利用这两个不同口径计算出来的指标，在分母口径不变的情况下，数值会相差一倍。如在2005年和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公布的结婚率分别为12.6‰和7.19‰，由于不可能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结婚率有如此大幅度的下降，只能推测是指标计算口径的调整。这一推测在2007年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得到证实，该年的公报除了公布当年的结婚率为7.5‰之外，还利用表格的形式回溯了2000年以来的结婚率指标，其中2005年的数据显示为6.3‰，之前各年的数据也相应调整了口径，均比当年公布的结婚率数值减少了一半。由于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因此结婚率特别是不分性别总人口的结婚率指标在计算时，分子使用结婚对数比使用结婚人数更为科学严谨。
结婚率指标受结婚规模、结构因素和进度效应的影响
结婚率指标是一个用千分数表示的相对指标，其高低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常用的结婚率指标也叫做“粗结婚率”，是用某年结婚对数（或人数）与当年15岁及以上全部人口数相比，表明某年人口结婚的水平或强度。
影响结婚率的决定性因素是分子结婚规模。结婚规模越大，同等分母条件下，结婚水平越高。但如上文所述，结婚规模有结婚对数和结婚人数两种口径，两种口径计算所得的指标数值相差一倍，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一般对总人口计算结婚率时，建议采用结婚对数口径，能更准确反映结婚事件的发生水平；分性别人口计算结婚率时，通常采用结婚人数口径。从近30年来中国结婚对数的变化趋势（见图1）可以看到，按数量级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7—2007年期间每年结婚对数不足1000万对，在786.0万对（2002年）到991.4万对（2007年）区间范围内变动；2008年之后每年结婚对数均超过1000万对，变动范围为1013.9万对（2018年）到1341.4万对（2013年）。近30年来结婚对数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年份（分别是2002年和2013年），恰好与结婚率指标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年份相对应。
但结婚率并不仅受结婚规模影响，否则2017年的结婚率就不会与1995年的结婚率相等，均为7.70‰，因为两个年份的结婚规模（分别为1063.1万对和929.7万对）相差了133.4万对。结婚率还会受到分母15岁及以上人口的扰动影响，特别是其中的结构因素和进度效应。
结构因素涉及婚姻结构和年龄结构。婚姻结构是指按照某时期人们所处的婚姻状态，对人群进行的分类，一般分为未婚（即从未结婚者）、有配偶、离婚和丧偶4类。作为结婚率分母的15岁及以上人口中，依婚姻结构可大致分为在婚有配偶和不在婚（包括未婚、离婚和丧偶）两类。分母中真正对分子结婚规模有贡献的是那些不在婚、因而有可能结婚（初婚或再婚）的人，因此分母中的婚姻结构会影响结婚率水平。人口规模相同时，在婚有配偶比例越高的人口，其在某时期可能的结婚规模越有限，结婚率就会越低。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假设某年分母15岁及以上人口全部在婚有配偶，那么这一年人口结婚规模应该为0，结婚率也为0，除非有人非法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禁止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以来年度数据，中国人口在婚有配偶比例在72.26%（2012年）—74.10%（2005年）区间范围内变化，十几年来变动幅度不超过2个百分点，相当稳定。因此，婚姻结构对中国结婚率的影响并不突出。
年龄结构是影响结婚率的重要因素。从初婚角度划分，一般15—19岁被视为早婚年龄组（现行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20—34岁是适婚年龄组，35岁及以上是晚婚年龄组。由于年龄别结婚率呈现适龄期较高、低龄和高龄阶段较低的特点，因此在年龄别结婚率一定的条件下，年龄结构较为老化的人口预计其粗结婚率水平会相对较低。
进度效应的影响目前在生育相关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实际上这一影响同样存在于婚姻领域。由于结婚率指标是一个时期指标，反映的是某时期（通常为一年）的结婚发生水平，是不同年龄或出生队列人群结婚事件在该时期的投影；而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一生中的结婚次数是有限的，不可能年年都结婚。所以当人群中的结婚发生一致性提前或推后现象时，就会导致当年的结婚率水平出现增高或降低。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某年没有结婚发生，结婚率为0，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群中所有人都不结婚，而可能是当年的1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在较早的时期或选择在较晚的时候进入婚姻。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不同时期的结婚率波动还可能与政策因素有关，但政策的影响是通过上述三个因素间接发挥作用的。
结婚推迟与年龄结构老化是当前结婚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民政部在2005年以来的统计公报中，公布了当年结婚登记人口的年龄分布数据，其中2005—2010年期间公布了各年龄组的数据，2011—2017年仅公布了众数年龄组（即占比最高的年龄组）数据，2018年以结构分布图的形式再次公布了各年龄组的数据。首先从众数年龄组来看，2012年之前各时期，当年结婚登记人口中20—24岁组人数比例最高；自2013年起变为25—29岁组，出现了明显的年龄后移现象。部分年份的年龄分布数据显示（见表1），结婚登记人口中20—24岁人口所占比例呈下降态势，从2005年的47.0%下降到2018年的21.5%；3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从2005年的18.7%攀升到2018年的42.2%，反映了结婚推迟的社会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结婚登记人口中40岁及以上比例上升较快，2005年时仅占3.9%，2018年时已达到19.1%，即2018年结婚登记人口中几乎每5人就有1人年龄在40岁及以上。由于粗结婚率指标中，结婚既包括初婚，也包括再婚（两次及以上婚姻），因此结婚登记人口中40岁及以上人口也可能贡献的是再婚率。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显示，尽管自2002年以来，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离婚比例和再婚比例相对比较平稳，基本维持在2%以下水平；但离婚比例自2006年以来，以每年上升0.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缓慢爬升，2017年首次突破2%。很遗憾我们未能获得相关数据，否则按结婚次数区分不同年龄人口的初婚与再婚情况，计算分次数年龄别结婚率指标，可更深入细致地反映结婚水平的变化机制。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波及各个方面，结婚率降低与年龄结构老化密不可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年度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计算15岁及以上各年龄组人口所占比例发现，4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1990年之前未超过40%；2005年之前未超过50%；自2005年之后每年都超过50%，2017年已达到57.53%。与之相对应的是，20—34岁适婚年龄人口比例从2000年之前的超过35%，降为2003年之后的30%以下，2017年为27.58%。
综上可见，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整体呈现老龄化态势，在各年龄组结婚率不变的条件下，老化的年龄结构会导致较低的粗结婚率；另一方面，结婚人口年龄结构也在不断老化，或者说，结婚年龄在不断推迟，两者相结合是近些年结婚率开始走入第二个低谷的主要原因。
结婚率低是否意味着年轻人不愿结婚了？很显然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上述分析显示，结婚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衡量一个人口结婚可能性的指标并非是时期的结婚率，而是队列的结婚概率或人口的终身不婚率。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仍保持普婚特征，若按国际惯例以50岁作为结婚上限年龄（即认为超过50岁仍未结婚者可能会保持终身不婚），中国终身不婚的女性比例不足1%，男性比例不足4%。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和估计各出生队列人口的终身不婚率，1940年代和1950年代出生人口的终身不婚率分别为1.81%和1.79%；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人口的终身不婚水平估计分别不超过2.13%和6.57%。其中1970年代出生人口由于在2010年普查时只有30—39岁，未婚人口仍在陆续进入婚姻，上述6.57%数值明显高估。“80后”人口中，1985年之前出生者2010年时超过70%已经结婚。我们同时注意到各队列人口的婚姻不断推迟，男性35岁、女性30岁是目前结婚的分界年龄，超过这个年龄的男女两性未婚比例很快下降到个位数。由于数据的局限，我们只能观察到截至“80后”人群的婚姻特征，发现结婚只是普遍推迟、并非有高比例的终身不婚，至少对这些人群而言，不结婚的仍是少数。至于1990年之后出生人群的结婚特征，还需要在新的数据支持下，继续观察和分析。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家庭转变研究”（项目编号：16JJD840013）的成果】
责编/潘丽莉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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