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讲真话”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最低标准，对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我国仍然存在个别干部“不讲真话”的现象，亟需引起重视。观念作祟、环境制约、监督不足、保障不力、能力不够等是个别基层干部“难讲真话”的主要原因。对此，需要加强思想建设，让基层干部“想讲真话”；需要加强制度建设，让基层干部“能讲真话”；需要加强能力建设，让基层干部“会讲真话”；需要加强公众监督，让基层干部“必讲真话”。
【关键词】基层干部 “讲真话” “办实事”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在实践中，一些基层干部不讲真话有多种表现形式，既包括虚构成绩、掩盖问题的谎报、歪曲，也包括讲成绩时材料详实、讲问题时语焉不详的选择性表达。在一些地方，不讲真话甚至成为懂规矩、守规矩的主要表现，“真话”与“规矩”由此对立起来。这些“语言形式主义”现象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政治生态，也滋生出了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不良风气，亟需引起重视。
“讲真话”是“办实事”的“试金石”
从组织管理的视角来看，少数基层干部不讲真话反映了层级组织中信息自下而上传递时的“失真”问题。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政府组织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基层代理人与上级委托人的效益函数不一致，代理人的逐利动机会促使其利用信息优势向委托人隐瞒关键行为或传递虚假信息，影响委托人对真实情况的判断，以便从委托人那里获取更多绩效奖励以及逃避绩效惩罚，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超越单纯的信息维度，基层干部是否讲真话不仅关系到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递是否精准，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各项改革措施能否顺利实施。换句话说，“讲真话”与“办实事”紧密相连。
首先，“讲真话”是“办实事”的起点。1962年2月，周恩来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独具特色地阐发为四条方法论原则：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讲实情”之所以排在首位，是因为其并非止步于“讲”，而是需要通过“实招”来落实。同时，“办实事”是为了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比如，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要建立在把握真实信息、研判真实问题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落在“实效”上。只有基层干部敢讲真话，才能保证改革的措施有的放矢，所办之事确为“实事”。
其次，“讲真话”能够保证“办实事”不走偏。顶层设计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总目标，但也需要落实过程中的动态反馈调适机制来保证其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目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基层干部讲真话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必然要求。面对纷繁的社会事务、复杂的社会矛盾，“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因此，上级决策的“方向盘”需要反映基层真实情况的“真话”指引，从而确保改革始终行驶在“办实事”的正确轨道上。
最后，“讲真话”是“办实事”的“试金石”。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能否落到实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能否得到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能否真正提高，“实事”是否产生了“实效”……都需要来自基层的“真话”进行检验。政府绩效管理的相关研究指出，信息失真是困扰政府绩效评估的关键问题。防止信息失真是国内外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研究主题。“真话”是党和政府把握各项改革措施在基层是否产生预期效果的重要依据，是党员干部为民服务、为民办事的“测试器”。不仅如此，基层干部是否敢讲真话、能讲真话，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改革措施在基层的落实情况——“不敢讲”“不能讲”的背后很可能是实事没办成、群众不满意。
“不讲真话”现象的出现既有部分基层干部价值观错误的内在原因，也有部分基层干部所处环境的外部原因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讲真话”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最低标准。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讲真话”对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但即便如此，“不讲真话”现象仍然在基层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观念作祟，不愿讲真话。一些人将少数基层干部不讲真话的原因归结为“利益考量”。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来看，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更重要的是看基层干部优先考虑了哪些利益、抛弃了哪些利益。说到底，这仍然是人的思想问题、价值观问题。
一方面，个别基层干部把个人的、小团体的私利置于群众利益之前，通过“不讲真话”谋私利。“不讲真话”的表现之一是故意歪曲事实、编造谎言、掩盖真相，或是把没落实的政策说成落实了、把没实现的目标说成实现了、把没完成的任务说成完成了；或是把“有限的进步”说成“巨大的成就”、把“大量存在的问题”说成“个别的现象”；或是为了争取财政拨款或政策支持夸大自身需求。究其本质，都是在改革任务没有完成、改革目标没有实现、改革推进面临巨大困难时，优先考虑私利，向掌握切身利益的上级部门反映扭曲的甚至是虚假的信息，进而谋取利益、逃避惩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委托代理理论所描述的“道德风险”的生动表现。
另一方面，个别基层干部分不清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错把“不讲真话”当成成熟、懂事、情商高的表现。“忠言逆耳利于行”，真话能反映实际情况、暴露真实问题，但免不了让听者心生不悦。一些基层干部不是“胸中无真话”，而是抱有“老好人”的心态，认为讲真话特别是那些能够暴露问题、揭示困难的真话，不仅会得罪人，也会影响组织团结、妨碍工作开展。于是，“真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圆滑无毛病的废话、套话。从短期来看，这种心态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个人形象以及同事关系，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中所言：“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由此可见，“不讲真话”的风气如果蔓延开来，必将损害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环境制约，不敢讲真话。“不讲真话”现象的出现既有基层干部价值观错误的内在原因，也有基层干部所处环境的外部原因。可以说，制度的“硬环境”与风气的“软环境”共同阻碍了基层干部的发声。
一方面，制度体系对基层激励不足、惩戒有余，导致个别基层干部“不敢讲真话”。首先，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面对上级，基层承担了繁多的落实任务、沉重的考核压力；面对社会，各类矛盾的深度、广度、复杂度有增无减，各项改革措施在基层的执行难度越来越大。其次，容错免责制度虽有一定成效，但制度体系、操作办法尚不健全，使得个别基层干部“挫败感”大于“获得感”。当前，一些地方的制度体系仍然存在对基层干部罚多奖少的问题。少数基层干部如履薄冰，认为“讲真话”不仅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会让个人事业发展面临不必要的风险。由此，“不讲真话”乃至“讲假话”便成为个别基层干部认为的“明智之举”。
另一方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存在，“潜规则”“假规矩”阻碍了基层干部“讲真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存在是个别基层干部“难讲真话”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上级与基层之间不仅存在典型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更高层级委托人的“代理人”，上级往往兼具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特征——一方面要将更高层级委托人下达的任务目标加码传递给下一级代理人，另一方面要与下一级代理人建立共谋关系，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应对更高层级委托人的目标考核与绩效检查。上级与基层的共谋关系使得“不讲真话”不仅是部分基层干部出于个人立场的选择，更可能是服从上级指示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古文辑要》中“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的故事说明，“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由此可知，上级领导干部的态度对基层干部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上级领导干部没有发挥好“头雁效应”，犯了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错误，在一定范围内以个人喜恶、个人政绩等“假规矩”代替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真规矩”，不仅不能鼓励讲真话、说实情，更会以所谓的讲政治、讲规矩、讲纪律堵塞言路，进而出现“真话”与“规矩”对立的现象。
监督不足、保障不力、能力不够是少数基层干部“不讲真话”的重要原因
监督不足，不需要讲真话。“话”究竟真不真，不由言说者自证。监督不足，假话难以被发现，是个别基层干部“不讲真话”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在层级组织内部，上级与基层间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基层干部所言，不论是通过书面材料汇报给上级，还是通过面对面的座谈交流反映给上级，研判其真假均不容易。即便巡视、督查等制度安排建立的“信息旁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上级掌握了更多的基层真实情况，但由于上级的主要信息源仍是基层自身，基层干部是否“讲真话”在层级组织内部仍然难以验证。
另一方面，公众监督可以使上级通过多渠道的信息源比对来解决信息验证问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基层干部明确知晓自己所言要经受群众检验时，“不讲真话”的现象必然有所减少。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建设尚不完善，存在信息质量不高、信息公开不均衡、公开渠道单一等问题。此外，常态化的公众监督渠道也较少。基层干部向上级讲了什么，人民群众无从知晓；上级也难以及时通过有效途径验证基层干部所言是否为真。在内部监督难以对基层干部所言形成有效约束的同时，公众监督力度不足，使得“讲假话”更为容易。
保障不力，讲真话无用。部分基层干部并非最初就不爱讲真话，而是经历了从“讲真话”到“不讲真话”的转变。“真话”向“实事”转变的保障不力，“讲了也没用”，是部分基层干部初心渐失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部分上级决策“我行我素”，存在不接地气、脱离群众等问题。基层与人民群众打交道最多、接触最密切。基层干部“讲真话”能够准确反映实际情况、群众诉求，为上级决策提供真实信息。但如果上级决策总是“拍脑门”，不重视基层实践，不重视群众呼声，少数基层干部觉得真话“讲了也没用”，就会逐渐失去“讲真话”的热情。
另一方面，基层干部“讲真话”不仅是为了服务上级决策需求，也希望能够协调解决基层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面对基层遇到的困难，上级如果长期不重视、不解决，基层干部就会逐渐失去如实反映的动力。由此，“真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无奈与叹息。无疑，如果缺乏有力保障，基层和上级之间就会陷入“讲真话无用”的恶性循环。
能力不够，讲不出真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就是了解实际、掌握实情”。真话是建立在对实际情况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之上的，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因此，讲真话不仅需要正确的主观态度，更需要以扎实的调查研究能力为支撑。可以说，正是能力危机导致个别基层干部“不愿讲真话”“讲不出真话”。
一方面，调查能力不足导致少数基层干部无法系统把握实际情况。“求真”是学术研究和调查实践的共同要求。围绕如何把握“真相”、发现社会中存在的真实问题，国内外研究者开发出了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在内的各类社会调查方法。但不可否认，在“方法工具箱”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少数基层干部仍然通过看典型、开座谈、报材料的“老三样”来进行调查研究，缺乏对调研方法论的深刻把握。调查样本代表性差、信息源单一、缺乏多方求证等问题，使得获取的信息不真实、不全面、不深入。
另一方面，理性思维能力不足导致少数基层干部无法对实际情况作出深刻总结。在调查中获取的感性材料必须经过理性加工，才能实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基层干部需要有较强的理论功底以及辩证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道理很清楚，没有科学理论功底，不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就不能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就容易陷于盲目性、片面性、被动性，也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个别基层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没有建立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对社会形势和问题的判断或浮于表面，或容易受个人主观偏见或一些误导性信息的干扰，甚至犯主观主义以及教条主义错误。不明实情、不善思考，自然只能说一些“假、大、空、套”的话来敷衍应付。
多措并举，使基层干部“想讲真话”“能讲真话”“会讲真话”“必讲真话”
第一，加强思想建设，让基层干部“想讲真话”。思想引领行动。要想让基层干部“想讲真话”，就要加强基层干部的思想建设。一方面，基层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意识到“讲真话”对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顺利推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基层干部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强化担当作为，把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放在首位，使“讲真话”成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要想让基层干部“想讲真话”，还要注重上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因此，上级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不仅要有“听真话”的勇气和肚量，更要有“办实事”“求实效”的决心与意志，要致力于解决基层面临的实际问题，努力在基层形成“想讲真话”的良好风气。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让基层干部“能讲真话”。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基层干部“能讲真话”的重要保障。加强制度建设，首先要切实为基层干部“减负”。应减少不必要、不合理的考核问责，上级不搞好大喜功、层层加码，让基层干部拥有更为宽松的干事创业环境。其次要加强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的保护。要从制度层面赋予基层干部更多的“自主发言权”，减少上级对基层干部自由表达的干扰；要落实科学合理的容错免责制度，让基层干部没有后顾之忧。再次要突出选人用人机制的导向作用，重用“讲真话”“求实效”的基层干部。最后要加大对“不讲真话”干部的惩戒。只有让基层干部“不讲真话”、上级领导“不听真话”承担更大的违规成本，才能遏制假话、空话、套话盛行的不良风气。
第三，加强能力建设，让基层干部“会讲真话”。“真话”来自于科学有效的调查研究以及对调研结果的深入分析。让基层干部“会讲真话”，首先，应加强调查研究方法的学习训练，帮助基层干部掌握科学、系统、操作性强的调研方法，不断提升其调研能力，避免方法不当导致调研信息失真等问题。其次，应提升基层干部的思维能力，尤其要强化基层干部应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总结社会现象的能力，帮助其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规律，让“真话”不仅“真实”，更接近“真理”。最后，应创新基层干部的调研方法，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的专业性、客观性优势，挖掘社会调查、互联网舆情监测、大数据分析等多种信息源的综合作用，推动基层调研水平不断提高，使得基层干部“讲真话”的能力更强。
第四，加强公众监督，让基层干部“必讲真话”。促进基层干部“多讲真话”要加强公众监督，让“假话”无处遁形，让“真话”成为唯一的选择。公众监督是层级组织内部监督的重要补充。加强公众监督的本质是践行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检验基层干部所言所行是否求真、务实。加强公众监督，一方面要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贯彻“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深度，拓展信息公开渠道，提高信息公开质量，让基层干部的言行暴露在阳光下；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公众监督的渠道，增强公众监督意识，提高公众监督能力，让人民群众成为监督的主动参与者。
（作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山东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李烁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吕志雄 ：《讲真话才是讲规矩》，《河南日报》，2019年11月15日。
②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时报》，2015年5月28日。
③周志忍、徐艳晴 ：《政府绩效评估中博弈行为的防范之道：理论与国际经验》，《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6期。
④盛明科、刘叶：《政府绩效信息失真机制及规避路径研究——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⑤黄科、孔繁斌：《信息控制、道德风险与治理》，《理论探讨》，2016年第6期。
⑥萧仲文：《基层“难讲真话”是形式主义作祟》，《湖南日报》，2019年11月25日。
责编/孙渴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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