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骤然面临重大风险事件的冲击，纪律与秩序是相互协作形成集体行动合力把损失降到最低的重要条件。西方国家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不能一开始就像中韩等东亚国家那样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这与东西方文化预装的差异有关。尽管一些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应该怎样应对，并呼吁避免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陷阱，但长期推崇个人主义、疏离集体主义的文化预装，可能会让疫情初显下的强硬管控遭遇空前的社会反弹。推崇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面对疫情同样需要团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敌人，我们一方面要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建立对抗敌人的统一阵线，以期最大限度避免敌人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也要对合作者中的退步因素加以及时的揭露和斗争，避免其对统一阵线造成损害。
【关键词】西方 突发事件 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D77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冠疫情（COVID-19）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而在此之前的3月9日，WHO表示“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而在中国以外，世卫组织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呈加速传播趋势，美国有可能成为疫情大流行的‘震中’”。
对中国来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最艰难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而对疫情正在蔓延的其他国家来说，病魔和死神正拿着意图收割生命的镰刀步步紧逼。只要还有一个国家疫情没有得到控制，对其他国家来说都谈不上安全。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言，流行病在任何国家的传播都会危及整个人类，因为病毒会演化。如果放任这种传播和演化，原本以蝙蝠或其他动物为理想宿主的病毒就会演变出越来越适应人类这个新宿主的种类。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国如果不携手把新冠疫情控制在夏季之前，其到秋冬之际的全球回荡可能给世界造成更加重大的损失。
在此背景下，中国以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取得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如何与其他国家具体实践有效结合以形成各国自己的最佳实践，至关重要。一方面，这需要对中国的经验教训进行准确的总结。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当前成为疫情中心的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突发事件中的社会运行机理有深入的了解。
欧美多国在社会动员抗击疫情的举措与特点
在疫情全球多点暴发背景下，中国经验可在国际抗疫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结束对中国为期9天的考察后发布的联合考察报告中，将中国的成功做法（报告称之为“已经被中国证明了的唯一能够阻断或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总结为“坚定有力的综合性非药物性干预措施”。考察报告和WHO专家认为这些措施“独特且史无前例”，是“有史以来最恢弘、灵活和积极的防控措施”。武汉“封城”、全国采取一级公共卫生紧急响应、全国禁足、假期延长、工厂停工、开发快速检测技术、对疑似及确诊病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全国驰援湖北，14亿人口规模大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历经两个月的熔断和重启，这些措施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比总结出来的文字要惊心动魄得多。
与中国断然以经济停摆换疫情控制的策略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大多没有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社区管理。为了避免因医疗挤兑造成重症和危重患者得不到救治而死亡，只能采取一些替代性的举措。
第一，一些国家针对发生疫情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临时旅行限制措施，但这样的措施一般不限制本国公民。例如，美国1月31日宣布疫情对美国构成全国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发布针对中国的暂时性限制措施，其后把限制措施适用范围扩大到韩国和意大利，3月13日宣布对欧洲国家（除英国和爱尔兰之外）实施旅游限制，14日决定自16日起限制措施对英国和爱尔兰也适用。3月10日，斯洛文尼亚政府宣布关闭与意大利的边界，西班牙也宣布禁止所有往返意大利的空中运输。德国、瑞典等国虽最初没有采取旅行限制，但官方建议民众不要去若干疫情严重的国家或地区旅行。实际上，针对外国人的旅行限制并不能阻止病毒跨国传播，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中无症状感染者或感染后较长时间才出现症状者也具有传染性，这削弱了边境控制措施在防止跨国传播上的有效性。
第二，多数西方国家最初仅建议大众保持社交距离，但是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各国开始从放任到呼吁再到要求限制或取消集体活动，一些国家或地区开始对普通民众提出更加严格的社交限制或隔离要求。例如，西班牙原本没有取消在马德里举行的妇女节大游行，遭到批评后开始采取比较严格的管控措施，并于3月13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允许政府限制公民的流动并合理调配使用资源，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封锁。从16日起，西班牙人除了购买食物或医疗用品、去医院、工作或处理其他紧急情况之外，都要待在家里。3月16日，德国总理宣布采取关闭不必要的公共场所等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旨在“限制公共场所的社交行为”。德国部分州取消1000人以上的活动，但部分地区仍采取卖999张门票的方式来继续举办活动。法国则宣布从3月16日开始关闭所有学校。
英国政府起初表示关闭学校的做法弊大于利，禁止大型集会是最无效的举措之一。随后在专家建议下，英国政府提出“群体免疫”的应对策略。疫情的发展及随后的研究表明，放任感染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3月16日英国首相调整了举措，将“有症状的人自我隔离7天”的建议升级为“整个家庭隔离14天”，并表示“现在是每个人停止与他人进行不必要的接触、停止一切不必要的旅行的时候了”，鼓励人们避免去酒吧、俱乐部、剧院和餐馆，还建议老年人等易感群体自我隔离12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反转，从早期的“这是个恶作剧，气温升高就会自行消失，对美国影响很小”，到随后的“很快会生产出疫苗”，再到后来呼吁避免聚会。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宣布的紧急情况下的封锁与中国实施的社区管理的严格性仍不可同日而语。以最早实行“封城”的意大利为例，居民出门需携带一份带有个人信息及必须出门理由的声明。如果被发现出门原因和声明所述不一致，可能被处以3个月监禁或是大约206欧元的罚款。鉴于锻炼、购物、看病等均是出门的正当理由，故这种隔离主要还是依靠个人的自律与诚信。
第三，西方一些国家呼吁健康人以勤洗手等卫生习惯来替代戴口罩等防护措施，以及要求疑似和轻症患者在家隔离，把医疗防护资源尽量留给医护一线及重症、危重患者。英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官方指南表示，“保护自己免受冠状病毒感染的最好方法是定期用肥皂和水洗手”“很少有证据表明，在这些临床环境之外，口罩的广泛使用会带来广泛的益处”。受官方态度影响，英国多地发生当地民众歧视甚至攻击带口罩华人的事件。实际上，在生产出疫苗之前，戴口罩对切断病毒传播途径有重要作用。特别是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让普通人很难分辨自己或他人会不会传播病毒。口罩短缺是西方国家大力宣扬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的原因之一。例如，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在接受国会议员质询时曾表示，美国有3000万只N95医用口罩库存，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估计，美国需要3亿只口罩，缺口十分巨大。在一些疫情严重的地方，更是出现了医疗资源短缺和挤兑情况。某些西方国家在没有床位和呼吸机可供使用的情况下，甚至不得不放弃部分重症监护的病人。
第四，西方各国纷纷出台支持筛查救治、提振实体经济和稳定金融市场的政策。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生命健康、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都造成了严重冲击，后面两项又会极大影响抗疫救治的可持续能力。西方各国纷纷出台政策应对。例如，西班牙宣布了180亿欧元的刺激计划，用于支持小企业、自治区卫生服务和干预及旅游业扶持。德国批准了支持企业渡过财务困境的融资方案。美国国会先是提供83亿美元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又表示释放500亿美元资金帮助地方政府抗疫。美国财长和总统商议后，准备提出1.2万亿美元规模的刺激计划，以应对高失业率。此外，各国都非常重视疫苗和药品的研发，一些国家通过降息等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受疫情蔓延及国际油价“史诗级暴跌”等因素影响，欧美股市破纪录下跌和熔断，各国开始禁止卖空交易。
综观欧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其社会动员抗击疫情有以下特点。第一，有动员而无组织。官方对民众提出各种科学指导下的建议，但少有直入社区的基层组织迅速行动从事隔离监督和生活后援。第二，呼吁多而强制少。无论是居家隔离还是限制出行，很大程度依靠居民自律和诚信，而不是强制手段确保实施。第三，无论是开发药品疫苗还是刺激经济，都特别强调发挥私人部门的作用。七国集团（G7）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视频会议后的领导人声明提出，“与COVID-19大流行相关的当前挑战需要以科学和证据为基础，与民主价值观相一致，并利用私营企业的实力，采取强有力的国际协调方针”。
行为经济学中的助推理论认为有必要对决策环境加以设计减少选择者犯错，但其在西方抗击疫情中效果不佳
通常来说，骤然面临重大风险事件的冲击，纪律与秩序是相互协作形成集体行动合力把损失降到最低的重要条件。伦敦帝国理工学院COVID-19反应小组的研究也指出，没有超级强大的医疗体系（至少具备与快速扩散传播的病毒抢时间的快速筛查并隔离病患的能力），用拖延战略应对疫情可能并不可行，在能够实行严格管控的国家，有必要像中国、韩国那样实施遏阻战略。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12日在关于COVID-19的全国讲话中还特别强调，必须避开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两大陷阱，对外要坚持国际协调特别是欧盟层面的通力合作，对内要团结一致应对挑战，说“我们”而非总想着“我”，“把集体利益置于首位”。
西方社会尽管认识到了通过有力管控实现初期对病毒之遏阻的重要意义，并且中国、韩国等实践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现实中却没有办法实现。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划分为一个个相互之间较少流动的社区、街道或家庭（规模较小、便于相互监督提醒），再辅以特定的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严格的隔离，并提供对生活与生产的援助），在较短时间内克服了集体行动的难题，实现了遏阻病毒传播肆虐这一当前最具优先级的共同或集团利益，这是中韩等国的经验所在。欧美人数众多，封城也不能禁止民众内部流动，又不能使用强制手段，只能寄希望于“其他某些特殊手段”能让个人按照共同利益行事。例如由领导人发布科学证据支撑的形势严峻的信息，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引导其接受限制自由的建议等。
行为经济学中有一个助推理论（Nudge Theory），英国政府在出台其拖延战略时就听取了这方面的专家建议。行为经济学家同时也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政治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其《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一书中提出了符合所谓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的助推概念，即由选择设计者对民众自由选择的环境进行刻意的设计，用并非禁止某些选项或显著改变其经济激励的可以预见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帮助其作出使自己受益的选择。书中提到在机场小便池中雕刻苍蝇使得飞溅量下降了80%的例子。行为经济学家预见到了飞溅量下降这个有利的结果并提出设计方案，该设计并非用强制手段禁止飞溅，或者用奖金来鼓励避免飞溅，但最终达到了设计效果。类似这样的刻意设计，就在奥尔森所谓“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之列。彻底的自由主义如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米瑟斯认为自由其实意味着犯错误的自由，而助推理论则认为有必要对决策环境加以设计，减少或避免选择者犯错。
从预装的角度看，应用助推理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其效果可能因为病毒相关的患者生理预装条件的不确定性而打折扣
无论强制或是助推，考虑的都是环境约束。有效的选择还必须考虑选择的主体约束。对一般人来说，小便池的苍蝇设计可以减少飞溅，但若使用者是一个以苍蝇为图腾的部族，机场里经助推的厕所就可能有泛滥之灾。成功的助推必须对主体的禀赋、特性等约束有详细和准确的理解。在决策过程中，主体的属性很大程度是预装（Preassemble）的，就像电脑上的操作系统一样。这种预装已经对主体的选择行为构成了不容忽视的约束。
选择者或主体的预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理预装。例如，让人感觉到喜怒哀乐痛的生化机制，主要由神经、神经元、突触和各种生化物质（例如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等构成的复杂系统所决定的。这是人类在漫长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趋利避害、趋吉避凶的信号系统。愉悦与痛苦本来是提示人类趋吉避凶的信号或代理变量，但一些技术扭曲了愉悦与吉利之间的联系（例如通过毒品刺激多巴胺），人的自由意志就可能会受到生化机制的强制。套用米瑟斯的话，存在一些没人有自由去犯的错误。一切奖善罚恶的政策，都以生理预装为基础。
第二类是文化预装。这包括从胎教到成年期间所获得的语言、习俗等决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可以表达和沟通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所能带来的合作与竞争的水平及强度）受到语言的限制，正所谓“夏虫不可以语冰”。习俗则是社会默认的行为准则。宏观来看，这些因素决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比较稳定，有时候被总结为民族性。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民族性，他指出民族性格是一种持久的影响，用前后相距一百年且中间经过共产主义革命的冲击也不能改变俄国人“对命令的简单执行和坚持”，来说明民族性的不易改变。他所观察的美国人的个人主动、善于创造且随机应变，英国人的不重教条和讲求实际，德国人的纪律严格、一丝不苟但缺乏节制等民族性格，至今是理解这些国家文化预装的重要参考。
第三类是应激性预装。即经历外部冲击之后，通过反射（意识阀限之外）或反思而被固化的行为模式，是对生理预装和文化预装的调试，并在后续应对外部冲击时会发生作用。应激性预装的过程贯穿人的一生，对群体来说，如果外部冲击相同，则可能出现群体性的应激性预装。一些情况下，应激性预装是对文化预装的解释。美国学者魏特夫提出的“治水社会”，就可以看做这样例子。相近的自然环境下，人们对洪水这一外部冲击做出的兴办大型水利工程的回应，而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崇尚权威、强调科层制、推崇集体主义的民族行为模式。应激性预装的存在，意味着选择者主体约束并非一成不变。魏征曾直谏唐太宗，“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这意味着遭遇严重外部风险冲击的民众，其行为模式相比承平已久的来说更容易改变。
从预装的角度看，应用助推理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其效果可能因为病毒相关的患者生理预装条件的不确定性而打折扣。第一，助推是通过呼吁和引导促使民众采取居家隔离等行动，以拖延疫情的暴发，等到流感季节过去，可以更集中使用医疗资源应对新冠，但缺乏医疗支持的新冠病情是否会与流感叠加影响，造成更多轻症向重症和危重转变，存在不确定性。第二，助推希望错峰感染而在大部分人中间形成抗体以达成“群体免疫”的效果，但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所说，“冠状病毒并非一次感染终生免疫，现在还没有这种证据”，甚至痊愈后多长时间免疫也并不确定。如果免疫期短，可能出现错峰感染演变成持续震荡最后全面暴发的情况。在疫苗应用之前，严格管控和包括戴口罩、勤洗手在内的防护习惯就是防止病毒扩散的疫苗。
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导致国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面临诸多困境与限制
西方国家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不能一开始就像中韩等东亚国家那样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这与东西方文化预装的差异有关。尽管一些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应该怎样应对，并呼吁避免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陷阱，但长期推崇个人主义、疏离集体主义的文化预装，可能会让疫情初显下的强硬管控遭遇空前的社会反弹。意大利的一些监狱因为不许疫情期间的探视发生暴动，就是前述情况的缩影。随着疫情的不断发酵，接连而来的应激性预装会修正人的行为模式。如意大利是最早实施封城的西方大国。英国领导人一再强调政策出台的时机，也与助推理论需要等待选择者预装演化并提供合适的基础有关。现在，宵禁也摆上了美国总统的议事日程，并在新泽西州霍博肯市得到了实施。“愁苦则易化”的效果正在显现。
推崇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面对疫情同样需要团结。可以说，团结协作是应对疫情的有效方法。这种团结要成为一个社会的应激性预装，往往需要依靠击败强敌的预期来激励。凶恶的新冠病毒本身有可能提供这种激励。但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条件下，能否击败这个强敌存在不确定性，从而激励团结的效果有限。在一些人看来，为了内部的团结，需要树立一个也十分强大但可以战胜的敌人。美国一些政客热衷“花式甩锅”来妖魔化中国，显示了其将团结成本外部化的倾向。对此应高度警惕。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冠肺炎病毒对全球而言，是凶恶的敌人。我们一方面要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建立对抗敌人的统一阵线，以期最大限度避免敌人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也要对合作者中的退步因素加以及时的揭露和斗争，避免其对统一阵线造成损害，重中之重是在这个过程中壮大发展自己的力量，尽快成长起来。这种力量的汲取，不仅要在与敌人的斗争实践中实现，也要积极并善于从对合作者的学习交流中实现。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对敌人的凶恶性有任何的轻视，也不能对合作者的机会主义属性报以过多的幻想。
实际上，哪怕暂时没有疫苗和特效药，新冠肺炎疫情并非不可控。中韩等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为全世界的科学家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善于创造”的美国更应该珍惜时间和其他国家一起推进相关研究，为人类争取一个早日摆脱疫情阴影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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