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交流、交往的维系纽带。“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终将形成一个跨越国家与民族的人类共同体，并需要相应的语言资源、语言知识、语言能力、语言技术、语言艺术、语言认同、语言使用等语言相关因素来维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的语言多达2000余种，其中仅官方语言就多达50余种。这种复杂多样的语言使用状况使得语言互通并非易事，相关各方需要合力做好语言互通，以便实现“一带一路，语言铺路”。
认清“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必要性、艰巨性及可行性之后，当下需要思考的是，它亟待解决的任务是什么？笔者认为，这项紧迫任务是各方如何合力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这里的语言应急，指的是对不同语言以及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不同使用域等之间沟通障碍的应急处置。它是一种“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与语言服务，即以与语言（包括文字）相关的各种因素来施行应急之事、服务应急之需。得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基于对当下形势的分析。众所周知，当前世界不确定性特征显著。它的表现就是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明显增多，各类风险的跨界性、关联性、传导性、叠加性等特点愈加突出。这无疑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共同应对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都少不了语言互通及其对应的语言应急服务，这样才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时能高效地“通心”“通事”。比如当前的疫情防控也需要语言应急服务，通过它来提高防控效率、普及防疫知识、加强舆情引导。事实也表明，离开强有力的语言应急翻译服务，方言不通、术语障碍、视听障碍、医学医疗专业外语翻译紧缺等问题会影响医患沟通等疫情防控工作的高效开展；离开多种语言手段的综合使用，会影响疫情防控信息的有效传播、防疫措施的广泛普及以及社会各界对防控工作的高度重视；离开语言大数据分析支撑，会影响疫情防控及舆情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上述认识，当下值得谋划各方如何合力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我们认为，这需要通过相应的语言应急体系和语言应急能力建设来实现。其中，前者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语言应急行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制度等主客体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后者是指前者运作的效能与力度。这两者构成类同于机体与机能的关系。从系统治理的视角看，这两者的提升都关涉诸多复杂因素，如何抓住一些能起到“纲举目张”效果的核心工作尤为关键。建议如下：
1.各方合力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共有机制。共有机制是多方力量形成的共同体中具有持续性和相互关联性的行动规则体系。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离不开一定的共有机制协调、运作和组织。一般来说，“一案三制”（即应急预案和应急管理体制、应急管理机制、应急管理法制）常常被视为针对某个（些）特定的突发事件应急任务开展工作的制度保障和程序指引，是应急制度体系的核心框架。因此，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共有机制的首要任务也是“一案三制”核心框架体系建设。
2.各方合力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合作组织。合作组织是开展多方事务的重要行为主体，具有协调、沟通、规范和管理、资源分配等诸多功能。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应急援助合作；但因参与国数量有限、相关法律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影响，至今仍未建立起成熟的全球语言应急专业合作组织。因此，当前有必要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合作组织，以便为突发事件处置提供及时、充分、高效的语言应急服务。以SOS救援中心为例，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机构，开通了28个报警中心，拥有多种语言能力的客户服务专员，具备80多种语言应急服务能力，能够提供迅速、专业的应急救援服务。
3.各方合力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联合行动。就应急工作而言，“防”是更首要、更急迫的任务，各方合力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联合行动，首先需要开展常态化的预警防控和宣传教育的联合演练。其次，当突发事件（尤其是严重性灾难事件）发生时，如何加强外来援助者和受援助者以及各方援助力量之间的联系纽带和沟通桥梁，在应急工作中尤其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共同组织成立后，应发挥各类语言应急服务人才的语言优势，快速建立情感信任，高效开展应急救援，快速形成行动合力。
4.各方合力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资源协同配置。协同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离不开人、财、物、技术等各方面资源的协同配置，这种跨国合作的价值本身也在于有利于通过优化资源协同配置来形成“1+1>2”的优势。首先，人力资源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最为宝贵的核心资源，如何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的人才资源协同配置是重中之重。其次，技术支撑在突发事件应急中至关重要，各方合力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的技术资源协同配置无疑有利于为语言应急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体系。譬如，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点就有利于对接起“一带一路”所涉及广大区域内分散的语言应急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有利于实现更加高效快捷的语言应急服务获取。
最后，我们还要认识到，各方合力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应急服务虽意义重大、亟待推进，但做好上述建议中任何一项核心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资源、契机及多方力量的磨合调试，因此，即便有滞后性、非完备性等表现也在所难免。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9年年度重点项目（ZDI135-8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
