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模庞大，全球厂商青睐。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拥有着近14亿人口市场规模和4亿人左右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增长趋势稳健，比市场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需求结构。近年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新兴中产阶层消费需求不断上升，不同代际的消费群体呈现不同的增长特征，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具有多元性特点，表现为“一国多个市场、一国多层次市场”。未来中国消费发展有两大驱动力：一是消费量持续增加与消费升级，二是人口结构变迁带来消费品类以及消费热点不断演变。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1997年所著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赢家与输家》一书中分析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赢家为什么赢、输家为什么输：“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市场的企业基本都输了，把中国看成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市场的企业都赢了。”时至今日，中国市场依然如此，中国既有以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大风口，也有抓住年轻人消费心理的跨界电商的小趋势。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和消费升级充满新机遇，为了回应市场需求，企业需要加快创新频率，以适应更加细分的市场。
推进高质量国际经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出口压力促使企业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开发新品种，开辟潜在的或者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激烈与出口压力促使企业重新构建新的全球化战略与转型升级路径。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将逐步取代对初级生产要素的依赖，增加产品附加值，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跃迁。
中国国内市场虽然广大，但是竞争日益激烈，进一步扩大开放，全球企业将逐鹿中国市场。市场结构性饱和与产能过剩特征具有长期性，优胜劣汰市场法则更为明显，这些趋势将迫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得不向海外市场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由“贸易立国”向“海外投资立国”战略转变，经历了资源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金融服务业几个对外投资发展阶段。通过对外投资缓解日益严重的日美贸易摩擦，以“全球化经营”为目标构建国际化生产网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仍处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亟需借助国际社会资本与技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兼具廉价而又丰富的劳动力与巨大的市场容量，可以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其实现工业化的跳板，实现与中国产能合作的互利共赢，成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承接地。
中国企业一旦进入国际市场，之前只重视国内市场的传统观念自然就会延伸为对全球市场占有率的重视与关切。当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海外投资的占比仍然很低，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出口依赖，这也是中国产业全球出口占有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深耕海外市场，这几乎是所有经济强国的典型特征。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不仅是企业由大变强的过程，也是国家竞争力增长的过程。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就指出：一国兴衰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
制度型开放带来改革红利，开放新格局释放发展动能。2018年6月30日，国家发改委连续发布了两则“负面清单”，分别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而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保持了2018年版的体例结构，进一步缩减了负面清单长度，新推出一批开放措施。其中，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压减比例16.7%；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45条减至37条，压减比例17.8%。2020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开始实施，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有力法治支撑。从减税降负到简政放权，中国与国际并轨的领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改革措施落实效率越来越高。中国正在经历由低成本要素和政策优惠型营商环境向降低制度型成本、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方向转变。
当前疫情防控呈现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疫情并没有影响中国开放的步伐。外资以价值投资为主，更看重长期趋势，并不会因短期的疫情冲击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市场长期战略。中国市场中长期走势非常乐观：一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导利用外资进入新阶段，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努力迈向产业中高端；二是中国正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强大的市场吸引高质量外资进入；三是更加自由竞争政策的出台是吸引外资的基础。
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写到“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这场制度变迁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GDP增速每到低谷时，中国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重塑经济增长动力。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90年代初的市场化改革，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金融危机以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一个国家发生制度变迁既需要时间，地理空间上也存在异质性，中国是一个经济体量庞大且地区发展差异显著的国家，在中国发生的制度变迁必定在时间上是逐步的，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在产业上是有优先序的，因此制度变革带来的红利不是一次性，而是波浪式、分地区、分产业陆续而来。
在开放领域，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制度型开放是更深入的开放、更全面的开放、更系统的开放、更公平的开放，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推进开放，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一轮的制度红利。以开放促进改革，以高水平开放带动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带来红利，通过制度增进激励。
既抓紧疫情防控，又抓好经济运行，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冲击具有短期性特点，用足政策空间可以有效应对冲疫情的影响，既抓紧疫情防控，又抓好经济运行，市场恢复常态指日可待。面向未来，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动力强劲。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4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个非凡的故事。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将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特色。中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稳健与高质量发展必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动力与活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注：本文系中央财经大学2019年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跟踪研究”（项目编号：YDYL20190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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