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许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愈挫愈勇？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关键，精神、制度和物质三种力量有机地融为一体并平衡发展，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基础和保障。今年年初以来，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也是精神、制度、物质三层次高度整合和平衡发展的结果。应充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借鉴历史上“整合和平衡的机制与方法”，使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中华民族 磨难挑战 新冠肺炎 民族精神 愈挫愈勇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其感染能力之强，传播速度之快，防控难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世所罕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科学判断，快速决策，果断封城，内防扩散，外防输出；总揽全局，统筹安排，协调各地，八方支援。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步调一致，戮力同心，全民抗疫，创造了世界奇迹，再次凸显了制度优势、彰显了中华智慧、展现了中国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谱写了波澜壮阔、光耀世界的历史画卷，创造了灿烂辉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既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年代，也有天灾频发、瘟疫流行、内乱不息的时期。尤其是近代以来，外敌入侵，战争和天灾交织更迭。中华民族面对各种灾难，众志成城，无所畏惧，顽强拼搏，百折不挠，变革创新，愈挫愈勇，冲破重重险阻，战胜种种灾难，迎来了从站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愈挫愈勇？是精神的力量？还是制度或物质的力量？有的研究者认为主要是精神的力量。笔者认为，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关键，精神、制度和物质三种力量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成为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才能成为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基础和保障。
精神、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的结构关系
任何力量都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属于表层系统，也就是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系统，包括生产技术、制造技术和医疗技术等。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及其他物质产品，无一不是来自自然界。物质的力量主要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物质性需求和生理性需求，满足人体饮食、消化、排泄、分泌、生殖等各部分器官正常活动的需要，是人类第一层次的需要。物质产品是外显的、有形的、可见的。物质产品变化快，有些产品甚至日新月异。物质的力量是最基本的力量，是人类赖以维持生存的力量。
制度层面属于中层系统，也就是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层面，包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礼仪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人类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均衡和谐运行而创造了各种制度，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等，它属于人类第二层次的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能够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社会稳定与团结及经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制度的产生发展与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民族性密切相关，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民族性不同，制度文化也各不相同。制度具有惩罚、制裁、奖励等力量，是强制社会成员恪守各种制度和规范的力量。制度文化一旦形成之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它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不断完善。
精神层面属于深层系统，是体现人与自我、人与心灵关系的层面，属于心理系统或观念系统，它包括民族精神、思想、意识、观念、理念、智慧、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等。精神文化的产生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产密不可分，环境与生产方式不同，其精神文化也各不相同。精神文化是内隐的、无形的，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显著标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年）认为，“人是一种双重存在物，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但其本质在于理性”。所谓“理性”，是精神层面的一种重要特性。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1874—1928年）也认为，精神“不是一种可观察、可测量的力或能”。精神是“人的本质特征，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德国哲学家卡西勒（1874—1945年）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 卡西尔所说的“文化”和“符号”都是精神文化。关于精神的类别，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有的分为两类，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1866—1952年）认为，精神具有两种形式：理论的和实践的。理论精神又分直觉和逻辑的，实践精神又分为经济的和伦理的。而有的分为三类，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把精神分为主观精神（个人意识）、客观精神（社会意识）和绝对精神（绝对意识）三类。
许多中外思想家和哲学家大多把精神文化视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有些思想家甚至认为只有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人类的文化现象。古代不少思想家把“精神”称之为“心灵”或“灵魂”。精神层面的文化之所以最为重要，与其本质分不开。首先，精神具有大脑物质的属性，可以驱动人的其他器官，在人体各种器官活动中居于主动地位。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约前99年—约前55年）说：“心灵和灵魂的本性是物质的。……我们看到它能驱策四肢，能从睡眠夺回身体，能使脸色改变，能统治和左右整个人的状况。”亚里士多德曾说，“心灵是那种籍以变成万物的东西”，“心灵处于其根本性的主动之中”。其次，大脑的精神活动与其他器官活动不同，具有归纳和综合的功能。例如，听觉器官辨别不同的声音和音量，视觉器官分清各种不同的颜色，嗅觉器官分辨各种不同的气味，味觉器官辨别甘与苦等。唯有大脑的思维活动才能归纳和综合出事物的共性和普遍性。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曾问泰阿泰德说：“通过什么器官而后施展融会贯通之能力，而后知晓声色及一切物之共性？”泰阿泰德回答说：“以心灵去知觉此种种共性。”他还说：“似乎绝无特殊器官专作领略事物的桥梁，犹如感官之各司所职。我想心灵自有其机能，以潜观默察一切事物的共性。”
精神的力量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关键
在物质、制度和精神三种力量中，哪一种力量最为关键。笔者认为，精神的力量最为关键。
首先，从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来看，精神的力量大于物质和制度的力量。
精神层面的意识、思维、意志、观念、理念、情感、价值观等是由大脑产生并存在于大脑，而大脑是人体的神经中枢，统率人体的各种器官和各个系统。在人体各种器官正常运转的状态下，各种器官的活动通过神经系统传入并最终到达大脑。因此，大脑可以感受到人身体上任何一个部位发出的信息。人体的手、脚、口、鼻、耳朵、眼晴、舌等各种器官运动则由大脑发布“命令”，通过运动神经系统下达。大脑就好像是人体的“总司令”，指挥和协调着整个人体的机能活动。
物质的基本力量仅能满足人体的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分泌系统、排泄系统的需要，制度的基本力量仅能限制人的手、脚、口等器官进行违法行为，这两种力量的产生和形成都受精神力量的指挥和控制。因此，从人体器官的结构和功能来看，精神的力量较物质和制度的力量大得多。
其次，作为精神力量的意志或信仰可以使人体某一部位的感觉系统失灵。
国际医学界有一种叫做“闸门控制”的理论，认为意志、观念、信仰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将神经传导的闸门暂时关闭，使人作出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举动来。例如，在战争时，意志坚强的战士英勇奋战，把生死置之度外，全神贯注于紧张的战斗，即使受伤了也感觉不到伤痛。因为，战场上人的精神集中，自己受伤的信息被阻隔在闸门之外。又如，公元前508年，罗马青年穆齐为了阻止波尔谢纳国王的入侵，在暗杀这位国王时不幸被俘，波尔谢纳下令在祭坛上用烈火来拷问刺客。穆齐骄傲地走上祭坛，把手放在火上烧焦却面不改色。国王钦佩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将他释放并撤了军。再如，一些极端的宗教信徒，为了宗教的利益以身献神，以烈火自焚而感觉不到痛苦。
再次，从文化结构和功能来看，精神是三层次结构的核心层。
如前所述，文化结构可分为物质层（表层）、制度层（中层）和精神层（深层）。精神活动是大脑的属性，精神是在大脑的作用下形成的，精神活动的过程也就是物质活动的过程。一般认为，大脑是人体的神经中枢，因此，由大脑产生的精神文化是文化结构的核心层。作为精神层面的意识、观念、理念、意志等是人的行为活动的先导，行为是意识、观念等的外化形式。恩格斯指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习近平总书记把思想观念比喻为“总开关”，他说，“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
精神层面的文化是社会与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基础。精神层面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变化。在传统社会，物质生产和交换是通过人来实现的，生产是否科学，交换是否公平合理，取决于管理者的智慧、观念和能力。各种制度也是人制定的，制度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国情和民意，也取决于制定者的智慧、观念和能力。……凡此种种，都与人的精神层面的思维活动分不开。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先有观念、理念等，然后才有实现这些观念、理念的行为活动，才会产生与之有关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例如，某种宗教信仰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是先有神灵观念，之后才会产生祭祀神灵的礼仪制度，人们才有可能去建造神庙和塑造神的偶像等。在文化变迁中，精神层面的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带动社会各方面的大变革，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综合国力日渐强盛，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精神层是文化结构三层面的核心层。
最后，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制度和物质的力量。
作为意识、意志、观念和理念等的精神，如果只存在于大脑中，本身并没有力量，精神只有通过大脑这个神经中枢和“司令部”，激发人体各种器官和系统，才能形成强大的生命力和驱动力，并使之转化为物质和制度的力量。
德国著名现象学哲学家马克斯·舍勒（1874—1928）认为，“精神作为个人行为的中心、创造之源。……但精神在纯形式中是无力的，精神有自身的特征和规律，却没有实现自身的原始动能，它仅仅是一种动态的开放性，而不是一种可观察、可测量的力或能，故精神仅停留在自身的领域中是绝对软弱无力的，它需要从生命冲动中汲取实现自己的力量，即精神生命化”。也就是说，精神本身没有力量或能量，只有通过精神活动刺激人体的相关器官，从而产生新的能量或智慧，才有可能“精神生命化”。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是不断发展变迁的，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精神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精神的力量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不断转化为物质力量和制度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科学。随着认识的提高，必然会发现新的原理或规律，从而发明新的技术，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这样，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为了适应新的生产和市场环境，制度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改革阻碍新的生产和市场环境的不科学、不合理的制度，形成新的更科学更有效的制度。这样，精神的力量也可以转化为制度的力量。这样，社会不断地进步，精神和物质、制度三层结构螺旋式发展，人类也就有能力不断地克服各种艰难险阻。
精神、制度和物质三种力量有机整合并平衡发展，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基础和保障
精神、制度和物质三者虽然相互关联，但各自又有其独立性，只有通过整合，使三种力量有机融为一体，并保持三种力量平衡发展，才能形成势不可挡、坚不可摧的强大的力量。
整合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为整合全国社会和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整齐划一的改革，包括语言文字、法律制度、度量衡、交通管理制度等，使秦之前的多元文化状态转向一元的文化模式。汉代基本上承袭秦制，并整合楚文化。尤其是在统一思想意识、整合全国伦理和道德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两千年来，经历多次改朝换代及统一和分裂循环的政治局面，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没有大变化。由于汉代以后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化模式，汉文化的幅射范围不断扩大，传播到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可以说，没有秦汉时期的文化整合，没有当时形成的“大一统”思想，中国也可能会像欧洲一样形成多国并立状态。
中华民族是十分善于进行社会和文化整合的民族，整合的方式有多种：有横向的整合，如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整合，有语言文字、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整合，有精神、制度和物质层次的整合，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整合，等等；也有纵向的整合，如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整合等，使各个时期的文化不断累积和整合，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精神、制度和物质的有机整合，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重要因素之一。
精神、制度和物质三者不仅需要整合，而且需要平衡发展，这一有机整体才有可能保持最佳状态并均衡和谐运行。平衡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易经》中的阴阳二元结构学说是我国最早、最基本的平衡理念。阴阳学说认为宇宙间任何事物都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两个基本元素。阴阳平衡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本质，也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法则。古代思想家和医学家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除了阴阳二元结构平衡理论外，还存在三元结构、五元结构等平衡理论。三元结构平衡理论主张天、地、人三元结构和谐，也就是天上、地下和人间的均衡和谐。五元结构均衡和谐主张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均衡和谐，认为只有五种元素在相生相克的运动之中维持着协调平衡，才能使自然界保持生态平衡，使人体维持生理平衡，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任何一种事物或现象也一样，必须保持各种结构、系统或元素的平衡，才是健康和谐的，才有可能生机盎然、朝气蓬勃。如果不平衡，事物或现象就处于病态，就会萎靡不振或止步不前，甚至消亡。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十分注重并能够较好地应用平衡理论，十分注重精神、制度与物质的平衡发展，以精神建设统率制度和物质的建设。中华民族历史上能够战胜种种天灾人祸、能够愈挫愈勇与古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这种平衡性也有密切的关系。
古代中国精神、制度、物质三种力量有机整合并平衡发展的机制，也体现在国家治理方面，并形成与西方不同的治国模式。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农耕民族与四季迁徙、居无定所游牧民族不同，有固定的居住地，有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他们理想的目标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社会和谐、国泰民安。他们面对的主要敌人是各种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抗击水旱灾害需要建设大规模的水利设施，抗击外敌则需要建设大规模的防守设施，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有众多的人员参与，需要有严密的社会组织制度和强大的动员能力。在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形成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国家治理方式。精神的力量在这种治理方式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德治是内在控制的主要形式，法治是外在控制的主要形式。德治的主要功能是治本，法治的主要功能是治标。德治是通过教化，以提高人们的伦理道德水平，使每一个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法治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强迫、制裁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道德约束个人行为，在于自愿。法律约束个人行为，在于强迫。法律仅能控制人的明显的外在行为，而道德则能控制个人一切内在的与细小的行为。法律的标准往往接近于事实，道德的标准则往往接近于理想。法律控制的目标仅在于维持现实的社会秩序，道德的目标则在于维持秩序之外，又有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
治理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是治本和治标相结合，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相结合，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历史事实表明，治理像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需要德治为主、法治为辅或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方式，也就是精神力量与制度和物质力量有机结合的方式。这种治理模式也是古代中国能够战胜各种天灾人祸、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历史上看，如果只有精神，没有制度和物质的有机整合并平衡发展，是不可能战胜千难万险的。例如，在现代战争中，如果只有强烈的民族精神，没有现代战争所需要的武器，是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精神只有与制度和物质有机融为一体，并使三者平衡发展，才能形成强大的坚不可摧的力量。
综上所述，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关键，精神、制度和物质三种力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平衡发展是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基础和保障。
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有哪些，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有：“以民为本”的精神、客观理性的精神、独立自主的精神、坚忍不拔的精神、变革创新的精神和团结互助的精神。在现代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抢险精神和雷锋精神等。改革开放以来，又形成了革故鼎新的超越精神、披荆斩棘的革命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只争朝夕的追赶精神、敢闯敢试的攻坚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直面难题的担当精神等。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五千年而不断、中国能够几千年保持统一而不分裂、中华民族能够愈挫愈勇，与这些精神密不可分。
今年年初以来的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争，之所以能够创造世界奇迹，也是精神、制度、物质三层次高度整合和平衡发展的结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准确了解疫情之后，迅速落实长期坚持的“以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不考虑短期的经济损失，充分弘扬客观理性、团结互助、只争朝夕、敢闯敢试的攻坚精神，迅速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快速作出武汉封城和内防扩散和外防输出的关键决策，调动31个省区派出医疗队奔赴湖北。在制度方面，出台多项奖惩条例和措施，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严惩违法违纪人员，确保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确保抗击疫情战争顺利进行。在物质方面，调动全国的力量，相关工厂不分昼夜生产急需的各种医疗用品和防护的口罩等器具，确保战“疫”用品的供给。全国各省区和军队医护人员，日夜奋战，舍生忘死，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取得了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初步胜利。
这次疫情既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通过这次战“疫”，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快速决策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展现了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精神的巨大魅力。不过，在本次战“疫”过程中，也暴露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加以重视。因此，应该充分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借鉴历史上整合和平衡的机制与方法，使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参事 何星亮）
【参考文献】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④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央视网，2016年10月21日。
⑤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10月8日。
⑥《习近平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新华网，2013年9月23日。
⑦[美]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⑧[美]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李小蓉、郭小平译：《西方思想宝库·论心灵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⑨冯契、徐孝通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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