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既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生活遭遇有关，更离不开诗人的主观努力、在诗艺方面的不懈追求。他在诗歌中展现全方位的社会观察和思考，并始终保持创作激情，追求更完美的诗意表达，把生命托付给诗歌。
【关键词】杜甫 诗歌 诗圣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杜甫在诗歌史上被誉为“集大成者”，被后人称为诗圣。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引苏轼之言：“苏子瞻曰：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元代杨士奇说：“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为诗之圣者，其杜少陵乎？”（《杜律虞注序》）在唐代诗人中，李白和杜甫也常常被人们拿来对比：“供奉之诗仙，拾遗之诗圣。圣可学，仙不可学。”（王穉登《合刻李杜诗集序》）
杜甫何以成为诗圣
杜甫何以成为诗圣？为何能在诗歌创作中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历来人们无非从两方面对此加以说明。一方面就是诗人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生活遭遇。唐末孟棨曾提出著名的“诗史”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宋欧阳修在评价与他同时期的梅尧臣的诗歌创作时，曾提出“穷而后工”说：“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墓志铭》）他在提出此说时，很可能也想到了杜甫。他在诗中也曾歌咏：“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清代赵翼有一个说法也很有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元遗山集》）就这方面来说，梅尧臣、欧阳修、元好问等人无疑都是杜甫的知音，也是杜甫精神的继承者。
时代环境和个人生活遭遇，无疑是决定诗人成就的两个重要方面。不过，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解释何以某人成为诗圣。与杜甫相先后，还有一大批诗人，为什么只有杜甫选择了这样一条诗歌创作道路：“……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为什么在当时也只出现了一位杜甫这样的诗人？为什么在历史上的其他动乱时代，也有一些诗人活跃于诗坛，但很难与杜甫比肩？显而易见，还有一方面的因素也不能忽略，那就是诗人的主观努力，诗人对自身使命的认识，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心血。
就杜甫来说，他的主观努力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他的精神成长。在四十岁左右，在早期的人生理想破灭之后，由个人失意转而清醒面对社会现实，实现了内心的自我发现、人性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坚持儒家的道德理想，坚持诗歌的忧国忧民主题。另一方面就是他在诗艺方面的追求和达到的高度。杜甫对诗歌艺术的痴迷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他自己曾经反复言及：“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陶冶性灵在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偶题》）从这些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杜甫是从人的本性来说明自己对诗歌艺术的热爱，将诗歌创作视同自己的生命，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并提出很高的诗歌艺术追求的境界。有意思的是，他还特别将这种诗艺追求与自己的家学渊源联系起来，因为他的祖父杜审言就是著名诗人：“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赠蜀僧闾丘师兄》）
诗歌艺术渗入杜甫的生命，成为其陶冶性灵的手段和毕生的追求
人为什么需要诗歌？在杜甫的时代，对士人来说，可能是为了求取功名。“唐以诗赋取士”，写诗是士人入仕、社交的基本要求；也可能是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诗言志，诗缘情，诗歌在魏晋以后就是士人自我表达的最主要手段。除此之外，还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和道德要求。如杜甫称赞和他同时期的元结：“……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以及他的前辈陈子昂：“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拾遗故宅》）或者就如后来白居易所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杜甫的诗艺追求当然并不排斥以上方面，而是在综合以上几方面的基础上，进而让诗歌艺术渗入自己的生命，成为陶冶性灵的手段和毕生的追求。具体来看，在杜甫身上，这种追求又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诗人视野的扩展。从士人的个人生活和喜怒哀乐，扩展为全方位的社会观察和社会思考。杜甫身经唐代最重大的社会变动——安史之乱，通过诗歌创作真切记录了动乱的过程和各地、多方面的具体事件，自己和家人乃至民众在动乱中的遭遇和感受，可谓“书一代之事”。
杜甫的这种创作追求对其后很多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文人诗歌的发展方向。影响到中唐白居易等人，提出“唯歌生民病”的创作主张。以至其后历代文人，都会把社会题材纳入诗歌创作，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但在杜甫当时，在诗歌中涉及这种题材的诗人寥寥无几，更没有人像杜甫这样将这一创作追求贯穿始终。所以杜甫见到元结《舂陵行》等诗作，才会喜出望外，引为同调，不吝赞美之词。
杜甫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在动乱前已经完成了这种视野的转变，那时已经有一大批诗作记录唐玄宗天宝后期的社会变动，写出各种社会观感，并满怀同情地注目士人之外普通民众的生活困境：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有这样的创作作铺垫，所以我们后来再读到他的三吏、三别等作品，就一点不感到突兀。
二是持续的创作努力。诗人创作时间的持续，在创作上付出的不懈努力，对所追求的艺术目标的坚持，是与他取得的诗艺成就成正相关的。杜甫享年五十九岁（712-770），如果从二十岁开始算，那么他的诗歌创作持续了将近四十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坚持诗歌创作。
他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一诗，清代仇兆鳌注认为作于大历五年（770），是所谓“绝笔诗”。此说未必可靠。这首诗也可能是前一年作。但大历五年夏，诗人在避乱南下入衡州的旅途中，仍有《入衡州》《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等篇幅不短的诗作。
杜甫自乾元元年（759）外放华州司功参军，次年弃官西走。此后十年，一直在颠沛流离、旅途奔波之中，到过以下这些地方：华州→秦州→同谷→成都（→梓州、阆州）→忠州、云安→夔州→江陵、公安→岳阳、潭州（→衡州）。每到一处，杜甫和家人居止几月或数年，分别留下数十首乃至一、二百首诗作。他继承了以诗歌记述行旅的创作传统，并将这种传统发扬光大。由于诗人不只是旅行，而且在其中一些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其诗作内容除了描述各地风光外，还广泛涉及各地的社会状况、生活事件、历史变迁、风俗民情。这种出于无奈的旅行，以及窘迫的生活处境，同无所事事、相对安逸的生活相比，反而给诗人提供了丰富的诗材。
由于将这些内容引入诗歌创作，诗人每到一处都开拓出一个新的诗歌境界，令读者目不暇给。例如在夔州所作《火》诗，记述当地风俗：
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冻岚阴昈。罗落沸百泓，根源皆万古。青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风吹巨焰作，河棹腾烟柱。势欲焚昆仑，光弥焮洲渚。腥至燋长虵，声吼缠猛虎。神物已高飞，不见石与土。尔宁要谤讟，凭此近荧侮。薄关长吏忧，甚昧至精主。远迁谁扑灭，将恐及环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气如缕。
又如大历五年在湖南所作《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记述当地发生的叛乱：
愧为湖外客，看此戎马乱。中夜混黎甿，脱身亦奔窜。平生方寸心，反掌帐下难。呜呼杀贤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人特，没齿埋冰炭。耻以风病辞，胡然泊湘岸？入舟虽苦热，垢腻可溉灌。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中丞连帅职，封内权得按。身当问罪先，县实诸侯半。士卒既辑睦，启行促精悍。似闻上游兵，稍逼长沙馆。邻好彼克修，天机自明断。南图卷云水，北拱戴霄汉。美名光史臣，长策何壮观。驱驰数公子，咸愿同伐叛。声节哀有余，夫何激衰愞。偏裨表三上，卤莽同一贯。始谋谁其间，回首增愤惋……
杜甫在诗人中算不上长寿，但在古今诗人中，能像杜甫这样长期保持创作激情，从事高质量写作，并如此高产的诗人，并不多见。这当然与他的时代和特殊处境有关，但更离不开诗人的持续努力，始终保持写作热情。
三是内容拓展与诗艺的改进完美并重。杜甫对诗艺完美的追求是非常自觉的，始终在追求一种更高的诗歌境界，更完美的诗意表达。“语不惊人死不休”只是一个笼统的表示，在创作中还可以具体区分出语言表达、抒情方式、篇章结构等不同方面。
致力于某一诗体的成立和完善，使之走向成熟，对于诗人来说更具挑战意义。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为重要。中国古典诗体都是有一定体式的，不像现代诗歌有所谓自由体。诗体提供了创作得以完成的基本规范和形式，诗人在写作时必须考虑怎样满足诗体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才可进一步追求出新，实现突破。中国古典诗歌的各种诗体，就是这样经过历代诗人的不断努力，逐步发展成熟的。
唐代是各种诗体大备，臻于成熟的时期。其中有些就是在杜甫的时代、甚至就是在杜甫手中成熟完善的，比如七律。杜甫之前，初唐七律主要是应制体，缺少个人抒情，体式单一。进入盛唐开元时期，开始扩大到送别、登临、述怀等题材。
杜甫共写作七律150首（因标准不同，有学者统计为110馀首），另七言排律5首，在数量上超出于初盛唐其他诗人所作总和。内容在以个人抒情为主的基础上，广泛涉及各种社会题材，与诗人其他诗体的创作并驾齐驱，在写作时间上也延续了四十年。在体制上除有大量合于七律定型的作品外，还尝试一些变格（“吴体”、拗体）。艺术手法丰富多样，并形成了适合七律体式的一些特有的表达方式。佳作迭出，脍炙人口，历久弥新。如在夔州所作《登高》，被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胡应麟《诗薮》）：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七律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一种最有代表性、后来也最为普及的诗体，也有人说是一种最完美的诗体形式。可以说，如果没有杜甫的努力，很难预料七律诗体能否走向成熟，何时走向成熟。
除七律外，杜甫的五言长篇，包括古体和近体，作品很多，成就突出。尤其是其中的咏怀记事类作品，规模宏大，将记述社会变动与展现个人精神历程、思想发展两条线索结合为一体，具有自我剖析式（introspective）诗歌的特点。其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昔游》《壮游》（以上古体）《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以上近体）等。
与七律成为一种流行诗体不同，这种五言长篇后代很少有诗人尝试，有尝试者也不过写一两篇而已。缺少足够丰富的生活经历，或思考深度不够，谋篇布局的能力稍有不足，都难以完成这类咏怀记事类的长篇创作。
综上可见，杜甫之所以成为诗歌集大成者，成为一代诗圣，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有在他之前历代诗人、初盛唐诗人的成就作为基础，也离不开他个人的努力。他的努力程度和诗艺成就远远超过了一般诗人。而诗圣的产生，又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诗歌艺术成就的标志。它的产生，有某种必然性，又是不可预期的。在众声喧哗的当下，无论是新诗还是旧诗，我们是否还可期待出现杜甫这样的诗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要追问历史的原因，艺术的原因，无可否认，更要追问诗人本身。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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