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重大理论命题，是对新时代中国必须走全面、跨越发展道路的系统诠释，它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发挥着举旗定向的关键作用。多重现代性和新型现代化的出场语境，不仅使“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统一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发展之路，也使中国道路呈现显著的外溢效应，为具有相近历史记忆和正处欠发达社会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探索自身的现代文明提供了有益启发。
【关键词】“八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新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党的十九大的重大理论创新，“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不仅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整体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也以“中华民族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振兴”和“人类文明兴盛”的使命意识，清晰概括了中国新型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方略。因此，“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是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人类文明演进史的统一。我们既要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具体实际出发，融会贯通掌握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所规制的中国道路的鲜明个性，以实现中华民族全面的、跨越式的现代发展；也要基于世界历史的视野，把握“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作为后发国家发展方案的共性价值，为具有相近历史记忆和正处欠发达社会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探索自身的现代文明提供有益启发，从而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新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存在直接的可能性，也有着深刻的必然性。首先，国际结构变化及其呈现的多重现代性趋向，是孕育现代化道路的新契机。作为复合的历史概念，器物的科学化、秩序的民主化和精神的理性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毋庸置疑，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范式”始于西欧，并逐渐扩散到北美乃至世界。这种时序性与不平衡性不仅为“西方中心主义”提供了宗教之外的土壤，也塑造了欧美对建构科学、民主和理性的道路、理论、话语的垄断地位，使“欧美现代化模式”成为了影响其他民族、国家未来命运的因素之一。然而，无论是新兴国家跨越式发展所引起的全球制造业、市场中心的转移，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发言权的上升，这都意味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有资格、有能力、有机遇为自身发展争取更多话语权，更让这些国家破除现代化“先入为主”的外部迷思，构建进入发达阶段的自我版本成为可能。这种不可逆的世界多极化格局，触及国际力量对比的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催生了发展中国家探索和设计自身现代化道路的批判精神。
欧美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及其显露的发展赤字，是揭示现代化道路的依据。纵观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普鲁士铁血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诚然欧美各国通过开创性的现代化样板，实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极大改造和飞跃。不过，形成这种发展模式纵然离不开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聚拢社会变革力量（如先进科技、新兴阶级、制度创新、世界市场），但同样是地理环境、历史传统乃至宗教情感等特定因素的结果。更要看到，这种现代化道路是工具的、排他的、宰制的，是以资源的殖民掠夺和人的畸形发展为动力或表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欧美现代化模式依旧持有“拿来主义”，这不但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选择，而且是缺乏实践条件的主观臆想。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从俄罗斯“休克疗法”之后的动荡不安，到 “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乱象丛生，再到全球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的泛滥，欧美现代化方案所出现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失灵、现代制度推广的失效、现代社会治理的失序，终究说明其本身绝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面临致命性危机。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正是基于先发国家现代化的形式、质料、动力的教训，依靠内生性、体系性的价值主体、发展方向、理论话语和战略布局，开创适应本国历史进程和现实需要的现代化道路。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折射出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化。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性的不同，决定了文明的源起和演变的差异特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生动指出，“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现代化虽然是一个包罗宏富、 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可以从实存现象、制度秩序、价值观念、话语体系的不同标准加以理解，但归根到底是人类自新航路开辟以来的发展道路，是相对于“野蛮状态”的文明的应有之义。现代性意指处于发展前列的国家，在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领域的先进特征，但作为获致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绝没有一个模板，更不是一个套路。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路径，设定什么样的现代化目标，获取什么样的现代化动力，因各国的历史传统、现实机遇而不尽相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照搬西方模式，依附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来进行现代化发展，最终失去发展的自主性，或成为了他国的附庸，或步入了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近100年来，“北美模式”“苏联模式”“东亚模式”相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事实证明，这些现代化模式虽然因依附、封闭、僵化存在诸多发展缺陷，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欧美国家只是由传统到现代转向的先驱，而不是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唯一遵循，也就揭示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欧化、全球化不等于普世化的人类文明真谛。
以大历史观观察孙中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1978年改革开放掀起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伟大革命”，不难发现，中国近当代“三次革命战役”的主轴在于建设什么样的现代文明，如何建设现代文明。“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指导纲领，不是突如其来的。时代需要有个性、有代表的现代化道路，也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创自我认同的全面、跨越的现代文明。正是这一背景，构成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现实的出场语境，阐明了由此规制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进而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通。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统一是具有鲜明发展个性的新现代化之路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涵盖了发展阶段、发展矛盾、发展机制和发展实质等各方面的分析，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探索的经验积淀，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深刻转化的总体要求，蕴含着政党执政和文明演进的双重含义。可见，“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内生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统一凝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走全面的、跨域的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智慧，实则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有着个性鲜明的统领作用。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统一是有灵魂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内在灵魂和精神旗帜。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无论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旨归，还是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为内容的中国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一直融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原则、理念目标和实践方法与“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结合。而从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界定社会主义矛盾的变化，到坚决反对虚无主义、普世主义、封闭主义的颠覆性道路，再到以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增强党的建设和领导，更加凸显“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是党根据自身角色和历史方位的变化，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化的规律性认识，使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绽放真理性光芒。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统一是有方向的现代化之路。由现代文明所构成的“理想国”，既要传承和汲取过往的历史经验，也要破除和脱胎传统的路径依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一方面，“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展示了中国的新现代化之路不是颠覆性的社会改造，而是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连续叙事中，传承中华文明治世、贤能的价值追求，承载近代以来自立、自强、自觉的现代化诉求，遵循现代文明的中国本色和社会主义底色，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深刻涵义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伟大事业与伟大梦想的主轴，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也是沿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康庄大道的文明体系的重生，让中华民族为世界和谐永续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统一是有原则的现代化之路。“有原则”体现的是既不依附他国发展，也不是重蹈“左派”幼稚的空想主义，而是顺应时代潮流、扎根中国大地、体现人民意愿、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依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这样整个逻辑才成立。如果前提都不要了，就完全变成了实用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动摇、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一以贯之，时刻表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梁八柱”，集中体现为新时期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的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从主体原则看，“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把党的建设作为新时代的伟大工程，把党作为现代化道路的领航者和主心骨。从价值原则看，“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取向，使“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民理论、人民话语和人民战略，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从工作原则看，“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方位，体现了党从理论自觉到实践自觉的全方位思考。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更为强调“顶层设计”，依托“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城市与乡村、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提升战略定力和规划布局能力。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统一是有胸怀的现代化之路。只有比较，才能认知中国；只有比较，才不会走向盲目自信。中国的现代化是反思、修复和完善的过程，它既是指历史到现实的“吐故纳新”“新陈代谢”，也包括本土与外来的“相互传导”“固本强元”。“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是开放的、外向的、包容的，是基于世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创制。正因如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与欧美现代化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泾渭分明的同时，从未脱离时代脉搏和全球视野，而是在经贸联通、人员互通中淡化意识形态歧见，探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新型关系。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以文明交流互鉴的姿态，吸收和借鉴一切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汲取和参照他者现代化建设的正反经验；另一方面，从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减免贫困地区债务，到引导成立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根据自身发展能力，高扬国际精神和世界情怀，秉持正确义利观，勇于承担国际责任，使更多国家和地区搭乘中国和平发展的“顺风车”，共享中国开放的红利。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统一是具有外在示范效应的新现代化方案
以“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任何一种现代道路及其文明形态的生发，必然在原创和特殊中具有外溢意义。“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提出是以中国经验回应中国乃至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以中国方案解决中国乃至世界问题的标志性事件，具有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双重意蕴。正是在振兴科学社会主义、破除资本逻辑、变革社会治理、繁荣人类文明等层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呈现了示范效应。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统一为革新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新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致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创，各国共产党纷纷改旗易帜，新自由主义不断在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地理扩张，更有甚者发出马克思主义已然过时、资本主义必然胜利、社会主义败局已定的“历史终结论”。然而，改革开放在书写中国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彰显了党的历届领导集体矢志不渝坚持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民主法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责任与担当。正是在这一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所代表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宣告了“休克疗法”并非是医治传统社会主义病症的最优选项，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韧性。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统一为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开创了新范式。考察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世界历史，就会发现少数西方国家通过率先完成现代化，得以创立不平衡和垄断性质的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但在这一“核心与边陲”的不平等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时常忍受因生产链低端和周期性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发展的脆弱性。“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尤为强调国家的总体安全和人民的发展需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致力于去除资本逻辑带来的贫富分化、单向发展、经济危机等一系列负面清单，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利用资本和限制资本、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为解决困囿发展中国家的“结构依附”“中等收入陷阱”等发展难题提供了“坐标系”。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发展中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参考。当今世界，西方社会治理秉持消极自由主义理念，强调政府是一种“有限政府”，以寻求个人自由的最大私人空间。“有限政府”主张将政府限定为“守夜人”角色，而通过发展强大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来完成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治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主要困顿就在于社会治理面临严峻的矛盾扩散、资源分散和供需失衡的挑战，而社会动乱也是制约其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障碍。“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显性目标即是勾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线图”，探索出一条新的富有建设性和执行力的现代治理方案。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结构上突出党的主体力量，依据现实诉求推进国家机构的全面调整，确保社会变革的稳定性；在方式上基于“国家—地方”的立体、定期的战略规划，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的联动，实现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在内容上优先解决与人民生活需要紧密相关的公共问题，重在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无论是多元联动、协商共享、增量改革的总体方法，还是从中体现的系统思维、民生为本、问题意识的基本导向，都镌刻着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为人类设计出良序正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提供了中国主张。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实现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赋予了新内涵。毋庸置疑，现代化是具有共同价值话语的文明概念，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所展现的新时代的“中华文明体”，深刻揭示了现代文明的衍生因地域条件、人文积淀乃至民族性格的区隔而迥然不同。这种新的文明形态所作出的非凡贡献，并不是步西方模式或苏联模式的后尘，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强制性、无差别地输入“中国模式”，而是印证人类现代文明是多元的而不是普适的，表明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要基于主体的自觉意识，对自身文明有“自知之明”，实现本国文明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就能够内生出适应自我历史特点和现实境遇的现代文明。这种新的文明形态所带来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并不是以“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等形式剥夺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现代文明的自主权利，而是与世界人民一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达富有中华文明基因的“和合共生”的理想图景。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姚淳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为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BKS06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③吴海江、徐伟轩：《新时代的文明意义——中国正在开启一种新型文明》，《理论视野》，2018年第11期。
责编/贾娜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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