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炒作科技概念不仅难以推动科技发展，反而还会透支整个社会对于科技的信任，最终对科技进步形成阻碍。公众对于科技进步的普遍信任、相关知识储备不足、权威背书，是科技概念炒作日益泛滥的主要原因。遏制炒作科技概念的不良之风，需要多管齐下，从源头着眼，加大整治力度，从而为科技发展营造一种基础条件扎实、安静务实的生态环境。
【关键词】科技创新 概念炒作 科技发展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创新都是稀缺的也是昂贵的。在缺少必要的基础支撑条件下，创新大多停留于观念层面。然而，公众对于创新的渴求却是无止境的。这就在创新的供给与社会的需求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空白地带，这个地带就是观念的沼泽地带，这个区间对于创新生态影响深远，既有创新供给方遭遇的困境，也有社会需求方被操控的苦恼。基于这种思路，本文尝试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揭示创新沼泽地带的内涵与特征；其二，探讨走出创新沼泽地带的重要路径。
科学界存在不少看似繁荣热闹，实则在既有框架下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创新沼泽地带
沼泽本是一个地理学名词，大体是指地表及地表下层土壤经常过度湿润，地表生长着湿性植物和沼泽植物，有泥炭累积或虽无泥炭累积但有潜育层存在的土地。沼泽通常给人一种水草丰美、景色秀丽的错误印象，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那里暗藏了太多看不见的危险。在科学界，同样存在很多科技的沼泽地带。从外部来看，这些沼泽地带似乎繁荣热闹，但是其内部发展已经很成熟，在既有框架下很难再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样的领域就是科技的沼泽地带，如杨振宁先生认为，高能粒子物理学的发展就处于“盛宴已过”的阶段。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解释科学革命时曾提出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概念——前范式时期。这个时期，人们相信在某个领域将要出现伟大的变革，但具体是什么时候、是谁以及在哪里出现，人们却不得而知，可谓希望与失望并存。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存在诸多相互竞争的理论，没有哪一个理论能够一统江湖，成为未来的学科范式；此时也是理论界的动荡时期，各种理论竞相登台，一时间公众有困惑，学界也有激烈的理论交锋。从共时性角度看，这个时期是混乱的；从历时性角度看，这个时期的理论界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我们可以把科学从前范式时期向范式时期转化的这一区间称为科学发展的“沼泽地带”。这期间，观念供给丰富但良莠不齐，最后某一种观念往往通过竞争胜出，其它观念则沉寂下来，再无人问津。
回到创新领域也是如此，那种完全突破式的创新很少出现，借用美国创新管理专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说法：“延续性技术（Sustaining Technologies）和破坏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之间，存在着重大战略性差异。这些概念与渐进式技术和突破式技术之间的区分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①对于这对概念间的区别，克里斯坦森并没有给出过多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延续性与破坏性（当下多将其翻译为“颠覆性”）更多是从创新程度来定义的，而渐进式与突破式的划分则是从技术发展本身的谱系上来界定的。在实践中，两者会出现很多重合，因此，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说，可以把两者视为等同，这种简化处理不影响本文的论证，而且更简洁。
对科技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强烈渴望和偏好，也暗含了一种通过炒作概念来迎合社会对于奇迹偏好的可能性
科技发展的常规路径通常沿着渐进式轨迹发展，其未来结果基本上处于高概率可预期的状态，而真正的突破性科技成果很少出现，这类科技成果的出现属于低概率、高影响事件，只要做出一件来，就能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的面貌。这种类型的科技成果有些类似美国管理专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在塔勒布看来，构成“黑天鹅”事件应当具备如下三个特点：“首先，它具有意外性，即它在通常的预期之外，也就是在过去没有任何能够确定它发生的可能性的证据。其次，它会产生极端影响。再次，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使它变得可以解释和可预测。”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多数预测突破性科技成果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就如同没有人可以预测到牛顿理论或者爱因斯坦理论的诞生一样，对很多突破性技术成果的预测也是如此。但这并不是否定预测的作用，而是说预测只有在事物处于延续性（或渐进性）创新轨道上时，其可靠性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一旦离开这个轨道开始预测突破性创新事件时，大多所谓的奇迹结果最后几乎都变成了闹剧。
延续性与颠覆性或突破性之间存在一段很大的鸿沟，很难跨越也很难预测，即创新的沼泽地带。这段区间通常也是科技界的前沿地带，大凡关于科技的炒作都发生在这个区间。纵观科技史，在此区间试图跨越的案例很多，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如20世纪初的1903年，法国南锡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布朗德洛特在研究X射线的时候，声称发现有一种能够像X射线一样透过纸、木头和金属并影响电火花的新射线，他将其命名为“N射线”。到1904年上半年，仅法国科学院院刊就发表了54篇有关N射线的论文，后来美国物理学家伍德证明，N射线纯属子虚乌有。再比如2018年10月曝光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皮埃罗·安维萨的“心肌干细胞修复心脏”研究，后来被证明造假，所谓的“心肌干细胞”根本不存在，因此，他一并被撤销31篇论文，并黯然离开科学界。
客观地说，科技领域是非常保守的，取得任何一点突破都很难。但是，越是前沿领域就越具有吸引力，一战成名是众多科研人员的终生梦想，而且任何时候和地区的公众都对科技取得突破性进展抱有强烈的渴望和偏好。这一切都成为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这种动力也暗含了一种违规穿越的可能性：在没有取得实质性进步的前提下，通过炒作概念的方式来迎合社会对于奇迹的偏好，并从中谋取私利。
科技炒概念的内在逻辑及其四大链条
科技发展的方向永远是从已知向未知的拓展，这也是科技进步主要采取渐进模式的重要原因。当条件不具备时，人们便无法跨越沼泽直接通达未知的彼岸。这个缓慢的跨越过程要经过无数微小进步的积累，最终才能在时间中展开，这期间需要逐步完善实现跨越的基础支撑条件建设，比如制度环境、经济投入、人才培养、文化氛围建设与舆论通畅度等，这也是笔者早些年提出的支撑创新的五要素框架模型的原因所在。③这五要素不仅要尽量具备，而且要素之间还要形成耦合机制，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实现创新。通过累积效应，那些宏观跨越才可能实现。历史上五次科学中心的转移都印证了这个基础支撑条件对于创新的重要性，这就如同世人皆知牛顿和爱因斯坦，但他们之所以能在17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德国出现，主要是因为那里具备了支撑理论突破的基础支撑条件，而其他地方则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而，那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也就不可能实现这种跨越。科技发展属于条件依赖型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条件决定论对于科技发展而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科技发展的现有基础条件出发，我们能够对科技发展的现状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根据社会分工原则，每一个部门都做好自己的工作，利用政策安排尽快弥补支撑条件的短板，从而逐步提升科技的整体实力，这对于任何国家的科技发展而言都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是常规路径。笔者把这一过程产生的效应称为科技发展的“积木效应”，即只有每个模块都强大了、多样化了，搭建起来的积木架构才能更强大和多元化。比如，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近年来完成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突破性科技创新，他每一次推出新的概念构想，都会被社会寄予厚望。原因有三：一是他个人拥有杰出才华；二是他所选择的概念都是基于现有理论的延续性创新，换言之，他提出的概念及其实现路径都是有根据的；三是美国科技行业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准，基础条件较为完善，能够支撑他提出的概念，并助其实现这些概念。反之，如果把这些理念或概念放到不具备支撑条件的国家，或许都将难以实现。在基础支撑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贸然提出一些新理念，很容易被一些人异化为违规炒概念，这种现象不但无助于科技发展，反而会误导公众，透支公众对于科技发展的信心，最终导致对科技发展生态环境的破坏。那么，现实中有关科技的概念炒作又有什么样的结构与特点？
我们不妨先对炒概念现象进行一个简单的结构化分析。这个炒作链条包括四个环节：概念的提出者、炒作载体、炒作者与受众。科技概念的提出者大多是科技人员，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要把某些尚未成熟的概念率先甚至不惜夸大地推向社会？对于提出者而言，率先推出新科技概念有两大优势：其一，在微观层面，这符合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对于优先权的争夺，毕竟优先权是科学界的硬通货。先提出概念的人有利于在未来竞争中占得优势位置，这其中甚至还包括巨大的潜在收益。时至今日，我们还常说某某是第一个提出这个学说的人，如被称为“大陆漂移学说之父”的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就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提出大陆漂移学说，不论后来人在这个领域如何完善这一理论，他都是第一个提出者。其二，在宏观层面，率先提出某一科技概念，很容易吸引投资者、影响公众，甚至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从而使这个领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一旦这个现象被社会接受，由这一概念带动的领域就会吸引大量资源与人才的到来。热点领域永远是资源的最大受益者，拥有了资源，其发展自然会加速。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任何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基于这一前提，市场中的炒作者基于主体性质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企业的法人主体与社会中的自然人主体，无论其炒作目的是什么，其收益主要有两项：利益与关注。企业往往是市场中科技概念的热衷炒作者，至于个人炒作者，其最主要的动机是吸引人们的注意，毕竟在眼球经济时代，被关注也是一种收益。至于炒作载体，各种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都有可能成为炒作者利用的载体。
公众对于科技进步的普遍信任、相关知识储备不足、权威背书，是科技概念炒作日益泛滥的主要原因
随着网络的发展，炒作载体日益多元化，为一些人的违规炒作提供了便利渠道，科技概念炒作者由此获得潜在收益与关注的可能性不断增强。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当下一些人违规炒作科技概念的深层次根源是什么？作为下游的受众，为何如此轻易就会被概念炒作者影响？
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公众对于科技进步的普遍信任。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无不受益于科技创造，大多数人心中都充满了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渴望，尤其是在科技领域这一人类创造奇迹的领域，人类社会每一次大的进步多源于此。因此，当有一个关于科技的新概念散播出来的时候，很容易契合受众内心的真实偏好，引起人们的关注。二是被炒作的概念大多涉及科技前沿领域，与民众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公众暂有的知识储备难以对其真伪进行鉴别。由于双方之间存在的知识梯度差容易造成人们轻信奇迹的现象，因此，这也可以看作炒作者对公众收取的“知识税”。三是权威（人或机构）的背书。基于信任传递机制，人们往往把对权威的信任转化成对权威代言的概念的信任，在鉴别能力的硬性约束下，公众容易产生盲从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炒概念之风。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防疫期间，一些人听信了双黄连口服液能够治疗（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说法，连夜排队抢购双黄连口服液，导致其脱销。人们之所以相信这样的说法，一方面是为了排解疫情带来的慌乱心理，另一方面则更多基于人们对权威科研机构的信任，从而把对机构的信任传递到对机构代言产品的信任上来。
正如美国媒介理论家尼尔·波兹曼所言：“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纪的普通人一样容易轻易上当。中世纪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今天的我们相信科学的权威，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④此次的双黄连口服液抢购事件再次证明，信任在传递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效率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威机构的信任背书是存在巨大风险的。一旦信任透支，短期内将难以弥补和挽回。
从源头上遏制炒作概念之风，为科技发展营造一种基础条件扎实、安静务实的生态环境
炒作概念的危害无疑是巨大的。首先，炒作概念会造成虚假信息泛滥，增加整个社会的鉴别成本，且完全有可能干扰科技的正常发展，造成社会资源严重浪费，甚至误导方针政策的制定。一旦某些炒作概念的真相被公之于众，就会造成整个社会对于某个领域的极度不信任，从而使那些真正踏实做事的人和企业受到连带影响。诚如波兹曼所言：“信息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信息不足，文化受到的损害可能会令人扼腕；另一方面，如果信息过剩，信息无意义，信息失去控制机制，文化可能会吃尽苦头；可惜人们刚刚开始明白这个道理。”⑤
其次，炒作概念会助长浮躁心态和不良风气，导致华而不实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让社会公众的福祉受损。近年来，炒作概念已经成为一些个人、媒体与市场之间共谋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常态，这是需要我们予以正视并且亟待改变的现状。以“区块链”这一概念为例，受政策驱动，2019年10月，股市里与此相关的多只区块链概念股涨停，不少上市公司都宣称自己的业务与区块链有关，但仔细核查会发现，其业务与区块链实际上并无多少关系，大多只是单纯蹭热点而已。长此以往，这样的行为难以带来真正的发展。
我们的科技与企业大多处于延续性技术创新阶段，少有进入突破性创新阶段的科技成果与企业。从整体上看，我们仍处于创新沼泽地带，这个时候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做好分工、各尽其责，尽最大努力把各自部分做到最优，基于此，科技的“积木效应”才能形成，这也是穿越创新沼泽地带最有效、最合规的路径。为更好地展示炒作科技概念的发生空间，笔者根据史蒂文·惠尔赖特和金·克拉克的平台创新项目结构图⑥，依据特定区域的认知生态位，改造出一个概念炒作发生空间图（图1）。大凡一个概念远远超越于当下的认知生态位，则可以合理认定其炒作成分大于概念本身的意义。
为了遏制炒作科技概念的不良之风，我们应该加大立法与科普力度，从源头着眼，对其进行整治，使那些恶意炒作者无处遁形，并且付出必要代价。同时也应该对那些不实概念的炒作者进行规训，更重要的是，应该对那些真正有希望、有前景的理念进行推广。作为建制化的行为，科技工作者平素还是应该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专业范围之内，摒弃不实之风、浮夸之风。此外，针对传播渠道，我们也应当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对那些一贯靠炒作虚假概念营生的平台，要坚决予以查处整治；对于广大受众，应通过持续不断的知识科普扩展其知识储备、提升其知识素养，尽量缩小知识梯度差，减少上当受骗的机会。如果没有了受众，任何炒作都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总体而言，每个国家由于发展阶段的差异，都处于一个特殊的认知生态位，这个生态位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判断出在人类知识生产链条上我们到底处于哪个方位。每个国家在特定时期都处于知识生产链条的独特认知生态位，这就决定了在不同的认知生态位，各国的创新类型也会有所不同。整体上看，中国科技以延续性创新为主，目前正处于创新沼泽的中间地带。根据当代科技发展的现状，我们在认知生态位处于中间偏上的位置，这意味着在本阶段，我们的创新类型大多以延续性（或渐进式）创新为主，而不是颠覆式（或突破性）创新。基于这一整体判断进行审视我们就会发现：当下很多被炒作的科技概念基本上属于超出我们认知生态位的概念，其实现的可能性较小。如果任由这种炒作概念的行为肆意发展，就会使整个社会对于科技的信任不断透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集中精力，合理分工，踏踏实实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做好工作、取得成效，使科技界的“积木效应”得以呈现，积少成多，到时颠覆式（或突破式）创新的出现也自然会水到渠成。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环境下信息价值开发的伦理约束机制”（项目编号：17ZDA02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美]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著、胡建桥译：《创新者的窘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②[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万丹、刘宁译：《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③李侠：《创新能力与社会基础条件的测评》，《科学与管理》，2012年第3期。
④⑤[美]尼尔·波兹曼著、何道宽译：《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⑥[美]杰夫·戴尔、赫尔·葛瑞格森、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著，曾佳宁译：《创新者的基因》，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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